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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薄�
两位大姐见我意已决，就愤愤不平地说：“那我们就快点走吧，早知道就不拉你来了。”
这时，一直在这边没吭声的那位H国男子突然向我走来，递给我一张名片，然后用流利得让我吃惊的汉语对我说：“朋友，这是我的名片，一般我是不给别人的，相信你才给你一张，如果以后你有需要或你的朋友有需要，请给我打电话。”
我低头看了一下名片，上面只写着一个中国名字和一个手机号，看来这H国老外是常在中国混的，这下更好了，手机号都知道了，我回去肯定把它交给技术处的人，我们的侦察将更加便利了。
回来的路上，我没有和两位大姐搭话，尽管她们还时不进地抱怨两句。而我则在头脑中把事情理出头绪，基本上得出了Peterov可能和这个国际卖淫团伙有关系，利用妓女吸引中外人士上钩，伺机将其控制。尤其是对中国人，如果一个人找了个中国小姐，似乎还说得过去，要是找了个外国的，尽管现在不是文革时期，这问题似乎也是够严重的了。到时候就不得不屈服了。
车开回长城饭店门口后，那两位大姐的气还没消，矮个的那位气呼呼地对我说：“给我二十块钱车钱！”哈哈，好，给你，现在可不是找事儿的时候。
在向上级汇报过这一切之后，王处长正式通知我，明天继续在北京饭店工作，因为目前已经基本确定Peterov是H国间谍，所以案子的主办权已经移交给了负责H国所在地区的东欧中亚组，由他们成立专案小组对Peterov等人进行侦察。他也没有告诉我那个去麦当劳取情报的人的信息，因为这是情报机关内部的准则，不要把秘密告诉不相关的人，尽管他也是内部人员。除非有必要，否则侦察处的事不能告诉行动处的人，国际组的事也不能告诉西欧组的人。因为防止一个人泄密的最好方法就是不让他知道秘密。
当晚我就回到了北京饭店，因为Peterov的事情已经有人接管，我的任务算是完成了，剩下的事情就是在这会议的最后一天内协助公安部警卫局的人保卫会议的安全。Peterov上午就离开了北京饭店，去机场赶飞机，在这段路上，我局情报处的人也将参与进来，而且还将起到主要作用——正如同公安人员要对一些从事特种行业的人，如印章制造者，出租车司机，二手手机倒卖者等进行“阵地控制”一样，反间谍人员也要在旅行社，民航，涉外宾馆等行业的人员中建立情报网，因为对于公安人员来讲，那些特种行业的人在工作中接触到罪犯的可能性最大，因此在这方面的信息是很灵通的。同样，反间谍人员感兴趣的那些人是经常同外国人，特别是外国游客打交道的，对外国人的情况自然也很了解，因此也是极好的情报员人选。在这方面最有名的就是前苏联克格勃第二总局（反间谍总局）对苏联的涉外行业人员的渗透了。因此，在Peterov去机场的路上，情报处的侦察员及其发展的情报员们肯定闲不着了。
其实在这个时候，大部分外国代表都已经走了。工作人员们也该歇口气了，我们这些侦察人员也一样。我暂时也没什么事可做，就突然想起来到保卫组——公安部警卫局人员驻地去看看，正巧会务组要分发中午工作餐的饭票，我就主动要求去给保卫组的人发饭票。
到了保卫组以后，我和他们聊了起来，其中一个人长得酷似李小龙，而且连走路，言谈和举止都很像他，虽然很瘦，但一看就是个功夫不浅的人，只是话少了点，我问他是哪里毕业的，他说是武警特警学院。这时，他们的头儿接过话来对我说：“我们和普通的特警不同，因为我们的工作实际上是纯防御性的，所以不出问题则已，一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仔细想想，的确。
到了晚上，APEC2001年中国年会第一次北京高官会正式结束。我们全体会议工作人员在北京饭店的大厅们合影留念，一群来自不同部门的人相处了一段时间又马上要散伙，这感觉的确很值得留念，大家都互相留联系方式，依依不舍，只是其他单位的人压根就不知道T机关在这里的侦察人员们的真实身份，这也许就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吧。
