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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告诉那站长：震南试验农场里最近出了一批共产党，附近的“良民百姓”都管他们叫“十大寇”，这些共产党如何“调戏”良家妇女，如何“打架闹事”，如何“恃势行凶”，一直说个没有完。梁森听得不耐烦极了，就用手势挡住他道：“你那些废话就留到清明拜山的时候再讲吧！你现在只要说清楚，你到我这里来干什么就行了。”何不周冷笑道：“给你说，就是要你把他们抓起来，”又用肥厚的手指在脖子上锯着，比划着说：“杀他几个！你们不是专干这差事的么？”梁森申斥那胖子道：“你说的不管什么话，我根本就不相信。几时轮到你说谁是共产党、谁不是共产党？可是你也该记住：你是给何家办事的，他们是给陈家扛活的，你们两边的头顶上如今正对着亲家呢！万一伤了和气，你的东家护得住你，护不住你？”何不周寻思着说：“他那些工人是招募来的，他也不敢说那里头就一定没有共产党。”梁森向客人伸出一只手，手掌向上，手指向里勾动着，说：“那好吧，你一定要做，就给你做。你愿意出多少？你要知道，我是可以尽义务的，我的兄弟们可不能白白报效。”何不周郑重其事地出了五十块钱的数目，可是梁森不亢不卑地讨了个一万块钱的价钱。后来再三商议，一个加到二百，一个减到二千，僵持不下。在送客的时候，梁森对那胖子说：“一百几十的生意，你去帮衬乡公所吧！”何不周又好气、又好笑，说：“你不干，也只好问问他们看。难不成只有你会抓共产党，别人都不会？不过要他们干这桩事，有个百儿八十也就够了。你还替我省俭呢！”说罢，两人才分了手。
也在那一天的绝早，周炳打着雨伞，挽着一个藤箧子，匆匆忙忙地离开了震光小学，朝何勤家里走去。何勤、何龙氏、何娇都在家。两位堂客看见他那神色不定的样子，知道他将要出远门，站在一旁，不敢做声，只顾拿眼睛上下打量他。何勤咳嗽了半天，才抬起头问他道：“你就走么？”周炳爽朗地回答道：“对，我就走。你打听出什么新消息没有？”何勤知道他是问那个矮矮圆圆，满嘴胡须，一身黑衣服的姓谭的消息，就说：“有是有一点，不多。震北村有人知道，他除了经常在宝安、深圳一带走动之外，还经常跑香山、前山一带呢！”周炳只说一声“好，知道了”，就要起身。何勤拦住他道：“你只知道他姓谭，又不知道他叫谭什么，又没有个地址，怎么就走？”周炳说，“是倒是。可是不打紧。就是走遍天涯，我也会把他找出来！”说完，头也不回，迈开雄健的大步，向螺冲那边走去。何勤望着他的魁梧的身影，替这拗性的年轻人叹了一口气，又赞美地轻轻摇头。周炳到了胡家，只有胡柳一个人在家。周炳放下行李，和她打对面坐着，告诉她道：
“我走了。我这回出去，一定要先找到姓谭的。然后从姓谭的那里，我就能够找到金端同志。”
胡柳瞪圆眼睛望着他，觉着他这时候是一个老实、笨钝、固执非常而心地纯善的傻孩子。只有这样的孩子才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知艰难，也不顾危险。只有这样的孩子才会在干一件大事之前，表现出天真的无知，过分的严酷，不近人情的淡漠和毫无处世的能耐的样子来。她轻轻叹着气，越往下听，就越发忧愁。她想起他无亲无故地漂泊在外，不知道多长的日子，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那险诈凶恶的社会随时都会加害于他，不觉伤心掉泪。周炳又是另外一种心思。他想那个人既是姓谭的，配上那副相貌，就准是谭槟无疑。他想既然他不在震北村，就一定在宝安，要不就在香山，他也一定能在宝安，要不就在香山找到他，不会有什么疑问。他又想，既然只有这一条线索，一条门径，也就没有什么可犹豫的，只要一心朝前走，就能水落石出。他不明白一个人在走着一条笔直的道路，怎么别人会替他担心发愁。
