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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台湾远流版)-第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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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就要谈到中朝两国关系的本身,和袁世凯在朝鲜所作所为的历史意义了。
   一个现代「班定远」的失落
   前节已言之,袁初到朝鲜时才二十三岁。但是在其后两年中的表现竟弄成支撑韩局,「非袁不可」的局面。读者知道,武昌起义后的政局,也有一段「非袁不可」的时期(详见下篇)。那是第二次。在这第一个「非袁不可」时期,二十六岁的袁世凯并无心恋栈;他的堂叔袁保龄也劝他不要干。他在一八八五年二度去韩时,是李鸿章勉强他去的。李鸿章何以强人所难呢?那是因为偌大的中国竟找不到第二个人可以支撑韩局有传统训练而大魁天下的张謇(一八五三~一九二六)状元;有欧洲留学归来,精通数种西语的文法大家马建忠(一八四五~一九〇〇)……,他们都是吴长庆之下的要员,有在朝鲜工作的经验,但是他们都干不了这差事呢!
   李鸿章是精明的,知人善任。他认为应付朝鲜那个复杂的局面,量材器使,非袁不可。这不是李鸿章的任用私人吧!后来因为忌袁者众(包括张、马),朝廷派有边事经验的吴大澂(胡传的上司,久驻宁古塔)去加以詧查。吴的报告是正面的。他认为世凯是不世奇才。 
      按理朝廷派往朝鲜去主持要政的,应该是个钦命大员(钦差)。但是袁老四才二十六岁,又没「功名」。因人设官,他只能戴个「三品顶戴」;官阶只能当个「商务委员」,算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之下的一个附属机关,不能代表大清皇帝。
   可是这个娃儿小官的权责,那可吓坏人了。第一,他手握重兵。掌握由他一手训练、用德式操法、欧美配备的朝鲜亲军五千五百人这种现代武装,小站之前,中国都还没有呢!韩王李熙在阅兵之后大为赞赏。他要封世凯为全国陆军大统领(大元帅、总司令)。世凯固未谦辞,而阻力却出自国内。李鸿章怕他太招摇,会引起国际反感。袁只顾整理朝鲜;而李则困于中法战争,在搞其以夷制夷也。
   第二,世凯替韩廷整理财政,亦大有成绩。李熙对世凯的忠诚服务称赏之余,竟根据咱中韩老传统,赠世凯「宫姬」美女四人,以示姻娅之情。四人中有一姬为韩国贵族,李熙之内戚也。一人早死,存者三人成为世凯之第二、三、四房如夫人。其后共生子女十五人(七男八女)。世凯次子克文即三姨太金氏所生。克文之第三子,即今日名物理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之袁家骝教授也,夫人则名扬海内外之原子物理学家吴健雄教授也。
   家骝幼年颇受祖母宠爱。余尝戏问家骝兄:「祖母也说汉语吗?」
   「啊,说得很好呢!」
   我又戏问曰:「大脚呢?小脚呢?」
   袁教授说他祖母晚年常卧病在床,总是盖着被褥。大脚小脚,就不知道了。
   那时在韩国的宫廷之内,大院君与国王李熙的父子之间,以及大院君与闵妃的翁媳之间,都时有争执。韩国那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朝廷中的六部官员,亦不大协调。社会上的士农工商亦至为复杂。但是袁君指挥其间,以宗邦监国自居,上下亦尚能悦服。
   只是不幸值此「转型」时代,千年不变的宗藩制度,至此也必须转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现状既然维持不易,那时清廷亦曾有进退二策。进则师秦始皇之故事,废封建、立郡县,改土归流。徙韩王于国内,使半岛郡县化。然大清积弱,自身难保,此策断难执行。退则包包叠叠,宗邦自藩国全部撤退,任朝鲜自主独立。无奈此策亦不可行。盖朝鲜斯时无独立条件,而五帝环伺。宗邦遽撤,则朝鲜必沦为列强之殖民地。
   如此进退两难,则只有让那位卑权重的袁世凯去作个小班超,在五强之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斯时五帝的驻韩公使,都以「钦差」自命。纵是北美合众国的公使,以中文行文亦自称钦差。周旋于五大帝国主义的钦差之间,我们这个只有三品顶戴的小班超,真也难为他了。最后落荒而走,形势之必然,非战之罪也。掷笔几上,吾欲何言?
