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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巷里，只有你们周家是好人！怪不得阿杏——”
说到这里，胡王氏竟呜咽梗塞，说不下去。周炳不明白什么缘由，只顾安慰她道：“胡大妈，伤心什么呢？什么事情都会好起来的！我当了这个先生，心里可实在是不乐意呢！我一点也没有想过自己要出人头地，我只想着怎样才能叫大家一道来享福！当这教员，在我还是逼不得已的呢。——可是说到你们，别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倒恰恰相反，是时时刻刻地想念着，日日夜夜地惦记着的呢！倘若不是想念着大家，惦记着大家，我作兴一辈子留在上海，穿了洋服，坐了洋车，住了洋房，吃了洋饭，当了洋奴，光光滑滑的，肥肥胖胖的，漂漂亮亮的，永远不回到这广东地面，永远不把自己当做中国人了！饭都凉了，快吃吧。吃了，慢慢细谈。”
周炳说完了，就坐在胡家兄弟共睡的木板床上，瞧着他们一家人吃饭。趁这空档，他悄悄地四面张望了一下，只见这里一堆破布，那里一堆断绳，农具不是缺了口的，就是脱了榫的，桌、椅、板凳，不是穿了洞的，就是折了腿的，竟没有一样光鲜完好的东西。不禁暗暗地替他们担心。他想，要是去年的革命成了功，土地收归国有，他们的地租就可以免掉，他们的光景也不会败坏到这般田地。胡王氏先吃完了，看见周炳坐着发呆，就说：“阿炳，你仔细看一看，这里连一件象样子的东西都没有了。大家活着，都不知道怎么活过来的呢！”周炳说，“你们五个人，就是五个干活的人手，怎么还遮盖不过来？”这句话挑起了她的忧愁，她就象编年史家一样，从周炳离开震南村那年起，年复一年地排着班儿，向周炳诉起苦来。……周炳一面无限同情地听着，一面就深深地思索起来，不知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他们脱离这困苦的境地。他在胡王氏偶然歇口气的一瞬间，举头四望，只见屋顶墙壁，全是一片黑色。他隐约看得出来，屋梁上挂着许多东西，墙壁上也满满地挂着东西，只是年年月月地叫柴烟熏着，竟是遍体黜黑，不能辨认。他想起在上海金鑫里三号聚会的那些精神抖擞的女慈善家们，又不到这胡家来亲自见见世面，真令人哑然失笑。后来胡王氏讲得多了，胡源就打断她道：“够了。又不是什么得意的东西，你尽倒翻那本陈年烂账干么？洗碗去吧！”胡柳、胡树、胡松也纷纷开言，要周炳讲一讲这八年的经历，于是周炳也象编年史家一样，从自己离开震南村那年起，一年复一年地排着班儿，把所有的遭遇都一件不漏地，毫无隐瞒也毫无修饰地告诉了这些知心朋友。大家都坐在矮凳子上，仰起脸，张大着嘴巴，听得入了迷。胡松年纪小，顶爱插嘴问这、问那，大家就一次又一次地制止他。胡树不停地拿手搓着自己的耳朵。胡柳时常忍不住发出低声的叫唤。胡源一根生切烟接着一根生切烟地抽着。胡王氏开头还一面洗碗，一面听，后来就索性撂开碗盏，把两手笼在又破又硬的棉袄袖子里，一心一意地听起来。听到周炳离开剪刀铺子，重新上了学堂，大家就替他高兴；听到区桃在沙基惨案当中英勇殉国，大家就嗟叹惋惜，肃然起敬；听到李民魁、张子豪、陈文雄、何守仁这些人违反盟誓，破坏罢工，出卖朋友，背叛革命，大家就嘴里呸，鼻里嗤，摇头顿脚，咒骂不停；听到国民党实行反革命政变，投降帝国主义，大批屠杀工人、农民和革命青年，大家就咬牙切齿，义愤填膺；听到广州起义成功，夺取了政权，宣布了政纲，成立了广东工农民主政府，大家就昂扬振奋，痛快淋漓；听到广州起义失败，许多英雄烈士轰轰烈烈地拼头颅，洒热血，最后是死的死，逃的逃，分离失散，大家就低头掩面，悲痛万分。那胡柳一时感情难忍，竟呜呜咽咽地哭出声来。后来听到周炳在上海碰到麦荣大叔，又遭到敌人的迫害，竟是可望不可即，可见不可亲，胡柳替周炳着急，又噢噢地哭了起来，一直到听到周炳在上海北四川路余庆坊干了一桩痛快的事儿，惩罚了那个包打听，救走了金端同志，这才转悲为喜，带着眼泪笑起来了。周炳讲完了，大家还在凝神深思，胡源忽然沙着嗓子开言道：
