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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务衙门（外交部），对他们却一无指示。在北京当权的那一伙只知督促董福祥向使馆放炮开枪，在外交上他们简直是一群白痴。因此我驻外使节向政府请训的不是中央政府的外交部，而是地方上的三位总督：广州的李鸿章、武昌的张之洞，和南京的刘坤一，而这三位总督大人的意见也各是其是。李鸿章看重俄罗斯；刘、张则倾向英、日。外交上既不能统一指挥，使领人员纵有苏、张之才，也是枉然。
聂士成、裕禄相继殉国
现在再看看围绕赌台边的八大洋赌客，是如何下注的。
前节己言之，他们防卫使馆、攻打大沽、占领天津、进军北京，都是要采取联合阵线的。但是诸夷猾夏，他们彼此的利害是永远冲突的。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他们是无法联合的。他们此次之所以能密切合作者，端王、庄王为渊驱鱼，导之使然也。
当大沽炮台于六月十七日被联军攻占之后，我津沽藩篱尽撤、海道大开；列强援军，遂源源而来。在陆上重行组合之后，联军就首解西摩之围（六月二十三日），再与各国租界取得联络，就进逼天津城郊了。拳民鸟兽散，直隶总督裕禄乃饬提督聂士成，指挥武卫前军奋力抗拒。
士成于此役之前，曾受朝臣歧视，被「革职留任」。但是在七月九日拂晓。当敌军以强烈炮火向其天津南门外八里台阵地猛扑时，弹下如雨。士成两腿均受枪伤，犹督兵不许稍退。营官宋占标劝其稍避而士成「奋不可遏」，仍复持刀督战。直至两腮均被敌弹洞穿，颈侧、脑门等处均受重伤，直至脐下寸许亦被炮弹炸穿，「肠出数寸」，终于壮烈殉国。营官宋占标亦随同殉难。（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二七七。）真是惨烈无比。
但是将士的英勇并不能弥补朝臣的误国。天津城终于七月十四日沦陷。入侵联军纵兵大掠，死人如麻。直隶总督裕禄则率领一些残兵败将，退往北仓。迨入侵联军再度发动攻势时，裕禄遂在军前自杀。
裕禄虽然也是当时政府中的一个腐化的官僚。然自知守土有责，兵败之后，愤恨自杀。自古艰难唯一死。裕禄的殉国，较之三十六年之后，弃城潜逃，置数十万军民于不顾的唐生智，则可敬多矣。此是后话。
面对「人民战争」的威胁
入侵联军既占天津，他们乃于租界之外，另成立一个傀儡政府来征税征夫。这个组织的中国名字叫做「暂时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简称「天津都统衙门」），英文名字叫Tientsin Provisional Government（简称 T。P。G。，原意为「天津临时政府」）。天津原有英法德日四国租界，而此一临时政府的组合只有英日俄三国委员。美国的缺席显然是基于它的一贯政策：中美既非「交战国」，美国即不应参加占领军政府。德国之自外，盖别有打算。因德皇正在向各国要求，以德人为联军总司令也。法国可能亦另有主意而不愿参加。总之当时的联军当轴是同床异梦，各不相下的。在他们联合打下天津之后，如何进兵北京，也是各有打算。只是其时义和团虽然雷声大、雨点小，不堪一击，但它究竟是个群众运动，华北遍地都是。入侵八国都不敢掉以轻心。所以他们才始终抱住「联军」的组织不放。盖其时没有一国，乃至二国或三国联军能具有直捣北京之信心也。「义和团」洋人呼之曰 boxers（拳师），是有他们的群众基础的。这一群众基础。不但使老太后认为「民心可用」；它也颇能吓唬洋人的。
当八国联军的头头，在天津会商如何进军北京时，他们面对这个浩荡无边的群众大海洋，也确实有过绝大的顾虑：万一这个广大无边的群众组织，真要对他们来个「人海战术」；来个「农村包围城市」；来个「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停我扰、敌疲我打」；来个逢山筑寨、遇水烧船、围援打点、过河拆桥……他们区区这小撮洋兵，也确是无能为力的。加以时值盛暑，我们那群久已习惯与苍蝇、蚊虫、臭虫、跳蚤、老鼠同居的义和团广大群众，免疫能力又都是天下无敌；而那些以现代化卫生清洁自炫的洋兵洋将，一旦碰到我们这些小动物同盟军，无不上吐下泻、头昏目眩，甚至醉卧沙场，水不西归……。