                             *一九九六年四月六日脱稿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八卷第五期
   三、乱世抓枪杆,有枪便有权
   袁世凯的一生事业是在朝鲜开始的。在朝鲜他虽然铩羽而返,但所学到的本领和累积的经验,却是其后毕生事业的基础。
   举其大者:袁在朝鲜学会了与东、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本领。在他那个时代,慢说是与洋人办外交、耍国际政治,一般政客对洋人都是一无所知的。一旦碰到洋人洋务,便手忙脚乱,乱来一泡,因此所受到的灾难也是至为惨痛。笔者在另篇谈「八国联军」之役,就说过大学士老进士徐桐父子,因不谙外情,便弄出灭门之祸(一家女眷十八人集体自杀)!那时的西太后和她的亲贵四人帮,竟也胡涂到对十一个帝国主义同时「宣战」的程度这都是对洋人毫无所知;一旦面临紧急情况,便方寸大乱,胡干一泡的结果。可是袁世凯经过朝鲜那一段,他就是个「洋务专家」,知彼知己;遇事就不会那么胡来了。
   比洋务更为重要的则是袁世凯在朝鲜也学会了带兵和练兵。前文已言之,袁在朝鲜为韩王练了一支五千五百人的现代化亲军,使藩邦朝野大为叹服。韩王李熙不但要委派他做韩军总司令,还送他美女四人以为奖励呢!
   二十几岁的袁老四,一个科考落第的秀才,哪来这大本领呢,说穿了也没啥稀奇。要了解袁世凯,我们还得看看转型之前的中国旧式兵制。须知咱中国人搞军事,最高境界本是文人将兵。你看诸葛亮,连匹马也不会骑。指挥大军作战不用指挥刀,却坐着独轮车,用把鹅毛扇,摇来摇去。等到上帝宠召了,那个「死诸葛」,还能吓退「生仲达(司马懿)」呢!这个半真半假的故事,本是中国重文轻武传统中,文人的骄傲和牛皮 ;谁知到了清朝,它竟变成了事实和制度。
   原来在公元一六四四年,当那位不祥的人物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时,全部清兵一共只有「八旗」六万人。后来再加上「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也不过二十四旗。最高额亦不足十五万。那时中国本部十八行省人口上亿(十足人口),至乾隆已逾四亿。十五万「旗兵」何能统治上亿的「汉民」呢?所以清初的「外来政权」,只好沿用明朝原有的「卫所制」。各省政府保留原明朝职业军人的卫所二级,为地方警卫武装,以维持各省治安,「以汉治汉」。这一大明遗规,我们今日还剩个「威海『卫』」。天津市原名也是天津「卫」;今日南京还有个孝陵卫。国府统治大陆时代,县以下的乡村政府叫区公「所」,和乡、镇公「所」。用的都还是明代的老名称。
   这种旧卫所所辖的汉兵,在明原为国防军,约一百万人;在清就变成各省区粮饷自筹的保安队了。此一省防军在清代兵制中叫做「绿营」。清初各省共有绿营兵六十六万人;中叶稍减。分布地区以沿海各省(包括水师)及边陲地区为重,内部较少;安徽最少,不足万人。(见《清史稿·兵志》)
   这一绿营制度,清初已遭疑忌,「三藩之乱」(一六七三~一六八一)以后,清室乃蓄意约束;绿营之中,将不专兵。省级指挥官,提督、总兵等皆受制于科甲出身的文职官员的总督和巡抚;而督抚之间又相互制衡。这就逐渐变成清代重文轻武,以文人将兵的传统制度了。其后不但「绿营」如此,连「八旗」都统,亦更调频繁,将不专兵。
   清廷这种重文轻武的政策自然是有其严肃的政治目的。它要使像三藩祸首吴三桂那样的武将专兵的汉族藩镇,永不再见于大清帝国。走笔至此,笔者不禁想起某次在台北街头搭出租车的趣事。在行车途中,那位青年司机正在收听台语「地下电台」。余亦倾耳细听之,竟一句不懂。但是有三个字却听得极为清晰,那就是「……吴三桂……吴三桂……吴三桂……」,吴三桂三字何以如此重要?颇为不解。后来听朋友相告,说我的哥大小友,民进党籍的张旭成博士也曾说过,所有在台湾的「大陆人」,都是吴三桂。闻之不禁大笑。历史的发展,真是日月如梭。时间和历史自会解决其「历史问题」。很快的这些目前小故事,就会变成历史上的小掌故,供读史者笑乐一番。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这也是个历史的「必然」吧!思之忍俊不禁。