我在会议期间结交的几个外国代表也都给我留了电子邮件地址，他们多数是政府官员，如果他们也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会怎么想呢？呵呵，管他呢，会议期间多数的时候我们是他们的保护者，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当天晚上，我离开了北京饭店，回到了T机关的宿舍，结果被中东组的一个和我一起来的新人缠住了，他知道我刚刚执行了外勤侦察任务后，非要让我给他讲点刺激的事情，我可是知道内部准则的，国际组的事怎么能告诉他中东组的呢，但此人平时与我关系非常好，特别是军训时练习偷越边境时，我曾和他一起在一辆卡车的底板上安装了一个新的底板，然后我们俩一起藏在这两个底板中间的夹层空间里，由别的队员将车开到“边界”，混过了哨兵的检查。在“哨兵”检查的时候，我们俩躺在夹层里互相对视，祈求上苍，但也没忘了把装着橡皮子弹的冲锋枪对着车的后方。他是学阿拉伯语的（现在驻中东某国工作），很健谈，也很热心，但我只跟他说了些趣事，工作上的事没有对他说，但他仍对这种工作充满了向往，他也是很向往有一天能到一局从事对情报工作的，还总在食堂对我说：“我们的局长真了不起，还不到五十岁就担当起了整个一个大国的反间谍工作的重任，真是我们俩的榜样呀。”——他总是给人这样一种感觉。
送走他以后，我觉得自己很疲劳，昨天紧张了整整一天，今天又突然放松了一天，这肯定让人有点怪怪的感觉，不过我也没时间体会这种感觉了，因为我一上床就睡着了。还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站在我姑妈家以前住过的一个四层楼房的楼顶，眼看着一架架带着中国民航标志的客机向楼顶迫降，一会儿又发现我自己也坐在其中的一架飞机上，看着飞机向楼房顶上开去——飞机往楼房上开，这是什么东西？不过我很快就把这个梦忘了，直到半年多以后的一天：2001年9月11日，我才又突然想起了这个奇怪的梦。
第三部分 无忧无虑的日子
作者：74you
第三部分无忧无虑的日子
几个月的工作下来，我似乎已经开始理解了反间谍工作的真谛。以前，我一直以为反间谍工作和公安的刑事侦察工作是一样的，只是侦察的对象不同罢了。现在才发现两者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比如：公安的刑事侦察一般都是一个从未知到已知的过程，如果发生了杀人案，公安的任务就是在茫茫人海中进行摸排，寻找线索，直至查出凶手是谁。而反间谍侦察往往是在已知敌人是谁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不间断的监视，收集其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揭露其间谍活动，并将其逮捕或驱逐出境。公安在抓获罪犯后一般都直接将其送交检察机关提起国家公诉。而反间谍机关在抓获或掌控了敌方间谍人员后，往往是先设法使其为我方服务，向我们提供敌方的情报，即使其成为通常所说的双面间谍。如其始终拒绝与我方合作，才会考虑对其进行间谍罪的起诉。如果说公安的侦察是以抓人为其特色的话，那么反间谍机关的侦察则是以经营为特色，即管理情报网。对于公安来讲，破案注重的是时效性，即越快破案越好，而反间谍机关在某种程度上则与之相反，其侦察工作持续时间一般都较长，因为长时间的侦察会给你带来自己都想不到的收获。有人说过，反间谍工作就像是收藏名酒一样，放的时间越长，则可能味道越好。所谓“放长线钓大鱼”就是这个道理。由此也就决定了公安机关和反间谍机关在一些具体的工作方法上的不同：公安在跟踪犯罪嫌疑人，比如毒贩时，如果不慎被其发觉的话，只要公安侦察人员肯定其身上有可以定罪的证物，如毒品，则干脆直接将其拿下，因为反正也有证据，这就是所谓的“硬跟踪”。而反间谍人员则相反，只要觉得跟踪对象起了疑心，就要立即放弃跟踪，因为这样会暴露我方侦察意图，打草地惊蛇只会影响长远计划，因此要在对方产生怀疑时果断中断行动，来日方长嘛，这就是所谓的“软跟踪”。而这项工作最让我着迷的地方就是：我发现它的确是对人的智慧的一种挑战，比如我方在掌握了一名双重间谍后，很可能他又被派出他的特务机构发现是在为我们提供情报，对方可能会将其控制，向其向我方提供假情报，成为所谓的“三重间谍”，而我方欲不被敌人用这种方法耍弄，就要时不时地用各种方法检验工作对象提供的情报，将其与从其他渠道获得的情报相比较，看看是否相符，或我方故意向其提供假情报，看看敌方会不会因我方的假情报做出相应的调整，这样就会知道工作对象是不是同时向敌方提供我方告诉他是要保密的东西。