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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后来也在中国「当差」的费正清的英籍老师摩尔斯，面对西后此一转变，也觉不可解，他说：
太后一向作事都是留有退路的，只有这一次，她这个政治家只剩个女人家了。
其实摩老师有所不知。老太后这次误信了一记假情报，自觉死到临头，已无「退路」可走了。她倒不是「政治家只剩个女人家」，而是这个女政治家想学学中国古代男纵横家经过数天的考虑之后，显然的她是把这十一国的驻华公使和代办们扣起来作「人质」（hostage），然后以义和团小将为替罪羔羊和籍口（这和毛泽东利用红卫兵小将如出一辙），「绑票勒赎」，迫令各该国政府改变对她老人家（勒令归政）的既定政策。
义和团之乱闹成八国联军，其「画龙点睛」之笔，便是这记不知谁人伪造的假情报！这也是一个独裁者（其后包括孙、袁、蒋、毛、邓）在「一念之间」所决定的「政治行为」，完全发诸「偶然」的政治行为，影响国脉民命，「一言丧邦」最明显的例证之一。这也证明，个人或一党专政的政体，不能适应现代文明的意蒂牢结的实验报告。
【附注】蒋介石决定牺牲外蒙时，连他最亲近的机要主任陈布雷，和他的小舅子宋子文都不知道，所以宋拒绝签字，而以一个专心想做外长的王世杰去作替罪羔羊。蒋之决定对日放弃赔款，也完全出于一个人的决定，可能连他老婆都不知道，所以后来杜聿明骂他为「独夫」。以一个人的简单幻想去敌一党（中共）两国（美、苏），他怎能不失败呢？他（她）一失败，四万万人跟着遭殃。毛就更糟了。他恨彭德怀于一念之间，破坏了连赫鲁晓夫都十分忌妒的「二五计划」，终于饿死农民数千万。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再恨刘少奇于一念之间。他原想搞个六个月的红卫兵运动把刘搞下去就结束，谁知又一搞十年，死人亿万。毛曾一再说过，文化大革命只搞六个月。谁知纵是毛泽东耍久了，狐狸尾巴也有暴露之时，六个月就变成十年了。同胞们，我们如今也受够了吧！言之可叹。
老太后出了岔，那是她千不该、万不该，把李鸿章下放广州。李如仍在北京，也参加了御前会议，派个人去问问赫德，或直接去问问各公使，哪会上「蒋干偷书」这个大当呢？无奈李被排挤而去，剩下了一些无知而好权的土高干，碰到这一情况，就只好「相拥哭成一团」了。他们那时没有「飞弹」。如有飞弹，他们不乱放一通才怪呢！就这方面来说，那位读破《通鉴》的毛老大，就比叶赫老太婆高明。毛把他的「李鸿章」（周恩来）侮辱得不成个人形，但是就不下放他去广州当代理书记（李鸿章是「署理」）。再委屈，你得待在北京。义和团攻打使馆时，你得替我分析情报！周恩来也乖，比李鸿章更乖。李老头还倚老卖老，私下大逆不道，有时还把老太后和小皇帝说成什么「妇人孺子」。这老妇人（武则天！）倒颇有度量。谗言、特务虽然报告了，她也不生气。她的原则是，只要你对老娘忠心耿耿，不搞行动反对我（雷震坐牢就是要搞「行动」的结果），你老混帐 ，狗嘴不长象牙，讲点脏话，老娘不在乎。周恩来就不同了。他做了一辈子小媳妇，绝不敢说半句「脏话」。他把个尼克松、基辛格，玩弄于股掌之上，倒头来还「遵循伟大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笔者早在一九七二年，就尾随尼大总统之后，回大陆探母 ，颇受礼遇。从上海、安徽到北京，真把这十四个字，听了好几百遍。老实说，作为一个倒霉的历史家，听了心头直是嘀咕，还是我们合肥那个倚老卖老的「汉奸李二先生」，比周恩来那个小媳妇更有「宰相之风」！当然毛的器度，也比不上那两个远甚须眉的臭老太婆。毛好装腔作势，反而不如两位老太太，有「英雄（雌）本色」。
闲话扯多了，再回头聊聊老太后。当原本电报抵达西安时，据说老太后欣喜不尽，因为洋人这次，一不要她「归政」（这是她最怕的）；二不要她「割地」（她虽不在乎，究竟窝囊）。赔点小钱，在这位一掷百万的老姨太，那才不在乎呢！钱反正不是她的。哪儿筹来，反正是李鸿章的事。在老太后看来，鸿章和戎之才，真是古今无双。鸿章之功，保国卫主，也真是遮天盖地。老李虽然为她累死了，死了也要封侯把「肃毅伯」晋封「肃毅侯」。
