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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老爷陈万利今年六十三，实际上已经不管什么事了，但仍然对大家提出警告道：
你们有没有打醒精神来着？是的，要打醒精神！这回风云险恶，和往日不同。那姓蒋的虽是交易所出身。也有几路板斧，这回只怕也支撑不住。正所谓内忧外患一齐来，说亡国也有点儿象呢！”
果然不久，大姑爷张子豪就从上海来信，说日本人气势汹汹，看来凶多吉少；又说国内主义不行，人心不齐，为政不勤，士气不振，隐约看得出蒋家朝廷日子不好过的模样；最后还说他自己是蒋家一卒，四妹夫宋以廉又是宋家一兵，凡事都要打点打点，风头不对，就要趋避一下，逢凶化吉云云。陈文雄的拜把兄弟、国民党省党部干事李民魁又来向陈文雄请教，政局到底如何发展。他告诉陈文雄，他老婆李刘氏最近和他大闹了一场，劝他不要作恶太多，怕将来要受到报应。对于这种妇人之见，他固然嗤之以鼻，但是时局变化莫测，他也不能忘怀前回广州暴动时的窘态，而不得不预先做一点打算。陈文雄松他的肚子道：“你从巍巍然的党部来，还不耻下问于一个商人么？”最后还是掏出两百块西纸来，才把他打发走了。那几天之内，二姑娘陈文娣、三姑娘陈文婕、四姑娘陈文婷，都频频地回娘家来，商议国家大事。陈文娣阐明了何家所持的超然立场。陈万利笑道：“有奶便是娘。谁当皇帝，一样纳税。他何家是该采取超然立场的。只不知将来日本天皇君临中国，他是否还采取超然态度？”陈文雄愤世嫉俗地说：“封建剥削制度是最腐败、最野蛮、最残酷的制度。对于这种制度，并无真理可言，所以他能采取任何立场！我们可就不同啦！比方说，你今天早上就要把资本投放下去，因此，你就不能不考虑政治动向，不能不考虑市场需要，不能不考虑各种隐藏的风险！”陈文婕诉说广东震南恳殖有限公司赔累太多，周转不灵，而科学试验方面又看不出明显的效果，想在晚造插秧之前，压缩一半的规模，裁减一半的人员，又怕惹起风潮，不知如何是好。陈文婷却诉说她丈夫宋以廉的县长位置杌陧不安，风声很大，她说小宋准备万一风声太紧，立刻就走香港，她自己又不愿跟着去做香港寓公，也不知如何是好，也不知是否应该把这头婚事干脆离了拉倒。陈万利和陈文雄父子俩贤明是贤明，干练是干练，可是如今谋虑万利进出口公司的千秋大业，谋虑东昌行目前对于东洋货物该采取什么方针这些大事，已经招架不来，哪里还能去管这些姑娘们的玩意儿呢？大家诉说一通，只给彼此增添了一些烦恼，到底依然没个定着。
过不了几天，广东震南恳殖有限公司董事会，假座以陈万利名义创办的庚午俱乐部，接连开了三次会议。庚午俱乐部座落在打铜街一幢古老的三层建筑物里面，外表看来很象一间银行。广州的显赫的资本家们在这里宴会、赌博、打弹子、商量大事，除了少数帮闲、跑腿的不三不四的角色以外，其他的人是轻易进不去的。在第一次董事会上，陈文婕报告了公司的经济状况，李民天报告了科学研究的成果，——这些，董事们都没说什么。大家最感兴趣的，还是南京和广州分裂的时局问题，——其中最吸引人的，是胡汉民会不会被释放，蒋介石会不会下野这两点。后来陈文雄发表了一通议论，认为科学研究应该由国家负责，国家如果不管，光依靠个人投资，是什么事也做不出来的。大家很赞成他的见解，就决定一方面向省政府递呈文，请省政府拨出研究经费；一方面坚决缩小事业规模，裁减一半职工，维持到年底，再做打算。在第二次董事会上，董事们碰到了更加棘手的问题：震南试验农场的工人们为了反对公司裁人，已经开始罢工了。一上来，陈文雄就大声开玩笑道：
“好哇，好哇！他们宣战了，他们正式宣战了！不过说到罢工，咱们大家都是里手。所不同的，是我们的罢工专门用来对付帝国主义者，他们的罢工却用来对付中国人。——对付中国的科学研究！如今日本人在东北的万宝山制造了血腥的惨案，他们却在华南的震南村罢工响应。说他们里应外合，也许不太过分呢！”