更有甚者，有的国家的情报人员假装投诚，借机打入敌方情报机关，向我方提供情报，前一段刚看过的韩国影片《双重间谍》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北朝鲜的特工人员就是通过假叛逃打入韩国情报机关内部的。虽然这是电影，但现实中也发生过，冷战时期就有苏联特工假叛逃，实则借机向美方提供假情报的例子。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反间谍工作就象是在下一盘象棋，双方无时无刻不在斗智斗勇。而且现在我也开始明白，我们目前所从事的反间谍工作实际上只是一种被动的反间谍工作，即在敌方间谍进入我国境内后，我们才采取措施对其实施侦察。主动的反间谍工作则是通过主动搜集针对敌情报机关的情报，先发制人地挫败其对我方的间谍图谋，这种工作多数是在国外进行的，从事这种工作的一般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反间谍机关，而是由对外情报机关来进行这种进攻性的反间谍工作的。以美国为例：中央情报局是美国主要的对外情报机关，联邦调查局是主要的反间谍机关。但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工作一般只限于在美国境内，在美国境外的反间谍工作则由中央情报局行动部的反谍部门来执行，曾令世界震惊的中央情报局“鼹鼠“阿姆斯就曾任中情局反谍部门前苏联东欧部的主管官员。如果这样一个部门被对方渗透了的话，对方的行动将永远先你一步，由此可见这种进攻性反谍工作的重要性了。
在执行完APEC任务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处里处理日常事务，工作也很繁琐，但好在这些繁文缛节的内容是我最感兴趣的，所以我也就不感到枯燥了。我总是认真地研读前方发回的每一份电报，使自己了解各个领域内发生的案件，同时在日常工作中积极主动，很快就得到了领导们的赞赏。在闲着没事的时候，我就跟负责调研的老同志学习写一些敌情调研。我们的工作原则就是“保已知彼“，“保已”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在这个前提再去从事更重要的“知彼”工作，而调研在“知彼”方面则是很重要的一环，但具体的工作方法我就不能在这里透露了。
那段时间里，我在机关也正赶上当时的总理来我们这里视察，他对我们的工作很满意，还特地说了一句：“很想把你们为国家做的事跟人民说一说，但不行呀，一说就违犯纪律了。”听到这话，大家都笑了，同时也感到无比的欣慰。
2001年4月是我参加工作以来最忙的一个月，整个T机关也忙了个底朝天，因为就在这个月的第一天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中美撞机事件。特别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一周，整个T机关都在超高速地运转着，各个房间的电话都在不停的响，走廊里也都是手拿着文件一路小跑的工作人员，电梯里也总是挤满了人，连我去发密传都得排队。
我自然也闲不着，年轻人都要去做这些基础性的工作的：跑签，会签，签电报，到局办盖章，接电话，写电话记录，发密传，借档案，还要把文件从一位领导处送到另一位领导那里签字，——虽然不同于外勤侦察任务，但一天下来也累得很，我们还要帮相关部门的人员值夜班，就算不值夜班的时候也要工作到后半夜。
随着危机的解决，这段超负荷运转的时期终于过去了，大家也总算可以松口气了。我也开始专注于我自己的主管范围：联合国驻华机构的安全。
联合国驻华机构基本上都集中在亮马桥和建国门这两个地方。于是，这两处就成了我最常去的地方了。联合国驻机构种类繁多，如：联合国开发计划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署驻华代表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驻华代表处，联合国人口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