   总之,清廷这一重文轻武的政策,走火入魔的结果,不但汉族再无藩镇专兵,连那些原有高度尚武精神的满蒙武夫,亦渐染汉习,以不文为可耻,而摇头晃脑去做起诗来 ,致使一些像袁枚(一七一六~一七九八)那一流的无聊文人,去乘势投机,攀援权贵。余读《随园诗话》,有时就要出而哇之。
   文人将兵既成制度,则大清帝国,尤其是汉族之中,便没个真正的职业军人作统帅或封疆大吏。以致鸦片战争一起,领军去和「英夷」开打的不是职业军人的「李广」或「霍去病」,而是诗文做得顶刮刮的翰林学士林则徐。英法联军时,最初文武一把抓,独当一面的叶名琛(一八〇七~一八五九),也是一位进士。最后弄成「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却被英国人捉到印度去当俘虏。
   其后八旗、绿营都腐烂了,不能再用;另组「湘军」、「楚军」、「淮军」、「自强军」、「定武军」、「武卫军」、「新建陆军」……几乎所有的军头从曾、左、李、胡开始,到张之洞、胡燏棻、袁世凯,都是清一色的文人。其中曾、李、张且是翰林学士,文采风流。曾、张在中国近代文学史、思想史中,都有崇高的地位。纵是李鸿章也是位天才横溢的文学作家。笔者幼年曾能背诵李鸿章考秀才时的墨卷,文题曰:「天台仙子送刘阮还乡赋」。那时才十几岁的李鸿章,竟能改窜《西厢记》,写天台仙子送男友还乡「拜拜」时,叮咛道:「……野店风霜,何妨晏起;荒村雨露,慎忽迟眠……。」(真是依依不舍,一派深情!)考他的那位府考官,显然也是位多情人物,阅卷后,大为感动,乃批说:「大盗劫人,不伤事主……天才也。」这一批,小小鸿章就做了「犯法可免打屁股」的秀才了。二十一岁「中举」,二十四岁成「进士」。
   头戴红顶花翎作战的淮军
   这些能够「将兵」的文人之中,「文采」最差的,那可能便是袁老四了。他是个「务实派」;至少不是「感情中人」。在他笔下,讨一房姨太太,也叫做「置办」等于是买一件家具沙发、摇椅、毛巾、夜壶一般。所以他对崔莺莺小姐那种脉脉的送别柔情,什么「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风霜要起迟。鞍马秋风里,无人调护,〔甜心呀,侬要〕自去扶持……」是不会发生太多生理反应的。笔端不带感情,所以他就考不上「童子试」了。
   但是袁世凯却是这批文人中,弓马娴熟,真正打绑腿、扎皮带,下得操场去,喊「立正、稍息、开步走」的实际的练兵官,和带兵官。
   本来清廷搞「重文轻武」的原意,就是吃定了这批经过「十年寒窗」磨折,手无缚鸡之力;只会下围棋,不能拿大刀;只会坐独轮车,不会骑马的「文人」,做事畏首畏尾;给你带兵,你也不愿(因为孔孟之学的大洗脑),更不敢(因锐气已挫)去造反!
   可是清廷这项设计到袁世凯时代,就是不才所说的要「转型」了。事实上,袁世凯的「小站练兵」,便是中国「陆军军制转型」的开始。(注意:海军转型较陆军要早二十年。笔者拙文谈马尾海校时,曾细述之。)
   在此之前的「湘军」、「淮军」,打起内战来,虽也战功赫赫,但他们都是小脚放大的半调子部队。刘铭传与太平军和捻军作战时,是头戴「红顶花翎」去冲锋陷阵的(见罗尔刚编《刘公铭传年谱》上册·同治六年)。那时太平军作战,尤其是破城庆功时,穿的则是明朝袍套,看来像一场「京戏」大合唱。笔者出生的那座唐家圩(音围),一度曾是淮军对捻军作战的后方非正规的兵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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