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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长话短说,我民族的历史走进那清末戊戌年代,已积重难返。我们的国家机器已全部锈烂,无法修复。我们的社会亦已至癌症末期;病入膏肓,医药罔效。所以在许多激烈的志士们看来,其彻底解决之道,那就是人死病断根;怜愍杀人,枪毙了事。其后接踵而来,相信「一次革命论」的国共两党,都是主张「不破不立」的枪毙专家。孙中山先生说:「破坏难于建设」,正是此意。可惜他老人家破坏未竞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共产党来了,老毛打砸抢玉石不分,破坏可就彻底了(古代的流寇在历史上所发生的破坏作用正是如此);他美其名曰「搬掉三座大山」。其实他和敝乡长朱元璋一样,一座大山也未搬掉,还另加一座新山。这种搬山造山运动,解决不了中国的老问题;也赶不上「先进国家」。所以邓小平今日还在山前山后乱窜一通,不知伊于胡底?这些都是后话,将来再慢慢交代。
老佛爷的手掌心
且看于此同时,那位在颐和园内纳凉避暑的慈禧老太后,又在干些什么?她老人家没有闲着。身在园中,心在宫内,她特务密布、眼线满朝,小报告日夜飞来;满族硕吏、汉族谄臣,求恩乞怜,亦时时跪满四周。光绪帝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的严密监视之下。
西太后原是个阴险狠毒、睚眦必报,狐狸其貌而虎狼其心的泼妇人。但是她也是个精明强悍,老谋深算而善于纵横捭阖、恩威兼施的女主。她对情敌政敌(包括她的两个儿子),都会不动声色,设下陷阱而伺机捕杀。这种复杂的个性,是舞台艺人扮演不出的。她没有银幕上的刘晓庆那么可爱。
远在戊戌之前,她对那逐渐长大而颇有个性和脾气的嗣子载湉,已早存废立之意。这是从单纯嫉妒心出发的一种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鼾睡的,很通常的精神病现象。但是她一怕洋人干预,二怕疆臣不服,三怕小叔(恭亲王)不依。同时她所看中的对象也不敢承受。所以她才隐忍未发。
迨戊戌暮春,当载湉要求授权变法时,她当然更不能容忍。但慈禧是一只老狐狸。她纵想结束退休,还宫训政,她也要布置出一个适当的局面和时机。第一要孙行者跳不出老佛爷的手掌心;第二还要有面子。 她之复出是循臣工百姓之请(在美国政治上叫做draft,即拉夫),不得已而为之也。因此在戊戌春夏之间,她就做了几项重要的安排:
首先她就把翁同龢罢官,赶出政治圈。翁是享有「独对」之权的光绪帝智囊。他这位享有清望的状元老臣,也是朝中开明派的班首;更是康、梁等激进派的家长与护法。翁氏一旦被黜,光绪就失去一个首席谋臣、一个中间桥梁和一个翼护新党的家长。一箭三雕,翁同龢就在六月十五日被「开缺回籍」。儿皇帝也就被完全孤立了。
其次她要保持京津和华北地区,在内争上的绝对安全。为此,在翁同龢被革的同日,西太后即擢升后党总头目荣禄署理直隶总督;旋即真除领北洋大臣。统辖董福祥(甘军)、宋庆(毅军)、聂士成(武毅军)和袁世凯(新建陆军)及京畿旗军数万人,拱卫京师及各交通要隘。有此项军事部署,虽不足以御外寇,然(如满族王公所说)在防备「家贼」方面京津一带可以说是固若金汤了。至于太后所居的颐和园,更是警卫森严。入觐的命妇女眷都要搜身。相形之下,光绪除掉少数扈从太监之外,安全措施实在是俯仰由人;他自己一无所有。
记得我的朋友李宗仁将军,当年被指派出任「代总统」。他不服,吵着要当「正总统」。在吵闹之间,吴忠信提醒他说:「你的卫兵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吵什么『代总统』、『正总统』呢?」李氏闻言大悟,就决定不吵了。
同样的,当「四人帮」被捕的时候,华国锋、汪东兴不都是「政治局委员」?「八三四一部队」被调出北京换防去了,华、汪二人不也是相继换防养病?
