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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为了化解冲突，获取安全感，他们甚至可以不惜压制内心的情感和思想，为了
树立自己理想化的道德形象，甚至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和由此带来的经济上的损失。
从实际情形来看，供养五保户老人这样的负担根本是难以承受的。当然我们不要忘
记，在他们的幻想中，道德确乎具有高于命运的力量；而且按照传统的观念，“孝
道”从来就被认为具有改变命数、换取好运的神奇作用。
为了印证上述看法，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文富的未婚妻玉秀是一个重情重义的
姑娘，但是其父嫌贫爱富，竟中途变卦，强迫她嫁给品行不端的包工头石太刚，婚
姻的不幸加之对文富的歉疚，使她陷入十分痛苦的境地。后来，文富在三弟文义的
耐心启发、开导之下，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和玉秀重新沟通了感情，并且下决心通
过法律的途径去争取自己的幸福。在这一场婚姻悲剧中，年轻人之间所表现出来的
对感情的忠实，对人的理解和信任令人感动，然而余忠老汉又是如何来对待玉秀的
呢？令文义、文富无法理解的是，父亲的态度竟然是决不原谅，决不宽恕。
这难道就是他那个质朴得可以接受很多欺骗，宽厚得可以承受很多不
该承受的负担，容纳很多不该容纳的坏人坏事，仁慈得见了比自己更不幸
的人就恨不得脱了裤子给别人穿的单纯的父亲吗？可是现在，”为了维护
自己脸上和家庭的一点点可怜的面子，他竟然对一个钟情于自己儿子的善
良、温柔、不幸的女人，难以容纳。竟然可以置亲生儿子的幸福于不顾，
固执得近于愚顽，并且说出了许多伤害别人的、如俗话所说：“牛都踩不
烂”的话，这又是多么可怕的、复杂的人性啊！
这表明，余忠老汉的善良、仁慈和宽厚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选择、有条件的。
下面再来看看与“生养”对称的情节：“死葬”。
乡干部陈民政死后，余忠老汉让三个儿子跟他一起去为死者送葬。儿子们心头
不愿意，老汉就教育他们说：“他这辈子虽然没办成啥大事，可也算是把心交给了
我们老百姓，我们不能做无情无义的人！”
描写祭奠的仪式场面只有很少的一点篇幅，却意外地具有一种催人泪下的效果。
父子四人一齐弯下腰，为陈民政磕起头来。
正磕头，忽然身后传来一阵啜泣。他们回头一看，原来是送葬的村民，
不知啥时候，在他们身后跪成了一片，一边跟着他们磕头，一边抽泣。父
子四人一见，鼻子一酸，也情不自禁地洒起了泪水。慢慢地，这抽泣蔓延
开来，不一时，竟变成了“嘤嘤”的恸哭声。这让人心碎的哭声久久地飘
扬在坟头上空，安慰着陈民政的灵魂。
这个场面之所以催人泪下，动人心魄，乃是情感的充分蓄积和情节汇聚酝酿所
形成的结果，是陈民政的悲剧命运和余忠老汉一家（以及乡里农民）一连串的不幸
遭遇对读者心灵的强大冲击。
陈民政何许人也？在余忠老汉的眼中，他是一个把心交给老百姓的人。他身患
重病，家徒四壁，长年在田间地头，四处奔走。结果是一辈子没有给农民办成什么
事，反而坑了农民，招来怨恨，到头来抱憾而终，死不瞑目。他也是一个受到命运
无端捉弄的人，在农民的不幸和他的悲剧之间形成了反讽式的缠绕。于是陈民政之
死在情节上造成了一个转折。因为在此之前，为了要写出接二连三的灾祸，就得让
余忠老汉挺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主人公没有丝毫的喘息之机，而读者则必须跟随
情节的推进，不断地去关注事件本身——它的发生、变化和结果，阅读过程一直处
于紧张、压抑的状态之中。陈民政之死既是进程的一个转折，又是一个暂时的中断
——就像激荡涌流的山溪，注满一池深潭，终至决口，宣泄而出。
因此从更深的层面来看，余忠老汉带着儿子们来给陈民政磕头，祭礼，不仅仅