胡柳哽咽着，低声说道：“这岂不是大海捞针？”
周炳比她更加低声说：“只要有针，我就能从大海里把它捞起来。”
可以听得出来，周炳的声音里有的是坦白、快乐和单纯，跟他平时说话里面所包含的调子一模一样。他说这么勇敢豪迈的大言壮语，却没有使唤高亢铿锵的声调，也没有露出慷慨激昂的神色，倒象是一个懦弱、胆怯、迟钝、愚昧的孱子在那里喃喃絮语的一般。胡柳无可奈何，最后说了一句满不相干的闲话道：
“学堂里不是开了学么？没人上课怎么办？”
周炳心平气和地笑着，拿起雨伞和藤箧子，随口答道：“不要紧，我已经请了假。这学堂没有我，一样办得起来。”说完就走了。胡柳追出巷子外面，望着他的宽阔的背影出神。他去久了，胡柳又追到螺冲小桥边，躲在一棵香蕉树后面，拿眼睛送他，一直送到他隐没在蛇冈西面为止。
谁知周炳走后的第七天，震南村里就闹出一件大事儿来。那天晚上，何娇约陶华在村东小帽冈前面的观音庙会面。这观音庙虽然淡中清还有些人去烧香磕头，但是没有庙祝，也没有其他闲杂人等，是个极其清静的去处。陶华跟马明、关杰、胡树三个人商量，觉得应该去走一遭。马明不放心，就叫马有陪他去。又吩咐马有只要在庙外等候，留心看着周围的动静，一面替他把风，一面也是保护他。陶华进得庙里，借着微明的月色，在观音大士的神象前面，看见了何娇。两个人并排坐在一个蒲团上面，细细地谈起心来。谈了约莫一个更鼓，越谈事儿越多，越谈头绪越乱。何娇看见陶华英伟健壮，醇厚热肠，如果这个人肯拉她一把，她就能脱离苦难，终身有托，谁也不敢再来欺负她；陶华看见何娇苗条细瘦，心地善良，就想如果这个可怜的女子能够抗住那些浮华子弟的糟蹋，跟自己一起过日子，他就不知道会多么幸福。正是两个心事，一样相同。后来何娇催促陶华道：“该是怎样，你得有个定着。郭标那鬼东西时常来罗嗦，我倒不怕他。我爹、娘也不喜欢他。可是二叔公何不周那肥猪就厉害了。咱家是他的长工，他说怎样就怎样。除非你不吃饭，你敢不依？这两天，他要咱全家大小都搬到江边的棚寮去，跟其他的长工住在一起。我跟你离得远了，见面难了。我还怕他这里面会有什么花招呢！”陶华用手轻拍她的脊背，安慰她道：“不要怕，小姑娘。他要你搬，你就拖着。实在拖不了，你就搬。同在一个村子，还怕他活活地把你吞下肚子去？至于说到正式办事，那就得钱。你使了他何不周的银纸，你不还债，他总是拿住你的把柄，说什么他也不会依的！”何娇将身子更靠紧陶华一些，撒娇地说：“我怕。我怕会出事情。……”陶华捏起拳头，把骨节捏得历历作响，说：“那除非咱俩一同逃走！可是——”他想说可是他还有一班兄弟，离开不得。不过他还没说出来，何娇倒抢着先说了。她说：“那怎么行？我爹、娘只得我一个。爹老了，娘又多病。我一走，他们准活不成！”陶华叹了一口气道：“这社会真是困死人！既然进退两难，那咱俩就支撑着再说吧！”他俩越谈越甜蜜，可是越谈越伤心。何娇躺在陶华的怀里，呜呜咽咽地哭着，那眼泪珠子穿过微明的月色，淅淅沥沥地落在那青年汉子的宽阔多毛的手背上。
在胡源家里，马明、关杰、邵煜、丘照、王通、胡树、胡松、区细、区卓几个人静悄悄地坐着，等候陶华的消息。看来大家的心情都快活、平静。后来马明和关杰下棋，邵煜、丘照、王通围着看棋。胡树、胡松也挤在灯下补衣服。胡柳拿一把剪刀、几张黄纸在原来她兄弟睡的空板床上剪来剪去，区细、区卓也坐在床边看。大家都没有说话，胡柳忽然放下剪刀，推开面前的碎纸，叹口气道：
“妈，也有这些天了，也不知道人到了什么地方了。”