光绪爷当年在类似情况之下,向西太后哭哭诉诉要她授权变法。他和他的青年谋臣们就没有想到,他们的卫兵也「都是蒋先生的人」;他们的安全也得不到半个「八三四一」的保护,而他们的「变法改制」或「幼稚胡闹」,总归会有人反对的多则几百万人,少则是顽固派里面的几十个满汉人马。这批反对派在忧心忡忡之时,乃结伴东去天津「督署」乞援搬兵;西去颐和园哭跪,吁请太后回朝训政。西太后这个老狐狸,最初笑而不言。更有涕泣固请者,西太后就笑而骂之,说:「你们为什么要管这些闲事?难道我的见识还不如你们?」那时也有人到督署诉苦。荣禄说:「让他去胡闹几个月嘛,闹到天下共愤,恶贯满盈,不就好了嘛!」
所以西太后的对策是不动声色,布下陷阱,让光绪和他的新党去「胡闹几个月」。这时恭王已死,干涉无人。等到「天下共愤」,太后振振有辞之时,只要她脸色一变,则跪在地下颤抖得面无人色的万岁爷,自然就知道「朕位不保」了。哪还要等到(如当时盛传的)秋季去天津阅兵,才搞废立呢?
果然事态发展至九月中旬,当光绪帝还忙着要开懋勤殿,以鼓励臣民向朝廷直接荐贤进言时,西太后脸色突变。光绪便立刻感觉到大祸临头、皇位难保了。为着保位保命,他皇上才临时抱佛脚,于九月十三日阴历七月二十八日(一说九月十四日)密诏康有为及四章京「妥速密议,设法相救」。一面又另谕康有为「督办官报……迅速外出,不可延误」。可笑的是当时这位康圣人竟毫无警觉,他还以为皇上是真的要他到上海去办报呢!乃大模大样、安步当车的搭车去塘沽,乘轮南下。他那时要不是以亲英出名,而使情报灵通的英国人派专轮赶往吴淞口外,抢救他脱险,老康纵长着十个脑袋,也都搬家了。康大圣人之所以能跳出老佛爷的手掌心而保全了首级,无他,让我借用一句邓公小平逃出魔掌时的四川话:「命大!」
一九八七年之秋,余路过青岛,曾拜谒过康公新墓。承陪游同志相告,墓中康老已无头。他的头是用不锈钢假造的。原来康公虽逃过了「老佛爷」,却逃不过「红太阳」。他的旧坟被红卫兵挖掉来鞭尸。他的头也被红卫兵拿去展览,就不知去向了。后来邓小平替他平反,改葬建新墓,但是找不到头颅。青岛地区首长,乃用不锈钢造了一个。余闻之叹息。这也是康老的「命」吧!
袁世凯告密
就在戊戌九月中旬,康圣人悠闲离京南下之时,那留在朝中的谭嗣同等四章京可就紧张了。他们与光绪之间可能有过密议并取得一致意见,认为唯一可以挽救危局、扭转乾坤的办法,就是说动袁世凯,兴兵勤王。袁如能效忠皇上,则大事或有可为。
袁世凯那时所统率的「新建陆军」七千余人,兵力为诸军之冠,的确是个实力派。他的作风与思想也表明他是个新派人物。但是他的正式官衔则只是「直隶按察使」,是荣禄下面的一个「从二品」的省区中级官吏,俗称「臬台」。袁之有此地位多得力于荣禄的「知遇」;当然他对荣禄勾结得很紧,而荣禄又是太后的心腹,他自己也就前途无限。如今光绪要他脱离荣禄、撒开太后而转投实力毫无的空头帝党,这对袁世凯的仕宦前途,甚至身家性命,都是个极大的赌博。在这场帝后冲突之中,他只要按兵不动,则帝党就必然杀头坐牢,全军覆没。他如贸然加入帝党,兴兵勤王,他那七千子弟,也未必救得了皇帝,而自己脑袋反可能搬家。袁世凯是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利害之间,他是洞若观火的。
就从是非之辨来说吧!袁老四如真具赤子之心,像那位冲动的小六子「张少帅」,他或可不计利害和后果,来搞他个爱国的「苦挞打」。不幸袁氏却是个比老狐狸更老狐狸的老狐狸,他就不会上那群爱国君臣的大当了。这一政治秀在当时稍具政治头脑的观察家,都可了如指掌,何待乎一百年后的历史家来放其马后炮呢?
