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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用博尔赫斯的幻想美学来对这种“文学”进行包装，用以混淆“幻想美学”的文学属性。确实，幻想与现实是文学不可或缺的两个基点，但我要提醒一下，博尔赫斯的幻想与空灵是以超越的姿态俯视这个社会，他总是对过去充满怀疑，对过去进行假设，再进行延伸。个中涉及到自身对现实的超脱性以及思维上的哲学性，是以各种玄学、唯心论、形而上学的文本为基础的，由幻想的哲学性质达到现实的理性思索。而如张悦然的写作方式，我想没有人会认为她具备其中的任何一点因素，纯粹是为脱离而脱离，以求置身于一个如莫言所评价的“耽于幻想的禀赋与忧伤的气质，浪漫而神秘，婉约而典雅”的文本环境。当脱离缺乏高度与必然的延续性，这种脱离就成了虚伪的假象。自然，以博尔赫斯的水准来要求张悦然是不切实际的并且带有邪恶的“推翻论”，这不是我的目的，我所要说的，是不要以“幻想美学”的文学本质去看张悦然与“文学非原生态”毫无瓜葛的写作。
莫言为《樱桃之远》所做的序言中如是评价：“在故事的框架上，可以看到西方艺术电影、港台言情小说、世界经典童话等的影响。在小说形象和场景上，可以看到日本动漫的清峻脱俗，简约纯粹；可以看到西方油画浓烈的色彩与雅静的光晕；时尚服饰的新潮的朴素与自由的品位；芭蕾舞优雅的造型和哥特式建筑惊悚的矗立。在小说语言上，她有流行歌曲的贴近和煽情，诗歌的意境和简洁，电影经典对白悠长的意蕴和广阔的心灵空间。”从中不难看出莫言的苦心孤诣，本着对少年作家的关照，不忍直接说明小说的时尚杂烩属性与内容的空洞，通过一些机械的华丽辞藻随随便便不知所云地套上了一个“也许”性的文学链接——“尽管缺一些社会性的宽泛，但也许更加贴近文学的方式。”如果文学的方式是扯虎皮理论为冠冕，借文过饰非的浪漫主义为手段，而缺乏实际上的文学性与逻辑延续性（哪怕是颠倒的），只能沉耽于自恋情绪中，那这样的文学方式，不要也罢。《诗与玄学》中说：“文学即游戏，尽管是一种严肃的游戏。”是的，文学即使是场游戏，那也是严肃的游戏，绝不是虚妄的游戏。
然而如张悦然这种虚妄的游戏不仅仅是突出内心的莫名其妙与无端忧伤，甚至以唯美化的内心式描叙来淡化了暴力与邪恶的概念，放弃了小说的现实指向与思维上的是非准则。文学的辩证法则在张的小说中成了缺了胳膊又少腿，只有“内心”之辩，没有“内心”之证。所有的一切一切，都成了依附于“内心描叙”而存在，只有你看到的表象，却找不到你所要思索的东西，虚无飘渺的让你根本找不到思想的着力点。——杜宛宛把段小沐从秋千上推了下去，段小沐成了跛子。这是《樱桃之远》中的一个情节，但在张悦然的小说中你看不到少年的恶毒，青春的残酷。你若是想要从中找到文学性的指向与归属，那是不可能的。用两个女孩子的心灵相通，抹杀了文学的现实意义与思考意义。只见其表、不见内涵的内心扩张化的“美丽”语句，将一个人的梦呓推到了一个极致，于是小说就成了隐藏在美丽语言下的“谎言”。可以说，《樱桃之远》中是没有人物的，唯一的人物只有张悦然“内心的臆想”，而这种臆想忽略了小说人物的个体存在，看似在细节上恢弘悠远，实则言之无物。这样的小说如同心情日记，却虚妄地通过内心扩张强制性的将人物与情节在臆测中淡化掉，用所谓的“独特小说语言”制造了一个罔顾小说文学性与哲学性的“内心市场”。柏拉图信奉“城邦”的永恒性，这是乌托邦下的一种生活目标，是一种信仰的体现，小说可以是“习常”下的“异常”，却不可能是信仰的“异常”，更不是一个伪乌托邦语言霸权下的“市场”。