表明他不是“无情无义的人”，作品也不仅仅是以此场面来表现他对别人的同情，
来描写他的善良，而且还有着深藏的内涵。送葬的祭礼，作为乡土社会中依然存留
的古老仪式，不过是一种隐秘的文本，而在仪式中活着的却是现实的生灵。通过这
个仪式，人们完成生与死的交接，实现生者与死者的对话。表达生者的诉求，聆听
死者在天之灵的允诺。
也即是说，余忠老汉祭奠死去的陈民政，不单寄托了他对亡灵的悼念和悲悯，
同时也是在表达自己的愿望。他在对死者的哀悼中，也在为自己不幸的命运而恸哭。
“嘤嘤”的哭声传达出来的是无助的悲苦。我们看见，在陈民政的新坟和农民的头
上，依然笼罩着挥不去的命运的阴影。
“生养”和“死葬”既是小说中的两个重要情节，也是刻画余忠老汉形象的关
键之处。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笔下的这个人物确实具有相当的深度，
他不仅写出了这个老农民性格的复杂性和心理的潜意识层面，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
了更具普遍性的人性真实。
2。乡干部陈民政
前文已有述及，陈民政在小说中似乎只是一个“配角”，着墨很少，却极具神
韵，给人留下十分难忘的印象。若以感人、动情的立刻感觉来评判作品对人物的塑
造，可以认为，陈民政称得上是《余忠老汉的儿女们》中刻画得最为成功的人物。
这个形象为什么能够达到如此感人的程度，产生出极具震撼力的艺术效果，我以为
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作品把人物放置于一种无奈而企望有为、但又终究无为的矛盾情境中，
既表现了人性的尊严和不屈的精神，又写出了人的局限、生命的脆弱和无力。
陈民政是一个在农村工作了几十年的基层干部，如果把他也算作一个“官”的
话，那他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末等官”了。作为一个天天和农民打交道的驻
村干部，他最了解农民的疾苦，真心实意地希望农民兄弟过上好的日子。另一方面，
作为上级指示的具体执行者，他又必须推行上级的一切主张。“末等官”的地位使
他没有自主的权力，只有贯彻和执行的使命。对上面的错误决策、工作上的失误乃
至官僚主义的瞎指挥，从道理上讲，他没有承担的责任。但是计划失败，事情没办
好，他又不能不对农民心怀歉疚。他的处境使他直接面对农民，对农民的不幸遭遇
感同身受，格外加剧了他内心的痛苦。可以说，他一辈子都是在这种两难、无奈的
处境中度过的，他的人生轨迹就像是绕着一个怪圈兜圈子：他愈是同情农民，就愈
是希望把工作做好；可是他愈是卖力，事情反而弄得愈加糟糕。作品以一个反讽的
视角来观察世界，在行动者、行为和苦难的后果这三者的循环关系中揭示了人物命
运的悲剧性质。这三者的关系正是表现为：
一个人物只有因为自己的所做所为而受苦时，才是悲剧人物；一个行
为只有把痛苦加在这个行动者身上，才是悲剧行为；一种苦难只有来自这
位受难者本人的行为时才是悲剧苦难。
——引自周发祥著《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第49页
因此我们看到，陈民政这个形象既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农村现实中复杂而深刻
的矛盾，表现出很强的时代感和历史感，同时又写出了一种深沉的人生况味，尤其
难得的是写出一种命运感。在《余忠老汉的儿女们》中，众多的人物共同构筑了作
品的命运主题，而陈民政却是将这一场命运悲剧演绎得最为精采的角色。
所谓命运感，是指一种阅读心理体验，它不是认同于宿命的力量，不是在命运
面前的无可奈何，而是在荒诞无情的命运中引发出对于生命悲剧的自觉意识和思考，
在对命运的感悟中获得精神的净化。
平常我们所谓的“人物命运”，其实只是“人物经历”的一种习惯说法，要写
出人生的命运感，通过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写出命运悲剧的那一份独特的意蕴，并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二，陈民政这个形象的成功塑造与作者切身的生活体验和长时间在艺术上的