“这才是些穿州过府，闯大事儿的英雄好汉！我们窝囊一辈子，做梦也想不到这些事儿呢！——可你们也别当是好要的，闹得不好，吃饭的家伙就没有了；你们刚才听见阿炳讲的那些话，听了就算了，千万不能泄漏一言半语！一不小心泄漏出去，可知道阿炳的性命就难保！咱们村西‘蛇冈’脚下，就有那么一间公安稽查站，他们专干的这种营生！阿炳既把我们当做自己人，我们也一定要保住他的平安。这一层，你们都想到了没有？”
大家都说知道了。往后，又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
胡王氏问陈文英后来怎样了，胡柳问陈文婷后来怎样了，胡松却追问李民天后来还革命不革命，到底是胡树心地深沉，他只要求周炳把张太雷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所宣布的政纲，一条一条地解释给他听。这样，一直谈到四更天，鸡叫了三遍，大家才依依不舍地分了手。周炳一个人，心情酣畅地穿过寂静的、深蓝色的村庄，梯梯他他地走回学校，连沿途的狗吠声都没有听见。
第二天早上，林开泰在校务室里碰见了周炳。他已经知道周炳昨天晚上到何五爷家的佃户胡源家里去，直到四更天过后才回来，只是摸不清他去干些什么事儿。他想问周炳，碍于早先已经有了“绅士协定”，又不好问得，只是眯起眼睛，耸起肩膀，不怀好意地对周炳奸笑。同事中有个叫做华大维的年轻人，今年二十二岁，英文原名“大维·华盛顿”，字“士玛”，号“摩登”的，走到周炳身边，做了一个美国西部的“牛仔”手势，说：“好天堂！你真是好运道！胡家的‘黑牡丹’，我敢赌我的头，是这荒村中‘爱’字第一号的天生尤物！”周炳脸颊微红，正色回答道：“华君，你、我都是为人师表，放尊重些来！”旁边还有另外一位同事，叫做丁猷的，今年已经四十岁，是本校资格最老的一位教员，又是一位悲观主义者，当时听了他们的对话，就先在鼻子里哼了一声，然后笑着说：“真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说世风日下，就是世风日下！”谈笑已毕，各人散开，分头上课。周炳是新来的教员，要到第三天才分班上课，因此就走出校门，信步闲串。在这样的学校环境之中，周炳是连一分钟也不愿多呆的。后来他虽然正式上了课，但一下课之后，他仍然在村里、村外，到处游逛。有时在村南的大帽冈上，时隐时现地盘桓一个早晨；有时在村东的小帽冈上，寻幽探奇地流连一个黄昏；有时整整一个前晌，他坐在村北的大堤围上，望着滚滚的东沙江出神；有时整整一个后晌，他在村西的犁冬田里穿来穿去地走着，跟所有他认识的耕家谈家常话。大家都以为他喜欢游山玩水，也不知道他心里还搁着多少事儿。这样，一过又过了两个多月，已经到了一千九百二十九年的春天了。
周炳对着那万物萌动的春天说：“春天哪春天，我一点没有盼望你，你却来了，可是我日夜盼望的共产党，怎么连一点踪影儿都没有呢！”
震南村河冲纵横，清幽绝俗的风光虽然好，但是周炳觉得孤独，寂寞，意态萧条。他深深地叹息道：“这样的日子，怎么过下去呵！我只道在自己的家乡，说不定更容易创造奇迹。但是奇迹在哪里呢？奇迹一次也没有发生过呵！”他不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儿，也不知道广东跟广州正在发生什么事儿，甚至也不知道这震南村和那隔江相望的震北村正在发生什么事儿，——总之，他和外界失去了联系，和去了香港的哥哥周榕又很久不通音讯，这种隐居的生活，无聊无赖的生活使他觉着一种出不来气般的痛苦。本来为了避嫌，免得他的同事们说闲话，他开头是不大上胡源家去的，后来实在闷得发慌，就隔两三天去闲坐一阵；再后来，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去了。大家都十分热情地接待他，对他提出了数也数不清的问题，要他详细解答。只有胡柳总是冷冷静静地坐在一旁，歪着脑袋，仔细地听，有时浅浅一笑，也不向他提什么疑问。到了白天，胡树经常上学校去找周炳，要听他讲革命的道理。一去，就给周炳带去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袜子，遇着有破烂了的，都缝补整齐；有时在手帕角上，枕头套上，还用丝线绣上各种花鸟，玲珑鲜艳，十分可爱；有时送去过年糕饼，春节糖食，那上面总盖着一幅剪纸花儿，不是龙、凤、福、寿，就是榴、藕、荔、桃，又配衬了食物，又精妙无比。