既然说到小说语言，不妨再来侧重讲一下张悦然小说语言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受到了不少人包括莫言在内的大力鼓吹与青睐，这未免有些惹人发笑。小说语言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叙事，而张悦然无论是《樱桃之远》还是《葵花走失在1890》的语言主要目的都不是为了叙事，是半个安妮宝贝式的，是为了突出所谓“忧伤”与“柔软”的内心，与她的小说性质一样，不求根本，只求“内心”。于是意境有了，小说也变成了少女情怀日渐“忧伤”的抒情长诗。之所以说她是半个安妮宝贝式，是因为安妮宝贝还没有虚妄到如此程度，至少安妮的小说语言还是可以容忍的；安妮后期的小说，能看出她对自己小说的叙事性所作出的努力弥补，至少看上去还像个小说。不得不承认，张悦然的写法还是能够迎合时下学校里那些“主流”照顾下的青少年的阅读能力与浪漫想像的，能获得更好的“卖相”。可是，这种语言跟小说有多大关系？我想，即使是诗歌，也不会承认这种语言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张悦然所谓的“诗化”小说语言，首先并不具备文学的哲学性，又不顾及言语在小说中的实用性，摈弃了它的主要叙事作用，丢掉了小说这样一个大前提，那这些语言在小说中的存在还有多大的必要？一些小说家的“诗化”语言，是为了以语言的哲学意味加强小说叙事，离开了叙事，这些所谓的“诗化”语言，充其量只是一些与小说毫不相干的长短句。但我又不得不对张悦然的小说语言表示一定程度上的理解，恐怕她跟我写这篇评论的想法一样，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凑字数，使之成为作者想像中的某个像模像样的东西：评论或者小说。
这种“不完全”脱离现实而进行的妄想与模仿，构筑了“新概念”作者的写作方式，当这样的写作在青少年中成为了主流，不得不说这是一种“主旋律”下的悲哀。给青少年读者形成意识上的认同表象，这种基于自恋、自私的认同感，显然是不可靠的，结果就是使人对这个社会的思考失聪、失明，沦落到内心意识至上的境地。唯心论，显然是需要承载能力与思想的，而这些青少年读者，他们又是否具备？当然，不能籍此说张悦然这些少年作家病了，有时候，内因往往是通过外因在起作用。当整个社会都病了，当整个社会都开始趋利避害
的时候，张悦然这些少年作家在写作上的“趋利避害”就再“正常”不过了，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当现实性的“趋利避害”影响这些早熟少年作家在“内心写作”上的“趋利避害”，再由此传导给他们那些年龄层相对固定的青少年读者，会不会形成一个从“现实”到“内心”再回归到“现实”的恶性循环？青少年的成长是无法抗拒的，同样，这个担忧也无法抗拒，或许将这个群体性想像加诸于个体意识有些杞人忧天，但那些张悦然与郭敬明的青少年读者“追星”式的狂热，让人不得不对他们的个体意识会否迷失在“群体无意识”里而产生疑惑。
张爱玲肯定没想到自己当年的一句“出名要趁早”会给若干年后的少年作家带来如此大的理论支持，更不会想到若干年后会形成如此庞大的商业文学风潮。我不知道七岁就开始学写小说的张爱玲看到“新概念”作家的作品会有什么指导性理论，但我觉得她有必要补上“出名要趁早”的下一句：“赚钱要赶晚。”当张悦然跟郭敬明式的“文学”成为青少年读者的主体文学概念的时候，商业对文学的摧残就会体现出来了，当病态的商业文学左右了文学思潮的方向，那离文学的没落也为期不远了。
然而是张悦然并没有意识到其写作方式给文学来的灾难。在这一点上，她甚至不如郭敬明坦然地公告自己对文学的消极态度来得干脆。反而正是“给点阳光就灿烂”，当“新概念作家”、“玉女作家”、“80后作家”这些商业炒作下的头衔集于张悦然一身的时候，张悦然也开始飘飘然起来。她觉得自己的写作已经很成熟了，已经不再是小打小闹了。于是她要像小日本“脱亚入欧”开始思忖起自己的身份了。然而，令人又“必然”的是，她首先去做的却是与几个头衔中最符合她实际写作身份的“80后作家”划清界限，急切的发出了“我不写校园文学、不写青春文学”的声音，试图将自己和其他“80后”作家区别开来。