积累密切相关。
贺享雍一直生活在农村，并且担任过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对陈民政这类人的
处境非常熟悉，对他们的内心世界感同身受、息息相通。在贺享雍的自传材料中，
有这样一段话，不妨抄在这里：
1989年5月，在组织的关怀下，我由端泥饭碗的乡文化干事，提拔为家
乡的乡党委副书记，这是我当“官”生涯的开始。我和我的同事们一面对
老百姓干些催粮催款，刮宫引产，无可奈何又不得不干的活儿，一面又给
父老乡亲干些实事，在乡亲们的怨恨中不断增厚对那片土地的血肉联系。
没有亲身经历，讲不出这样的话，同样，没有深切的体验，也写不出陈民政这
样的人物。
其次，如前所述，在《余忠老汉的儿女们》动笔以前，贺享雍在其短篇小说创
作中，已经写出一系列的“末等官”，陈民政这个人物可以说是上述形象的综合，
是艺术上不断积聚的结晶。贺享雍在刻画这个人物时，看似写得毫不用力，着墨很
少，并不刻意而为，其实是厚积薄发、长期孕育的结果，这一点，是可以给我们以
启示的。
3。余家老大文忠
余忠老汉的大儿子文忠是一个老实而又软弱的人。与精明强悍的三弟文义相比，
他显得又愚笨、又胆小；与性格相似的二弟文富相比，他又多了几分自以为是，少
了几分自知之明。他总是不幸运，处处触霉头，真是“尴尬人难免尴尬事”，脱不
了丢脸、受辱的份儿。这些都与他两面矛盾的性格有关，既自尊、又自卑，既胆小
怕事，又死要面子。因为自卑，他在当官的面前不自觉地就会产生敬畏，甚至巴结
的心理；因为自尊，以致他时时处处想显示男子汉的气魄，让人瞧得起自己。
作品中多次写到文忠的这种“两面派”的做法，兹举一例，以见其一斑。
乡里施行“一青二白”工程（“青”指种麻，“白”是养蚕），规定农民必须
限时拔掉地里的豆苗，以便栽桑种麻。文忠虽然心疼庄稼，但在刘乡长当众逼迫下，
只得忍气吞声，动手拔苗。然而，等到刘乡长刚刚走过地头，他就开始气愤地骂起
来：“拔！我给你拔个球！龟儿子些，吃人饭；屙狗屎，尽干些不是人干的事！”
这是文忠惯常的要面子，谁知却让刘乡长听到了，于是被强行带到乡政府，除了做
出检讨不说，还录音播放，使他的自尊心受到打击。要不是父亲开导，他简直活不
下去了。
作为一个深受环境挤压的小人物，比起文义，他的性格中却有着更多的人性真
实，表现出道德上的尊严。作品在表面喜剧式的嘲讽中，其实带着契河夫的苦涩和
鲁迅的凝重，并且在全书命运主题的意蕴中，添上了一层性格悲剧的成份，使得小
说的“命运交响”更显丰富。
4。余家老三余文义
在所有的人物中，唯一只有他能够摆脱命运的网络，而不受其羁扼制约。他慧
根深植，心如明镜，一上来看清了局势。他遇事敢做敢为，有胆有识，无往而不利。
是他帮助二哥文富重新寻回失落的爱情；也是他巧妙周旋，将小妹文英从绝望的情
欲渊薮中救出；他可以打赢完全打不赢的官司，为乡里乡亲讨回公道；也能在险恶
的南方之旅的壮游中凯旋，不仅学道有成，收获了创办乡镇企业的资金，而且带回
了一个贤慧美丽的姑娘。这就是余文义的故事，一篇现代乡土的英雄罗曼司。
但是，作为浪漫传奇的英雄主角，文义的形象定位却与小说通篇的写实笔法不
相融洽，不仅显出风格上的混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命运主题的悲剧性质。
如果我们把余文义看作一个当代农村的“新人”形象，那么，其实他也是一个
梁生宝式的现代性英雄的后继者。四十年的时间差和某些社会条件的不同并不足以
隔断二者之间的联系，因为他们的共通性是建立在传统和现代矛盾这一更大的尺度
上的。
本来，本文的故事应该更多地在村社家庭的内部展开，在“父与子”的冲突中
演绎和发展，但是由于小说淡化和减弱了“父亲”与“儿子”在诸如生活方式、道
德以及情感等方面的矛盾，因此造成了人物性格的理想化和主人公形象的移位。在
某种意义上，这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