后来几经讨论，又做了三项决议：第一，坚决贯彻上次董事会的决议，缩小事业规模，裁减一半职工的方针不变；第二，罢工工人不肯按时下种育秧，另雇临时工人育秧；第三，如果晚造秧苗当真插不下去，就把整个农场解散，公司宣告结束，进行善后清理。对于这第三条，农学家李民天是很不乐意的，可是看见自己的夫人、董事长陈文婕都不怎么热心，也只好由它去了。过了不久，董事会又开第三次会议。因为罢工工人组织了纠察队，阻止农场雇用临时工人育秧，眼看今年晚造，无秧可插，所以董事会又做了决议，授权经理人员，雇用十二名正式军队，驻扎在农场里面，保护公司财产，并且保护临时工人，进行试验品种的育秧工作，会议完了之后，陈文雄不无感慨地对他三妹摇头道：
“你看，连纠察队都组织起来了。简直都跟省港大罢工一模一样了！但是，”但是以后，他用英文插进了几句话：“我的亲爱的三公主，镇静些，勇敢些，这不过是你的成功之路上的第一颗小石子罢了！。随即又换了中文说下去道：“我们即便是动用了暴力，也跟别人动用暴力不一样。我们是文明的，别人野蛮的。我们的权利是合法的，受到宪法的保障的；别人是封建的，不合法的。中国不争气，没有适当的宪法，但是世界各国都有宪法，宪法上都有明文规定：个人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停了一停，他又加上几句道：“不过在目前这种国事蜩螗，红军越剿越多，日本人越逼越近，自己人越分越裂的局面底下，我跟老头子一个意见，就是为了更加安全起见，把一部分资金及时转移到更有保障的地方去，象香港、澳门、吕宋、星加坡一带去，也不失为明智之举就是了。”
可惜世界上不是个个人都懂得什么是明智之举，什么是个人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象震南试验农场的工人们，他们就不懂得那些道理，而仅仅为了糊口的两餐，就不惜和东家们苦苦纠缠。这几天，大胆好奇的农民们都爱悄悄跑上大帽冈去探头探脑地看热闹。原来驻在大帽冈的一排军队，拨出十二名兵士，驻进了震南试验农场的办事处里，还在办事处的大门口，安上了两名警卫，行人出入，都要经过哨兵检查。隔着一块大草坪，那边就是工人居住的大茅棚，工人纠察队日夜在轮班守卫着，和这边的灰色的军队遥遥对峙。此外，还有流动纠察队在附近所有的通道上巡逻，把整个办事处和那些警卫部队放在事实上的包围和封锁之中。看见过工人纠察队的人，都众口同声地称赞他们气色红润，精神威武，跟那些烟精似的军队整天耸肩膀、打哈欠，又皮黄骨瘦、神志颓唐的，大不相同。这一天半前晌，胡松和区卓这两个年轻人结伴儿在流动纠察队里值勤。他们在各个路口巡逻了几遍，见没有什么动静，又没有什么可疑的人，连一条可疑的狗也没有，就来到草坪上，把各人手里拿着的扁担放在身边，面对面儿坐着歇气。十七岁的区卓拿眼睛望着胡松那叫太阳晒着的，红光满面、精力旺盛的小脸，忽然感慨地说：
“急脚松，我原先不知道你这么好。要是我早知道，我早就搬来震南村和你一块儿过了！”
胡松觉着十分激动。最近这几个月，他们要好得简直分不开，一个时辰不见面就不自在。这个十九岁的乡下孩子也拿眼睛瞅着区卓那跟区桃一模一样的杏仁脸儿，两个浅浅的笑涡儿，又严肃、又豪爽地说：
“和尚，那怕什么？你就一辈子住在我们乡下好了，别回省城好了，笨七！”
区卓点点头，又摇摇头，笑道：“好是好。就是你们这里有二叔公何不周，不好！有林开泰和郭标，不好！有乡团、保安队和这些灰老鼠，不好！”
胡松急急争辩道：“那怕什么？你们省城还有比二叔公更恶的何五爷呢！还有疯子何守义和阴毒鬼罗吉呢！还有宪兵、警察和洋鬼子兵呢！”
区卓叹口气道：“是呵，是呵！是一样的呵！最好就象省港大罢工的时候一样，要不，就象广州起义的时候一样，办起真正的纠察队、赤卫队来！你知道么？人家是拿真刀真枪的。不比我们光拿铁笔、扁担。有了真刀真枪，你谁都不用怕！……唉，可惜我没进过纠察队、赤卫队，说不清楚……那又有什么法儿呢？我哥哥区细，还有马后炮马有，他们都进去过的，多光荣呀！可惜如今倒开了小差！”