因此，在天津举行的攻打北京的参谋会议里，入侵联军的将领一致认为，进军北京若无十万八万之众，任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战而不胜，那他们被困在北京千百个人质的性命，就定然不保了。（见摩尔斯著前书卷三，页二六四～二六八，所引各国原档。）但是哪里又能凑出偌大的兵力呢？摸摸底子，他们原来也是一群纸老虎嘛！
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尤其是当时主意最多、顾虑最大的帝国主义大领班的英国，困难也是入侵诸国之最。英国这时为着抢夺南非金矿，正在该区与荷兰移民所建立的两个殖民地小国，大打其「波尔战争」（Boer War）。波战发动于一八九九年冬，历时两年，是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一次大战之前，所卷入的最大的一场国际战争。一九〇〇年春夏之交，极其野蛮的英国征波之战，颇不得手。那时年方二十五岁的丘吉尔亦在南非军中，竟为波尔所俘（「波尔」荷兰文意为「农民」），几遭不测。而这时的西摩又为东方的「波尔」所困；其后进军北京，更有几百万波尔在等着他们。因此英国这时侵华也是眼大于腹，手忙脚乱。它除掉勉强调出正规军的四连炮兵来华之外，再无兵可调。侵华武力就全靠它在印度殖民地中所训练的「红头阿三」（锡克兵），和它在威海卫所训练的少数中国雇佣兵（伪军）了。
美国原无作战之心。美军之最后入伙，实在是康格公使喊救命喊来的，而美国亦无多兵可调。这时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刚结束；麦金莱总统无意中竟然搞来一块烫手山芋的菲律宾，也正是手忙脚乱，不知如何处理呢！在中国方面他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但是康格被困北京，命在旦夕，又怎能坐视不救呢美国对入侵北京之战，原是勉强加入的。
前段已言之，德、意两国原是十九世纪的帝国主义的后起之秀。尤其是德国，野心无限、手腕毒辣，然究竟是个新手；夹于众老牌之间，想后来居上，亦殊不易。这次在天津，它的主意是率领强大兵力，居诸寇之首。要不那就干脆不参加，以待强大后援。它不愿像意大利那样：无兵可出，仅派几十名小卒，扛了一面大旗，追随诸强之后，狐假虎威，以表示自己的存在。德国既不想学意国，则庚子年攻破北京的实际上只是个「七国联军」。
联军的统帅瓦德西（Count von Waldersee），只是在七国联军攻破北京（八月十四日）之后的两个月零三天（十月十七日），才率领七千德军，匆匆赶来北京，直入禁城 ，住入慈禧的仪銮殿来耀武扬威的。这时七国联军在北京奸掳焚杀的高潮已过。哪轮到当时在北京当妓女的「状元夫人」赛金花姑娘来丑表功呢？这自然是题外之言。
狡猾而贪婪的法俄日三国也深知打下北京，他们除能分点金银财宝之外，其它别无好处。他们的真正油水，是在他们个别的「势力范围」之内俄在东北西北。法在西南（滇桂黔川四省）；日在闽南，尤其是厦门。在这些地区浑水摸鱼，则中国这潭水就愈浑愈好。如果这支「联军」一旦把北京打下；再由以英美为首的十一国列强组织一个远东联合国，来把这潭浑水滤清，共同监管这个「次殖民地」。那就扒手止步了事实上，这时英美两国的外交水鸟，就正在向这一方向滑行。是所谓以「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利益均沾」为原则的「门户开放」政策也。「门户开放」者，非要中国开放其门户也。大清帝国那时还有资格「关门」？门户开放者，是英国这个既得利益的老流氓，利用一个拳大膀粗而头脑简单的美国「牧童」（cowboy）喝令其它新强盗小扒手，不许他们在中国乱划势力范围之谓也。下篇再详论之。
总之，他们八国这次在天津开会，商讨进军北京的计画是英美德法意均感兵力不足。能无限制出兵者唯日俄二国，而此时日俄的援军已源源开来。这一形势，在老谋深算的英国政客看来，等到日俄增兵十万，联合占领了北京，其情况岂不比义和团更糟哉？所以他们就决定置之死地而后生，不等日俄和德国的大批援军入境，便冒险向北京进攻了。
