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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材器使，李鸿章找来找去，只有这个二十几岁的小毛头，一代「奇才」（吴大澂评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袁阿瞒，足当此任胜任愉快，甚至游刃有余！
传统「宗藩关系」的最后忠臣
记录袁氏在朝鲜这段不平凡经历的史传，而能遍用东西史料者，当以吾友陈志让教授最为深入。然志让的《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的紫（黄）袍加身》〔Jerome Chen； Yuan Shi…kai；1859～1916： Brutus Assumes the Purpl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及其续编诸书，皆雅善敷陈；至于袁氏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所扮演者究系何种角色，则未言其详也。台海两岸史学界，近年所见涉及袁氏之专著，当以上引侯君《全传》，最为翔实。书中所发掘之新史料亦最多。关于在朝鲜之一段，则讥刺多于分析，亦美中不足也。
盖中朝关系原为已有三千年历史的东方文明中之「宗藩制度」的一环。吾人治比较史学，固知东方民族史中之「宗藩关系」，与西方民族史中之「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关系」，绝不可混为一谈！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制度。言其详，则千页巨著，不能竟意。今且试言其概念。
西方殖民主义之要点在强者剥削弱者。剥削方式、内容有不同，规模大小、深浅亦各异其趣，然其基本原则无异也。
须知东方（基本上是中国）的宗藩制度，实源自周初的封建制。据可靠史料如清人顾栋高所撰《春秋大事表》，春秋时代（公元前七七〇～前四七六年），周天子之下有二百零九个「诸侯国」。其中与天子同姓者有五十二国。国有大小；诸侯名位有高低（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天子与诸侯之间，都有若干义务要遵守，相辅相成。但是他们之间，却没有「剥削」的关系。因此他们之间的情势，就很像今天的「联合国」。
联合国今日有一百八十五个「会员国」。大的会员国之下还有若干「附庸国」（dependent states），像英国的百慕大和香港；美国的波多黎各和关岛。加起来也有二百一十七个代表单位之多。两者之间连数目字都十分接近。真是无巧不成书。
今日的联合国对它的会员国有许多义务，如解释法理、保护安全；乃至提升经济、卫生、文教、环保等等之工作。联合国如本身有力量，则由「安全理事会」执行其义务。这在我国周朝，便叫做「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如果联合国没力量，要由美国来代劳去打韩战、越战、波斯湾或台湾海峡……，这在周朝便叫「王纲解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大诸侯齐桓公如美国，可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所以中国传统上的「宗藩关系」，也就是诸侯与天子的关系。很像今日「联合国」和一百八十五个「会员国」的关系。彼此之间有义务要相互遵守。彼此之间却没有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他们之间不同之点便是，中国古代的「宗藩制度」里有一个「天子」，不像今日联合国里只有个宰相（秘书长），而没个皇上；中国古代有「王畿千里」、「带甲百万」，今日联合国只有商地十余英亩，警卫数十人而已。但是他们在国际关系上所发生的「作用」（function），则极其相似也。
中国古代这种国际关系的组织形式，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二二一年），废封建、立郡县之后，在中国本土，就名存实亡了。但是他在中国中央政府与四邻的少数民族之间，却一直活生生的存在着，至今未废！细说需有专书，今且让我们只重复一句：中国中央政府与四邻少数民族的「宗藩关系」，是一种古代东方的「联合国」与「会员国」的关系。这种国际关系，历经秦、汉……，通过唐、宋、元、明、清凡两干余年，虽时有起伏；但在基本性质，甚至形式上，和其它制度（如家族、宗法、婚丧、教育、文化、考试等等）一样，根本没有变动。