鸿章遗札保荐袁世凯自代。老太后追念老臣，爱屋及乌，袁世凯便以四十二岁的壮年，继世界驰名的「李鸿章」之后，就做了大清帝国的「宰相」了。
袁世凯的变法改制
慈禧老太后吃一堑、长一智，通过这次惊险的逃亡，她气焰也低了，私欲也少了；年纪也大了，把握也小了。自此军政大事，也不敢乱作主张，唯宰相是赖。她信得过李鸿章，也就信得过李所保荐的接班人袁世凯。
袁世凯根据他晚年的所作所为，公正而深入的历史家，也无法否定他是「乱世之奸雄」。但是通观他一生在内政、外交、军事、经济各方面的领导才能，读史者也不能否定他是「治世之能臣」。把清末民初所有的高层风云人物，若论将相之「才」来排排队，我个人就觉得，诸公几乎无出其右者。李鸿章、周恩来二人或可相拟，甚或过之。但李、周二人失之太君子。尤其是周恩来，简直失之软弱。辅助阿斗，周可为诸葛亮；屈居毛下，有时就助纣为虐了。试看他连个孤雏义女孙维世，被奸被杀，都不敢置一辞，这个宰相也就很难比诸「古大臣」了。暴君之作恶，亦宰相愔弱之过也。李鸿章这个翰林，也不够「跋扈」，不够「流氓气」。吃他们那行饭的，要推动工作，驾驭同官上下的大小流氓，就不能像胡适那样地畏首畏尾、脸皮薄、心肠软的白面书生了。袁世凯在这方面比李、周二人强多了，因此他也就失之在太跋扈；失之在手硬心狠，没有高知气息，为士林所鄙。如今数十年了，恩怨早断，袁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仍难平反，其原因亦在此。有其长，必有其短。令人叹息。
但是袁某毕竟是近代中国数一数二的治世能臣，得君甚专。所以他从一九〇一年冬，至一九〇七年秋，干了六整年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大清帝国的实际的「宰相」（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兴利除弊，变法维新，也做了不少建树。只因为那是「袁世凯」做的，在历史上就略嫌灰黯了。在这六年中，袁是尽量自我贬抑，捧满族亲贵出头，自居其下。无奈这些亲贵太颟顸，而袁自己又要做事，无法不露锋芒也。西太后老人家对他是信之、任之、宠之，但这老寡妇也知道，她在做小寡妇时，她的政权是以杀「权相」肃顺起家的。如今她自己也行将就木了，而眼见另一汉族「权相」袁世凯，声望日隆。为下任孙皇帝阿斗着想，她就先要除此「肃顺」，以后才能瞑目，因此经过一番布置，便把袁某「踢上层楼」由有实权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于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慈禧与光绪死前一年，七月二十七日（阳历九月四日）调升有职无权的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这一调，袁相国在他的「二五计画」（且借用一个五十年后的名词）中的许多项目，也都适可而止，甚或干脆泡汤了。
事实上袁世凯在他为相六年之中所推动的各项建树，也可说是「袁世凯的变法改制」吧！每一项（如废科举、兴学校）都可写一本博士论文。吾人也不妨三言两语，点到为止，也算是项纪录吧！
第一是军事。袁以其完整的「武卫右军」为基础，逐渐练出一支精锐的、现代化的国防陆军。有名的「北洋六镇」（每镇六千人，约合今之一师），和与这支国防军有关的各项设施，诸如「保定军官学堂」、「军械学堂」、「军医学堂」、「经理学堂」、「马医学堂」等等，都是袁氏一手创办的。袁更拟订全国征兵方案，并由朝廷饬令各省兴办陆军小学，依次递升至陆军大学。他的最高目标是为大清帝国练出三十六镇现代化的「常备军」。
【附注】抗战前夕，国府军委会曾着手编练三十六个「整编师」。数目可能是不谋而合；也可能是以袁的老方案为张本的。
三十六镇的计划，自然因袁的调职而搁浅。但是这「北洋六镇」却是辛亥革命时，袁氏复出的最大本钱。袁死后它们也是皖、直系的基本武力；它的军官都变成了「军阀」，为国人所诟病。可叹的是，一个国家政治不上轨道，哪一个大军官不是军阀呢？政治上轨道，他们不都是国防精兵？
