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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0月15日17：28——台北时间
我坐在宋太平的车的后座上，李明坐在我的旁边，手枪仍指向宋太平的后脑——－现在我们手上有两名调查员做人质，估计对方不敢贸然开枪，但我们绝不能选择与其僵持，而是要趁这个机会给对方以快速有效的打击，否则等受过专门反劫持训练并拥有特种装备的警方或宪兵的特勤小组赶来的话，我们很可能会在日后被写入他们成功反劫持的历史教材了。
我见三辆车里的六名调查员全走出了自己的汽车并将枪口对准我们这部车后就用右手将枪指向坐在驾驶员位置上的刘长勇的后脑，同时用左手摇下车窗，随后偷偷地掏出了来台之前T机关装备部给我配备的超强型瞬爆烟雾弹，我先是装作要谈判的样子向对方大喊：“你们全给我向后退两步！”当对方在考虑我这句话的时候，我用左手将已经拉掉了环的瞬爆烟雾弹扔出了车窗外。只听“嘭”的一声，我坐的这辆车的周围立即被一大片红色的浓烟包围了，这种烟雾弹是T机关专门研制的超强型的烟雾弹，所以它刚一爆炸整个汽车就全被烟雾包围了。
调查员们不敢开枪，因为他们已经没法看清车里的情况，如果贸然开枪很可能会打死自己的同事。但这时坐在我前面的刘长勇趁机转过身来用双手钳住了我持枪的右手，同时宋太平也借机伸手去夺李明的枪。我用双膝顶住前面的座位，同时用左手抓过右手里的无声手枪，一枪打在了刘长勇的前额。李明在那边仍与宋太平搏斗，我又一枪打在了宋太平的头上。
我和李明都从他所＊着的右侧车门爬出汽车，调查员们都站在车的左侧，我不失时机地又向他们扔出另一枚烟雾弹。
仅这一会儿工夫，重庆南路与忠孝西路的交＊路口一带已经炸开了锅，路人们见这烟雾弹加子弹的场景全傻了，我们也听见了远处传来的警笛声，我们立即沿着重庆南路向南跑去，现在红烟还未散去，街上又有不少行人，估计调查员们不敢朝我们的方向乱开枪的。
2003年10月20日08：32——台北时间
军情局总部楼内，我穿着宪兵制服走进了三楼的一间厕所。五天前，我和李明在摆脱了乘车赶来的调查局特工的堵截后又沿着重庆南路跑了一段后向右拐入了汉口街。在那里，我们拿出和假警车配套使用的“台北市警察局刑侦大队侦二队”警官证向一位市民“征用”了他的汽车，然后一口气开到了刘维杰开的花莲旅店附近，在确认了那里没有暴露后，我们又把车向前开了很长一段后假装下车购物把车停在一家超市旁边，然后步行到了旅店。经刘维杰与孙玉林联系，我们知道特种兵们已经被孙玉林用米厂的卡车转移到了他所经营的林场那里，我们随后也由潜伏人员秘密送到了林场。
在分析形势后，我们清楚了整件事是军情局的一个阴谋，想用所谓绝密文件来诱捕大陆来的特工并进而挖出大陆在台湾的潜伏人员。既然行动的目标是假的，这次行动也就失去了意义，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安全返回大陆，同时保证潜伏人员不再受到损失。李学骅已经牺牲了，估计法务部调查局会从他的社会关系开始调查，这样的话我们在林场也不是很安全，所以我们必须马上与T机关和总参谋部联系上，让他们派飞机把我们接走。但目前我们已经暴露了自己在敌后的存在，敌人一定会加倍注意防空勤务，这时来飞机将会非常危险。 所以我们还得再等一阵，但这又将使我们不得不谨慎应对调查局的搜捕。调查局在岛内耳目众多，再加上他们有了李学骅那边的线索，如果坐等下去我们很可能会被他们追查出来，所以我们决定以攻为守，就算返回大陆也不能空着手回去。
于是，10月19日晚，我和一名擅长开锁的潜伏人员偷偷来到忠孝东路一段王世俊的家，尽管和调查局的交锋已经过去了四天，但这样做仍是相当危险的，因为这里很可能仍处于调查局的严密监控之下。
我们化装成维修工人乘车进入了王世俊家所在的楼群，由那名潜伏人员开车，我则蜷曲在座位下，这样在他开车离开时别人会以为他是一个人来一个人走的。