若论其「历史作用」（historical function），则是一个东方「文明整体」（culture entity），或「宇宙国家」（universal state）中，「细流」（tributaries）逐渐融入「主流」main…stream）的「历史程序」（historical process）。
但是这种东方式的文化「熔炉」（melting pool），是一种「自然的组合」（natural course）。其中绝少经济因素；更不靠武力征服。他们宗藩之间是有战争的；有时且十分激烈。但这种宗藩之争的「频率」（frequency），却远不及「藩藩之争」（war between vassal states）或少数民族内部的「部落之争」tribal wars）的百分之一！而且有时是为维持「区域和平」（regional peace）所发动的「保安战争」（peace…keeping wars），如今日联合国之在波斯尼亚，及非拉等地所发动者。均颇有其苦心也。盖有时用和平方式，如发给西藏之「金瓶」，让其以抽签办法解决政权「继承之争」（war of succession）；解决不了，则以「武力仲裁」（military tribunal）之。
再如越南在前清嘉庆时代，初告统一，乃向宗邦大清政府申请以「南越」为藩国国号。南越为古代大国，占地甚广，嘉庆帝恐其借口侵略邻邦，乃反勾其名，成为「越南」。亦为区域和平着想也。笔者曾有拙著专论之，不再重复。所以近年越南侵寮、侵柬，嘉庆帝如仍在北京，当有明诏制止之也。不奉宗主明诏，便命大将邓小平发兵「惩」之。
总之，我们东方文明在人类历史上，也曾撑过半边天，汉家自有法度！只不幸这种旧法度在鸦片战后，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已不能继续存在。冲激于「历史三峡」之中，随波逐流，它就非「转型」不可了。
长话短说。袁世凯这个不世「奇才」，这个「治世之能臣」，便是在这中韩「宗藩关系」转型末期，不顾一切，死命「打拼」的一位可泣可歌的民族英雄；也就是抗战初期坚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也。明乎此，我们对当年袁世凯在朝鲜，打拼些什么？又如何个打拼法？就可思过半矣。
「唯利是图」竟成国际道德
须知朝鲜当年的一切，正和中国国内一样，政治、社会皆在青黄不接的「转型」期中。
首先在宗藩两国的朝廷认知中，「朝鲜为大清之属国」（早期韩政府向列强行文的国书上，便是如此自称的）就含意不明了。吾人今日读史，尤其是今日南北韩人民读史，读到这一段，那真是深恶痛绝，认为韩王何以如此下贱。这种心理在现代史学上便叫做「现时观念」（present…mindedness）了。吾人读史治史，不可以为时不过百年的「现时」价值观念，去强奸古人。遥想当年势能九合诸侯的齐桓、晋文（现代的罗、邱、斯），不但不以「大周属国」为耻；且以大周属国为荣。韩「王」自称为「天子」属国，已逾两千年。日本且一度以不能为天子属国为耻，而痛恨韩人之横加阻扰呢！
朋友，我们东方的政治哲学，是以伦理学为基础的。它是不鼓励以「国」为单位，去搞「种族主义」和「部落战争」的。我们的孔孟之道是「敬天法祖」，要统治者知「天命」、行「天理」、做「天子」，有教无类；看到「百武彗星」横行太空，「天意」示警，要下诏罪己……，认为朕躬于「德」有亏。大明亡国时，许多三韩士子，也搞「反清复明」。认为满虏爱新觉罗，入主中国，其「德」不足云云。余读韩儒所撰《热河日记》，真是感慨良多。总之，咱东方政治哲学，自孔孟而后，主旨是「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这虽是个通天大牛皮，但是吹牛皮的政客（包括我们的蒋总统、毛主席），至少还「要脸」。
西方的政客，尤其是搞国际外交的政客，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要脸」。绝口不谈「仁义」，公开的唯「利」是图。