其外袁宰相还为大清帝国练出一批现代化的警察。根据＜辛丑条约＞，洋人不许中国在天津市及京津铁路沿线驻兵。袁乃挑选身高体健的北方农民，寓兵于警，训练出数支极其现代化的警察他们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批现代化的警察。民初京、津两市的警政是享誉世界的。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国府定都南京时，为着新首都市内的安全、秩序和门面，还向北平、天津两市借调数批警察呢！
关于海军，袁就无能为力了，因为「庚子赔款」数目太大，全国罗掘俱穷，重建海军需款过巨，政府就无此巨款了，虽然他也做了些整补的工作。
可是袁对落后无效的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却做了翻天覆地的大改革，尤其废除科举考试这一项。科举从汉朝的公车举士开始及隋唐改为考试以还，已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这一制度，第一是牵涉到全国人民的教育文化生活。普及和振兴教育以各级考试督导之；它也是化民成俗的主要媒介。第二它也是为政府官员遴选候补人、接班人的培训机构。舍此则政府官制将陷于混乱（例如后来国、共二党所搞的有欠公平的「入党做官」的办法，则比老科举制度不逮远矣）。科举是个有千年以上的历史，牵涉深远，实验可行的「较好的制度」（better system）现代政治科学家也公认「民主」是个可行的「较好的制度」，虽然并不是「最好的制度」（best system）。这一制度陈腐了、过时了、不适用了，要加以废除。但它的作用牵涉太广，不可说废就废。要废，就必须有计划、有步骤的作其釜底抽薪之谋，才不会出纰漏。袁就掌握了此项原则，先稳定了各级地方官的培训工作；同时兴办新式学校袁早在拳乱期间即已在济南创办山东大学以期替代科举，及升任北洋大臣，更创设各种学堂，并力主选派学生赴国外留学；一以培育人才，亦为莘莘学子另觅职业出路 一切行之有效，科举不废自废，袁乃领衔与开明的封疆大吏张之洞、岑春煊等，奏请废除科举。果然在全国安堵，四境匕鬯不惊中，千年科举，就在「丙午科」（一九〇六）悄悄地滑入历史了。
吾人熟读「戊戌变法史」，想到张之洞初曾全力支持康有为推动变法，而为康氏这位教条主义者所峻拒的往事，再看袁张兴学校废科举的成绩，便知其高下！当国执政者，不怪自家无见识，而以木头头脑，自作聪明而误己误国，可不慎哉！
袁氏另一种建树便是科技、路矿和各种现代企业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家财政，被庚子之乱及赔款，拖入绝境。袁公试图恢复经济，振兴企业，用句五十年后蒋经国的名词，可说「克难」而为之。虽限于条件，亦颇有声色。例如开滦煤矿，我国之最大煤矿也。谁知在拳乱期间，经英商上下其手，巧取豪夺，竟然变成英商财产。乱后我国欲收回自办，而英人根据已签的合同，与国际公法条例为籍口，霸占不还，甚至企图以清国违犯国际财产法向我兴讼。打国际官司，大清帝国哪有此人才（老实说，纵是今日的人民共和国也人才不多啊）。不得已乞援于「洋员」，而洋洋相护，又岂有好结果！我们最后捞回了开滦，也真是难为袁老四了！叙其详情，四百页大书也。读者如欲稍稍深入，则参阅上引吾友陈志让教授著《紫袍加身》（页八六～九〇），当可略知其详。
矿路之外，袁公对邮传（政）、无线电报、招商轮船局、新式币制……等亦多有创建与改革。笔者手头史料盈筐，抄录不尽也。前引侯宜杰教授大著中，亦颇有征引（见该书页一一一～一一五）。侯君一反袁作家也。然对袁氏之建设，亦多有肯定之辞。
在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史中，李鸿章、张謇、盛宣怀、袁世凯，固经济史中之萧、曹也。然袁则颇有异于其它三人。盖李、张、盛三公均为代国家管治金融企业之高官也，然三人皆
「下海」（且用个今日大陆上最时髦的名词），最后自己都做了大官僚资本家，与国民党时代之孔、宋，共产党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