在这些崭露头角的少年作家看来，“80后作家”无疑成了一个平庸的代名词，当“80后”不能吸引眼球与产生实质帮助的时候，这个群体的庞大性与基础性无疑有违于她们的“塔尖”身份，所以都欲离之而后快。当然，《我们，我们——80后的盛宴》这本书的首发式，“张悦然们”还是要适当地去参加一下的。这让我对“张悦然们”凌空写作的趋利性有了进一步认识，对于“张悦然们”来说，“新概念作家”的受众固定性，“玉女作家”的眼球吸引性，是有迫切需要的，是在短时间内无法脱离的，那就必须适当保留一下。说到这里，必须得提一下“80后作家”中的李傻傻，他也曾发出“我要终结80后”的呼声，这与张悦然的呼声是可以有比较之处的，那是在80后的年龄基础上预告“80后作家”与传统作家一争长短时代的到来，展示自身并不需要依靠“80后作家”的名目来经营自己的文学理想，以求一种与商业炒作性质的脱离，还自身一个以实力说话的背景。前者是有选择性的逃离现实，后者是在实际境遇中前进，再将其与他们各自的写作属性结合起来看，孰优孰劣一目了然。这些在“新概念”庇护下的“空中”作家，跟他们的小说一样“趋利避害”，以目的的可达到性为基准，逃离实际，营建个人的“空中楼阁”，如果这不是他们的错，那就是“新概念”这个体制大锅的错，煮出了一大锅看似内心化实则世俗化的自恋与虚无。
结尾处，容我以张悦然式的小说语言来作为全文的终结：悦然、悦然，你为什么还不睡，你是来检阅我们对文学的忧伤吗？
是你来检阅小资的忧伤吗？
（一）
叙事的虚弱无力和深层思考的缺乏，正是张悦然作品的两大病症。而所谓实力派与偶像派之争，则更证明了张的尴尬：她有华丽流畅的文字，却内容匮乏；她出书如出唱片，却没有一本能给人留下深刻一点的印象。
此人的头衔一大堆，在街上远远望去只看到其身旁乌烟瘴气却见不到一张完整的脸。诸如：最富才情的女作家、最受欢迎的女作家、新生代青春派作家，等等。也许多年以后的某天我从床下掏出一本发霉的书时，才会记得自己曾经看过一个叫张悦然的女子写的书，但此刻她的书并没有发霉而且还散发着阵阵香气，以致我路过的每个书店都会飘出一股令人作呕的味道，犹如某个花枝招展的女人站在路口摆POSE。以前还很迷茫这是种什么味道，在看了安妮宝贝的书后才知道那个一直让我头疼不已的味道名叫：小资。
其实小资文学也没什么不好。他们在自己的小角落里书写着各种富有情调的文字，讲自己的虚幻故事和虚幻愿望。这也没有什么过错，但张悦然有一天突然不愿意起来了，这个1980年出生的女人面对媒体发出愤怒的叫喊：我不写校园文学，不写青春文学。单纯做一个小资女人倒也算了。一个很经典的例子是：在原来她上学的高中，也就是实验中学门口，当年如果你想见张悦然那是很简单的事，放学的时候站在门口，看见唯一一个不穿校服浑身红绿搭配从头到脚都是饰品的那就是小张同学了。从这点就可以看出这个女人的心态了，一个把注意点放在打扮上的女人，她的文字必定也会也是俗气的，至少会很商业化。从她的文字我们也确实感觉到了五颜六色的渲染，和春树不同的是，张悦然写的文字在中国大把大把的有，随便在街上抓一个时尚少女教点基础的文法，也不会输给她；而春树的价值在于她所写的是如此真实和大胆，没有矫揉做作的成分，她展现给我们看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性世界。
张悦然的文字其实正是网络文学的典范，而且文字非常个人化，很多《萌芽》的写手也具备同样的素质去成为一个又一个张悦然。他们之所以很少出现在媒体上，只能怪市场的不良运作，一个人的冒尖除了靠媒体托起外，很难在第一时间得到大众的承认。所以那些自命不凡的少年写手说穿了就是媒体或某个领域的传话筒，省略了“工具”以免打击一大片。
要征服某些事物首先得自身过硬，很多人迷恋她的文字，说她的小说能产生如诗如画的
效果，堪称中国的玛格丽特·杜拉斯。这就让人不免要对那些如此痴迷的朋友感叹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