可是那时的帝党中的首脑分子,已面临不测之祸;精神上也已被逼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只好死马当活马医,顾不得许多了。九月十四日(阴历七月二十八日)袁世凯乃奉召入京;十六日在颐和园面圣,光绪对他慰勉有加。袁氏旋奉朱谕,「按察使开缺」;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并随时具奏应办事宜」。这一下袁世凯便从一个「从二品」的中级地方官,升调成为一个「正二品」的中央大吏。清制「侍郎」与各部「尚书」通称「堂官」,几乎是平等办事的。袁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不像康有为那样木讷)。他知道他的擢升,有个中原因,尤其是在「谢恩」时,皇帝面谕,要他与荣禄「各办各事」。
这时荣禄已获得情报,他一面调兵布防,以备不测;一面制造英俄开战的假消息。并派专差急催袁世凯回津。当袁氏正在进退两难之时,便发生了谭「军机」深夜密访的敏感事件。据袁死后才泄露的《戊戌日记》所载:九月十八日(阴历八月初三)谭嗣同夤夜来访,并开门见山的告诉他,西太后与荣禄有弒君和废立的阴谋。皇上希望袁氏保驾,率兵诛除荣禄并包围颐和园。袁问如何处置西太后呢,谭说他已雇有好汉数十人;「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云云。袁在其日记中说他闻言「魂飞天外」,但是嗣同此时已「类似疯狂」,又系「天子近臣」,他不敢不敷衍。好不容易才把谭送走。
上节已交代过,袁世凯是绝不会接受谭嗣同之密谋的。两天之后他回到天津,乃把谭的计划向荣禄全盘泄漏。其实谭氏这一秘密计划,西太后与荣禄早已知道,也早已采取行动了慈禧已于十九日(阴历八月四日)自园还宫。二十一日正式临朝「训政」,并下令京师戒严,火车停驶。随即幽禁皇帝、缉捕新党;尽废新政、恢复旧法。这就是所谓「戊戌政变」了。西太后发一阵雌威,新党新政也就从此烟清云散;皇帝也关入瀛台。
戊戌党人碑
在政变骤起时,第一个关城搜捕的要犯,自然就是康有为了。谁知康竞能于前一日,大摇大摆的走出城去。康氏第一名大弟子梁启超,幸好平时也有亲日言行。这时乃由日友保护躲入使馆,化装逃去。其它与新政新党有关,未及逃走,或不愿逃走而被捕者凡数十人。其中首要分子就是所谓「六君子」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和康广仁。这六人未经审讯就于中秋前二日阳历九月二十八日,在北京菜市口被杀,由顽固派的大头头刚毅「监斩」刚毅(一八三七~一九〇〇)就是讲那句有名的混帐话,什么「宁赠友邦,不畀家奴」的满族协办大学士 一个浑球。
就义的六人之中,最有殉道精神的要算谭嗣同(一八六五~一八九八)了。他本可逃走。但是他觉得他是新政前锋;新政失败他有殉难的义务。嗣同告诉劝他逃走的朋友说,变法就必然会流血;要流血,就应该从他开始。所以他就从容就义了。嗣同是一位无私的爱国者、一位真君子;中华民族的好男儿。
杨深秀(一八四九~一八九八)也是一位守正不阿、轻生重义的豪杰御史。他虽然也是维新派,但是在政变已成事实,西太后正式「训政」。皇帝被幽,举朝战栗之时,他本可闭口免死。但他偏要挺身而出,诘问光绪被黜之故,并抗疏坚请慈禧归政,以致被捕就义。我们试查明、清两朝千百个御史,和国、共两党中专打苍蝇、穷拍马屁的所谓监察官员中,有几个杨深秀呢,孙中山就是看重像杨御史这种言官,才坚持要搞「五权」宪法的呢!
六君子之中死得最寃枉的要算是三十一岁的康广仁(一八四七~一八九八)。广仁没有做官,也没有在维新运动中当过重要干部。所以变法失败之后,他无心避难,也没有逃难。因为他实在没有被杀的罪状。但是他终于陈尸菜市口,只因为一条资格他是「康有为的弟弟」。所以他在被杀之前,在狱中以头撞墙,悲痛呼号,实在也是很够惨烈的。
诸烈士既死,新党中坚或逃匿、或拘囚、或流放,一时俱尽。那些原与他们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开明朝臣,或被黜(如翁同龢)、或被阻(如张之洞)、或缄口自保、靠边站(如李鸿章、刘坤一、孙家鼎)……朝中无人,大清帝国的内政外交决策大权,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