胡松拿有力的手抓了他的肩膀一下，安慰他道：“那怕什么？我们人有的是！就是真刀真枪，我们也有的，不过没拿出来就是了。你别急！”
说罢，两人默默无言地望着广阔无边的天空，做梦般地，尽情地幻想起来。关于在广州大城、公安局大门口分发枪械的故事，他们只听说过，谁也不曾亲眼见过。这时候，这整个的天空，就变成了公安局的大门口。那里有数不清的人，有数不清的马匹，有数不清的大炮，还有数不清的卡车。每辆卡车上，那枪枝和子弹，简直堆积如山。人们排着队，等候发枪枝的人念自己的名字。胡松和区卓两上小伙子都着了迷，心跳得非常厉害。他们正叭在草地上，拿手中的扁担向办事处门前的国民党兵士瞄准，生怕叫到自己的名字，而自己听不见。果然不错，有人叫他们的名字了：
“胡松！区卓！”
仔细一听，并且还是陶华队长的声音。他们快活得浑身哆嗦，背上出汗，拼命在大海一般的天空里找那叫自己名字的人。那个人又说话了：
“区卓！胡松！你们到底是巡逻呀，还是在这里玩儿呀？”
他们从高高的天空中一下子掉到地面上，梦也醒了。两个人同时一骨碌翻身爬了起来，看见正是队长陶华站在他们后面，连忙问什么事儿。陶华没有回答，只向他们招一招手，回头就走。他们跟着走进工棚，只见其他工友都在干自己的事情：有的在聊天，有的在睡觉，有的在洗衣服，有的在准备接班。他们第一赤卫队那一伙儿却聚集在一个角落里，马明、胡树两个站着，关杰、邵煜、丘照、王通四个蹲着，看样子是在等候他们。人一到齐，陶华就低声向大家宣布：他刚才接到冼鉴的通知，有九条驳壳枪，一大箱子弹，要发给他们赤卫队。目前，运军火的船已经停泊在南渡口，看大家有什么办法把货起回来。起货的时候要想办法通过大帽冈驻军的岗哨，还要想办法不让赤卫队以外的任何人知道。丘照、王通两人一听，就嚷着要去。大家都笑了，说让他俩去，准会跟驻军开火对打起来。关杰、邵煜两人提议把军火接过来之后，不要运回工棚，就象从前埋藏稽查站的枪枝一样，在大帽冈找一个僻静无人的地方，刨个坑埋起来。大家合计一下，埋起来虽好，但等使的时候却没得使，也不妥当。后来胡松和区卓唧唧哝哝商量了一下，就向大家提出道：“我们拿一根扁担，抬两个竹箩，里面装些脏被单、破衣服，只当是去槐冲洗衣服的样子，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把它抬回来了。有什么难处！”大家一听，这办法果然使得，就决定照这么办。东西都是现成的，也好张罗。不久就找到了一根特别粗、特别长的扁担，一对又细密、又结实的竹箩，又从大家的木架床上扯下了那些又黑又烂的蚊帐、被单、衣服、汗巾等等，装满了两大箩。胡松和区卓两人抬着，走在前面，陶华空手，跟在后面，一直朝槐冲的南渡口进发，其余的人都留在工棚里，各人做各人的事情，没有露出一点痕迹。那三个人到了南渡口，果然看见一只小艇，静悄悄地靠着岸。陶华装成过渡的客人般地喊道：“过海呀！”小艇中没人答腔，只探出一个沉着有劲的脑袋来。他正是冼鉴本人。陶华把那些烂脏衣物倒在冲边，提着两个竹箩飞快地跳上了船。一会儿，他捧着一个重甸甸的竹箩跳上岸；过一会儿，他又捧着另外一个重甸甸的竹箩跳过来。小艇就开身了。胡松和区卓拿干衣物裹住了那些闪闪发亮的玩意儿，上面盖上一些已经拧干的湿衣服，两个人一前一后，浑身带劲地抬起就跑。陶华扳了一根三尺来长的树枝，拿在手里，不远不近地在后面跟着。大帽冈地势平坦，不算太难走，可是那两个小后生不停地拿手指刮着汗，眨眼之间，走到了那一排驻军的宿营地。那是一间破烂的祠堂。那些灰老鼠一堆一堆地在天井里和两廊上打闹着。祠堂门口站着一个卷起裤腿，上身只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