他很快就撬开了王世俊家的车库，李明跟踪王世俊到过这里，告诉了我们他家及他的车库的具体位置，我在确认了他的汽车后就又让潜伏人员撬开了他的车的后备箱，然后我钻了进去——剩下的事就是等着天亮了。
王世俊今天早上直接开车到了军情局总部上班，车停在了军情局院内的地下停车场。王世俊停完车后就走了。我悄悄地从后备箱里爬了出来，估计李明他们也该到了——－他们在阳明山附近埋伏着，看见了王世俊的车就跟踪到军情局来。
我拿出藏在身上的麻醉枪后躲到了停车场的一角，一名宪兵巡逻到了这里，他在四处巡视着。突然，他听到不远处有人在吹口哨，他觉得奇怪，因为他没有看见任何人，但口哨声又响了，估计是有人在故意逗他，他快步循着口哨声的方向走去，但他刚走了几步就感觉到后背上好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很快就失去了知觉。
我把那名宪兵塞进了王世俊的车的后备箱里后就以巡逻的步态走出了停车场，我手里提着的袋子可能会使我暴露，但我又不得不提着它，因为里面东西至关重要，过一会儿的行动全＊它了。我放低手中的口袋，头转向一边装作巡视的样子走过了停车场入口处的管理员办公室。
我现在已经走进了军情局的办公楼的主体部分，楼道里有一些穿着军官服的人——军情局的人员都是正式的军人，所以在楼内都要穿制服。但楼里也可以看见负责保卫工作的宪兵的身影，但楼内的巡逻人员不多，多数宪兵是在要害部门的门前站固定哨——估计档案馆那里的警卫也肯定松不了。我从楼内的示意图上发现了档案馆位于三楼，我到了三楼后发现了档案馆所在地，但我没敢凑过去，因为门口有两名拿着冲锋枪的宪兵在站岗，要是离他们太近被他们发现我是个穿着宪兵制服的陌生人后我可就惨了，这时我也发现两名宪兵的头上还有电子监视器。我倒是有一个大但的设想，就是一直走过去，直到监视器的正下方两名宪兵站着的地方，因为那里是监视器的死角，然后突然掏出无声手枪干掉他们，但这个过程中的变数太大，极不保险，如果两名宪兵够警惕的话，在我一开始走向他们时就会让我停下或者在我掏枪时他们已经开了枪，现在还没必要下这么大的赌注，更何况还不知道进了档案馆的门以后里面有没有警卫呢。
于是我向回走到了三楼的男厕所，在里面掏出了口袋中的一部分东西，其中有定时催泪瓦斯弹，我准备在合适的时候放出催泪瓦斯，然后戴上防毒面具，这是按照台湾宪兵的制式防毒面具仿照的，这样一来，在楼里的宪兵们不得不戴上防毒面具以应付突然出现的大量瓦斯时，我就可以用和他们一模一样的防毒面具瞒天过海了。我刚才在楼下也特意在示意图上找了一下军情局的领导人物的办公室的位置，但上面根本就没有标，但我在二楼时看见一些位于走廊紧里面的一些办公室外面有好几名持枪宪兵的固定哨，估计是一些重要人物的办公室所在地。由此可见，要刺杀戴伯特这帮人的难度很大，成功率很小，不过无所谓，现在还没到杀他的时候，关键是要拿到那些解放军内部的叛徒的档案，有了这些就可以消除内患，这才是这次行动的目标。
我在考虑什么时间放催泪瓦斯最合适，李明和哈连长正在潜伏人员的帮助下埋伏在离军情局总部不远的地方的一个较大的秘密据点里，潜伏人员为他们提供了仿照的宪兵制服以及霹雳小组的蒙面作训服，他们可以用这些为掩护配合我的行动。
2003年10月20日08：55——台北时间
军情局局长戴伯特办公室内，戴伯特正与潘境原谈追捕大陆特工的事情。这次行动让调查局很没面子，光天化日之下让大陆特工干掉了三名特工，对方也死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当初把假情报传给大陆方面的史建斌，是在企图再次叛变被大陆特工打死的，他到头来还是死在了共产党的手上。从那名被调查局特工打死的人身上只搜出了一个“台北市警察局刑侦大队侦二队”警官证，上面显示他是一名叫做林毅文的组长，但这证件是伪造的。