胡王氏还没来得及回答，邵煜早从棋盘里抬起头来，笑着插嘴道：“又有哪些天了？凑起来才不过六、七天。他到了什么地方，会有信来的。”大家听了他的话，都笑了。王通暗中扯扯他的衣服，意思叫他知趣些，别多管闲事。邵煜也觉着自己说话不得体，那斯文、灰白的小脸叫小煤油灯映照得通红。区细和胡源差不多同时开口，区细说，“吉人自有天相；”胡源说，“正所谓行人遇贵人！”就这样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到了三更时分。胡柳心细，忽然听见远处有人飞跑而来。大家正惊愕着，只见马有从门外撞了进来，嘴里连声嚷着：“坏了，坏了！”大家忙问什么事，马有说他正在庙门外把风，忽然有四个团丁来“捉奸”，他立刻通知陶华，叫陶华跟何娇往西边走，他自己往东边走。谁知那些团丁不来追他，却去追赶陶华，后来就把陶华、何娇两个带到乡公所去了。胡树听了，很不服气，就沉着脸责备马有道：“你们有两个人，他们也不过四个，打也打得过的，光顾得跑干什么！”邵煜也不满道：“你跑了，叫大哥一个人对付四个人。真脓包！”胡柳一听，就哭叫起来道：“天哪！可怜的人哪！”王通却不愿听这些，只一个劲儿催促马明道：“参谋长，下命令吧！如今该怎么办？”马明和关杰对望了一眼，跟着用手把棋盘一推，对大家说：
“全体出动！冲进乡公所去！把陶华、何娇抢回来！”
谁也没有多说话，一阵桌、椅、鞋、屐响动声，十条汉子一齐走出门外，向村西街市旁边的乡公所快步前进。到了乡公所，既不问讯，也不说话，由迫击炮丘照做开路先锋，一直冲了进去。
这时候，东沙乡乡公所里也没有什么人，乡长何奵从来很少上乡公所来，乡文牍王先生早已回槐冲村、他自己的家里睡觉去了，只剩下七、八个团丁在这里上夜。这些团丁平时鱼肉乡民，倒绰绰有余，如今要他们对付这班生龙活虎的农场工人，却不是材料。当下这些人看见丘照他们来势汹汹，知道是为陶华跟何娇而来，也没人敢出头拦阻；只有一两个乖巧的，赶快去乡长何奵家里送信，其余的人就都站在天井里、大门外，嚷叫恫吓，凭着嗓子壮胆。那乡公所有多大地方，禁不起这十条大汉一阵翻桌、推椅、踢门、砸窗，早已弄得支离破碎，东倒西歪。马明带着胡树、胡松搜左边，关杰带着区细、区卓搜右边，丘照、王通、邵煜、马有一直闯到后进，见门就开，见房间就搜。最后，还是丘照这支人马，在厨房后面一个堆放破烂东西的小房间里，把陶华跟何娇起了出来。大家见人已救回，也不多留，便替他们松了捆绑，簇拥着走出乡公所，大模大样地回到何勤家里，又从那里浩浩荡荡地走回农场去。这一仗果然打得有声有色，虽然没有交手，没有伤人，却使得东沙乡的绅耆父老，大为震动。他们奔走呼号，一致主张严办。乡长何奵去向他的堂兄何不周报告，还哭了一鼻子，说要辞职不管。何不周再去找公安稽查站的站长梁森，梁森还是不理，说偷鸡摸狗的事情，他管不着。事情还是原封不动地搁着。
又过了十多天，大家看见何福荫堂的账房和东沙乡的乡公所，一直都没有什么动静，便都笑那些老爷们、大哥们平日作威作福，横行霸道，如今也不过虎头蛇尾，银样蜡枪头，奈他们不何。加上周炳又从宝安县城寄了信来，说经过半个月查访，竟是一点消息都没有，他准备从那里经过广州，再绕道下香山县去找。关夫子是印刷工人出身，文墨深些，就把那封信一个字、一个字地从头到尾给大家念了三遍。大家想念着周炳，纷纷揣测他旅途如何，身体怎样，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等等，把那乡公所发生的大事情都忘记掉了。其实这个时候，周炳已经离开宝安县，坐火车回到了广州。他是半前晌到的。两只脚一踩着广州的泥土，第一个念头就是回家看看爸爸、妈妈、姐姐、胡杏、何守礼这些人。但是第二个念头又想，应该先去芳村市头后面找他的干妈冼大妈。她是从前沙面洋务女工黄群的表舅母，又是赤卫队员、共产党员冼鉴的堂婶子，说不定能知道冼鉴、冯斗、谭槟这些人的消息。她又是靠收买酒楼茶馆的菜脚下栏度日的，去迟了怕她已经上街，又得耽搁一天工夫。于是他一面想念爹、妈，一面咬紧牙关，从东堤、长堤走到西堤，每经过前年拿枪跟敌人对打过的地方，就站下来悄悄凭吊一番，最后又从西堤坐渡船到了芳村。幸喜冼大妈在家，更可喜的是黄群也在那里。这一位干妈、一位大姐见了周炳，就象隔世相逢的亲骨肉似的，一边一个搂着他，亲亲切切地哭了一场。周炳知道黄群在顺德一间厂子里做缫丝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