就如这次海峡危机吧！美国政府送来两组大炮舰，气势凌人。你问它所为何来？山姆大叔本可吹吹牛嘛：咱为维护民主，伸张正义而来！多冠冕堂皇啊！它不此之图，在国内宣传的主旨，却是曲不离口的「维护American interest； American interest！」（为着美国的利益！美国的利益！）它不如此宣传，便会使美国选民，怪他们政客「师出无名」下流吧！
其实西方古代的政治哲学，也并不如此。这种下流哲学实始自白色帝国主义兴起之后的代言人马基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96～1527）。「马基维利主义」一出笼，有能力的西方的政客，都变成「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曹孟德了（威尔逊博士可能是少数的例外）。毛泽东很欣赏尼克松。就是因为尼克松「美国利益」不离口，反倒是一个坦白的真小人。其实毛公有所不知，自马氏哲学（包括马基维利和马克思）风行之后，伦理学中的义利之辨，已经换了位置。我们孟夫子所讨厌的这个「利」字，在现代西方伦理学，尤其是政治学中，早已变成了一个「道德名词」（moral term）。因此「保护你自己的利益」（Protect your owninterest），以至保护你国家的利益，便反而成为道德哲学中，至高无上的道德教条了。今日起康德于地下，他的「绝对命令论」（categorical imperative）应该也有新的内容了。
五帝窥韩的底牌
这种殖民哲学和侵略行为，就把在清末民初政治社会也在急遽转型的朝鲜，冲击得七零八落了。
首先它分化了韩国的朝野，使其分裂成保守派、维新派、激进派。各派分别搞亲清、亲日、亲俄、亲英美法……，各是其是，动荡不停但是却依人作嫁，很少能取得主动。
环伺的帝国主义之中，野心最大，动作最积极的便是日本了。日本搞的是百分之百的当代西方的「殖民主义」，其目的和手段大致是：首先大量移民和扩展商务，从根本做起其时日本旅韩侨民为华裔的十二倍；商业大致是华商的四倍。接着便大量扶植金玉均等亲日派，得机发动政变，组织亲日政府，割断中韩之间的宗藩关系。最后勾结法国，各取所需法国占领安南；日本占领朝鲜。可是日本那时实力未充。它两次发动政变，都受制于袁世凯，末得逞。日本之勾结法国亦为李鸿章所阻。李虽然在「中法战争」（一八八三～一八八五）中，丢了安南，他却能以夷制夷，利用英国，缓冲了日本。对访华的日相伊藤博文作了主权性的让步，许日以平等地位；但在朝鲜现场，却不遗余力的支持袁氏，把日本势力赶出藩国。维持了中朝的宗藩关系，直至甲午战败为止。
第二个觊觊朝鲜的便是俄国了。但是和日本一样，它得先挖中国墙脚，扶植亲俄势力，才能深入。这一阴谋也受制于我们的「小钦差」而中途泡汤。详情可参阅陈、侯二氏之巨著。
英国此时志在西藏、九龙、长江各口岸，和山东沿海。对韩则不欲打破中韩「宗藩关系」之现状。盖「朝鲜为大清之属国」，终较朝鲜沦为日本或俄国之殖民地，对英为有利也。因此驻韩英使厄士顿（W。G。Aston）虽认为袁世凯太跋扈而主张朝鲜「独立」；驻华英使巴夏礼（Sir Harry S。 Parkes）这个火烧圆明园的老牌帝国主义，反而暗中协助李鸿章以遏阻法国和日本的勾结。另外他更鼓励英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Sir Robert Hart），遣送一位德裔老帝国主义摩伦道夫（P。G。Mollendorf），去朝鲜协肋袁世凯整理韩国税收，加强海关监督。有着英德两强背景的摩老日耳曼，在朝鲜表现得比袁世凯更为跋扈而有效率。韩廷因此税收大增，袁世凯所训练的五千亲军，也军容大振。足令日俄使臣，均为之侧目。
最后就是美国了。我们的蒋老总统说得好：「美国也是帝国主义。」这个青年帝国主义，首先要统一北美，视为「天降大任」（manifest destiny）；次要独霸南美，名之曰「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内战后目光渐及远东，终于占领了菲律宾。在这一系列扩张行为中，也出了不少的小帝国主义者。英法联军时的美公使伯驾（Peter Parker），和八国联军时的美公使康格（Edwin H。 Conger），都是力主占领台湾的老牌帝国主义者。后来台湾给日本占领了，老美好不懊悔。这时五帝窥韩所共同讨厌的人物便是袁世凯。美驻韩公使孚特（Lucius H。Foote）向不承认中韩之间有什么「宗藩关系」。因此他一有机会便要质问：「袁世凯算老几？」这时孚特的态度是绝对亲日的。他倒不是要把朝鲜送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