此外没有其他的身份证明，从该人身上搜出了一个手机，上面有许多号码，可见此人是一名潜伏人员，而非来自大陆的特工，调查局依照电话号码的线索追查下去，发现此人原来是一家咖啡馆的老板，但现在调查局只是将其家人监控起来，尚未采取别的措施。手机中的其他号码似乎只是其一些普通朋友和生意伙伴的，至于其中是否仍有隐藏了身份的共谍则要等调查局调查的结果。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两名漏网的共谍似乎与以往他们对付的大陆国家安全部的情报人员不同，因为国安部人员的风格比较类似于以前大陆拍的间谍片子中的江姐，张露萍，冯传庆一类的人物，而这次这两个人这样居然像电影上的007一样玩起了“全武行”，则实在是少见。潘境原也说他怀疑这两个人是共军的特战队员，看来也不无道理。
戴伯特问潘境原：“你认为共谍在与我方摊牌后下一步将怎么走？”
潘境原回答说：“我个人的看法是他们可能会想办法逃回大陆，因为既然他们知道自己的意图已经暴露，那估计他们就不敢再打档案的主意了，因为现在再试图窃取根本就不在什么秘密地点的档案无疑是自投罗网，所以估计他们目前会以逃命为重。不知局座有何高见。”
戴伯特刚要回答，却听见外面一阵噪乱，他问潘境原：“外面怎么回事？”潘境原也是一脸疑惑，这时他们听见了有人在大喊：“是催泪瓦斯！”
特工的故事（第六部）
第十二部分 台北绝密档案（三）
2003年10月20日08：50——台北时间
我已经设计好了方案，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我先从三楼走到一楼，然后进了一楼的一间男厕所，我特地选择了各楼层间的安全楼梯，而没有走电梯，因为我最怕遇上其他的宪兵，负责这里的警卫工作的只会有一个宪兵分队，其成员间应该是互相认识并熟悉的，如果一名宪兵看见了一个穿宪兵制服的陌生人的话，其结果可想而知，不过军情局正式工作人员倒不一定认识所有的宪兵，因为他们是不会与警卫人员有太多的交往的，但也要尽量避免和他们接触，毕竟这帮人都是受过严格训练的情报人员。
我在一楼和二楼的男厕所里都放置了定时催泪瓦斯弹，时间定在了一分钟后，因为时间定得太长就很有可能被上厕所的军情局人员发现而将其拆除。然后我快步走向三楼，在走到档案馆那条走廊的边上时，我将身体隐藏在拐角处，从口袋中掏出了一枚震眩弹，将它紧贴着墙边快速向档案馆的方向滚了过去。
我虽然闭上了眼睛，但也感觉到了对面的墙反射来了从走廊的另一头发来的强烈闪光，同时这条走廊也经历了一场微型地震。我听到了那两名持枪站岗的宪兵发出的叫声——估计他们已经被震晕了。
我马上戴上防毒面具，然后向走廊里又扔去了一枚即爆催泪瓦斯弹，这种催泪弹不用定时，拉掉拉环后三秒钟即起爆，并随着催泪气体的施放涌出大量烟雾，可以模糊敌人的视线。敌人在监视器的另一头也看不清发生了什么。
我等了半分钟后才从走廊上出现，否则档案馆里面的人会怀疑外面的宪兵怎么会这么快就戴上防毒面具赶来了。此前，我听见了档案馆里面的嘈杂声，显然他们从监视器里看见了外面的异常情况，但这并不算什么，因为我听见楼下闹得更厉害，有人在大吵大叫，可以清楚地听见人们在快步疾跑的声音。
我一边向档案馆走去一边从口袋里拿出几个防毒面具并把它们搂在左臂里，装作前来给里面的人分发防毒面具的样子，当我走过两名负责警卫的宪兵时，他们还在地上呻吟着。我上前推开了档案馆的门。
2003年10月20日08：56——台北时间
潘境原一听见外面有人喊是催泪瓦斯，马上就意识到可能是共谍渗透进来了，这帮家伙胆子还真不小，居然跑到军情局里来了，这下子就让他们自投罗网。他马上站起来，跑到门口大喊“戴办”（戴伯特局长办公室）的人员，戴的一位秘书马上跑了过来。潘境原让他照顾好戴局长，并叫警卫的宪兵过来，但这时那几名宪兵都已经被熏得直流眼泪，他们一边咳嗽一边踉踉跄跄地走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