这支小小的「七国联军」原是个纸老虎嘛！可恨的是我们既有的数十万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却只是个包着火的纸灯笼。这样则七国联军便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了。更可叹的则是我们那些天才游击专家：刘伯承、林彪、毛泽东、武元甲、胡志明……这时都还在放牛牧豕。他们要早出三十年，哼！定叫你七国夷兵，片甲不还！
【附注】我们写中国近代史的人不能把李承晚、胡志明、武元甲、李光耀等民族英雄。视为「异族」。中国自古便不是个单纯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他们也不是像三保太监那样的外族移民（不信你去翻翻他们的族谱）；他们是慈禧太后遗弃的孤儿。笔者不学，便有心为他们在国史中立传。
一万六干名杂种杂牌军
上述七国联军在他们占领天津之后，很快的便组织起来了。总人数约一万八千八百人。各国分配人数和司令官姓名如下：
日军司令官山口率官兵八千人；
俄军司令官林涅维区（Linievitch）官兵四千八百人；
英军司令官葛司利（Gaselee）官兵三千人；
美军司令官霞飞（Chaffee）官兵二千一百人；
法军司令官弗蕾（Frey）官兵八百人；
奥国掌旗官兵五十人；
意国掌旗官兵五十三人。
上列各国入侵官兵人数原只根据各国司令官之自报，与实数相差甚大。而英军三千人中只有四连人是来自三岛的英国官兵。其余则系以印度锡克兵为主的殖民地杂牌军。法军的主体则为征发于安南（今越寮柬三国）的雇佣兵（annamese tirailleurs）。七国之师总人数盖不过一万六千人。（此七国联军总人数，史家各有异说。拙篇则根据摩尔斯前书，卷三，第十章，页二六〇～二八八中所引诸史料。相对之下觉摩氏所采较笃实也。）
在这个国际武装大拼盘里，谁也不服谁。所以他们没个总指挥。大家开会打仗。各军首于运河两岸占好位置；向北对清军防地分进合击。八月五日清晨一声炮响，这个各自为战的入侵联军就开始进攻了。
这时中国方面唯一的战将聂士成已死。武卫军由马玉昆、宋庆所统率。马、宋均是清军中腐化的旧式军官、甲午战争时的败将，畏日军如虎。何况这次八千日军之后，还有上万的红毛军、黄毛军呢！所以双方一经接触，清军便阵脚大乱，一溃不可收拾。溃军与拳民并趁机大掠。入侵联军虽非劲旅，但是防军太差，两相比较，他们就追奔逐北，大显神威了。清方马、宋两将逃之夭夭。自觉守土有责的裕禄便在乱军之中自杀了。时未数日，入侵联军便进占通州。沿途奸掳焚杀之惨，固无待多述矣。
为李秉衡平反
在这场为时不及两周的抵抗七国联军的战斗中，清廷上下可说是窝囊之极。在这群窝囊货色中，值得一提的，反而是当年在山东的始作俑者，企图组织义和团的李秉衡。
李秉衡（一八三〇～一九〇〇），号鉴堂，奉天（今辽宁）海城人，是张作霖的小同乡。早年在清朝地方政府做小官。但此人十分廉洁耿直而勇于任事。曾为清议所嘉许。一八八五年中法之战时，他署理广西巡抚，与冯子材合作，曾打出个「谅山之捷」的小胜仗，颇为舆论所颂。一八九七年曹州教案之前，李是山东巡抚，升任四川总督。就因教案为德国反对而去「督练长江水师」的。前文已有交代。
据毓贤说，义和团之起实是他和「鉴帅」搞起来的。从历史家绝对公正的立场持论，一位地方官为他所负责治理地方人民的幸福，把当时四处皆是民间自卫会党、团队，加以官方约束，纳入正轨，有什么不对呢，试看二十世纪中期的国共两党，尤其是共产党，不都是如此的吗？朱德、贺龙、刘伯承……不都是从帮会出来的？至于孙中山是洪帮，陈英士、蒋介石是青帮；张作霖是胡匪……，历史家也不应对他们乱作人身的讥评。
义和拳是一个有最大群众基础，而烧香迷信、杂乱无章的民间会党。「鉴帅」要把他们有条有理的组织起来，有何不好，不幸的是时代未到；那个腐烂的朝廷，不具备组织群众的条件。更无学理足资遵循，群运就出轨了。朋友，再晚生数十年，他们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