这种种安排，都出自胡柳之手，周炳不免十分感激，把她绣的花鸟，剪的纸花，都加意保存，极为珍重。只有一样，周炳觉着奇怪的，就是一提起卖到广州三家巷去的小妹妹胡杏，他们全家就闭口不谈。有一次，周炳在螺冲闸口旁边那眼大鱼塘前面，遇见挑着空桶的胡柳，问起胡杏的情况，胡柳一句话不说，只是瞪大眼睛，咬牙切齿，那眼泪珠子象乱箭似地从那又大又圆的眼睛里飞射出来，吓得周炳满腹狐疑，不敢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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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十大寇
一到春天，不管好歹，所有的人都忙碌起来。胡源一家人忙着车水浸田，浸种、下种，那些犁不过来的田，胡柳、胡树、胡松几个人就轮流着用肩膀套上绳子，拉着铁犁去翻土。犁是广州三家巷何家大奶奶慷慨施舍的新犁，可并不好使，把他们三个年轻人累得腰痠腿软，每天还犁不了两分地。震光小学校长林开泰也忙着。他忙的事儿很不平常，一不是修理校舍，二不是准备功课，三不是编造表册，却是忙着画地图。这地图即不是世界地图，也不是中国地图，更不是广东地图，却是画的村、镇图形。山有多高，水有多深，路有多宽，桥有多长，都标得清清楚楚。周炳、华大维、丁猷几个同事见他整天东奔西跑，忙忙碌碌地描画，就问他画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林开泰也不隐瞒，就告诉他们，这是一个香港朋友托他画的，说是日本人要买这些玩意儿。华大维听了，就哈哈大笑，说日本人就是小气，专爱收买这种价钱低廉的废物，如果是美国人，那一定是要买照片，最好是空中照的。周炳脑子灵敏，一想就说：“这些东西落到日本人手里，恐怕是个祸根。万一日本人出兵打广东，你不是给他当了向导么？”丁猷摇头叹息道：“所以我说，自从共产党失败，大革命终结以后，中国只有灭亡一条路。你们看，如今在光天化日之下，林君却向敌国公开献图了，这不是亡国的朕兆么？”林开泰深知这丁猷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听了他的话，也不大在意，只有华大维和周炳两人却表示坚决反对。华大维说，“这却用不着担忧。咱们广东是英、美的势力范围，花的是英国钞票，穿的是美国棉花，吃的是法国大米，那日本人纵然垂涎三尺，却没胆量来进犯广东！”周炳却说：“我就认为共产党既没有失败，大革命也没有终结，说不定哪一天，工人、农民一暴动起来，赤色政权一建立，中国就得救了！”每逢遇到这种场合，几个人就要大吵一场。一吵起来，周炳就陷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之中。其他三个人尽管意见不合，这时候往往联合起来，向他进攻，不是说他头脑简单，思想幼稚，就是说他过于天真，富于幻想。周炳在学校既得不到同情，就更加愿意上胡家走动，给他们讲讲世界革命的大道理。今天讲一点，明天讲一点，大家都静静地听着，大家都十分相信他的话。有时周炳感慨很深地说：“这也真奇怪！自从广州起义失败之后，日子都好象天昏地黑似的。读书人悲观失望，自暴自弃；可是那些工人却多么坚强呵，多么勇敢呵！”胡柳对于天下大事，从来极少说话的，有一回也郑重其事地开言道：“读书人跟工人，他们都知道许多事情，可是咱们种田的，还压根儿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呢。经你这么一说，我倒明白过来了。炳哥，我相信你的话！我到死那一天都相信！我相信共产党一定会来到咱们震南村！我相信何家的田地一定会分给咱们种！我相信咱们的可怜人阿杏……”下面竟哽咽着说不出来。周炳看见她那诚恳朴素的神情，也是十分地感动，觉着这么大的一个震南村，唯有这耕田姑娘是他的知己。
有一天，林开泰正在村子西南面的蛇冈上勘测地形，忽然遇见震南公安稽查站的站长梁森。梁森问他干什么，他说画地图，梁森说，“你画什么地图？只当我不晓得！你是卖肉，把咱们中国切做一块一块地去卖。”林开泰反问梁森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