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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有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天竺（今印度）、罽宾（今巴基斯坦北部）、尼婆罗（今尼泊尔）等，都与唐朝有经济和文化联系。如师子国的船经常来广州，是当时来我国的最大的船只。天竺的天文、历算、医学、音乐、舞蹈、佛学、制糖技术，罽宾的珠宝、名马以及犍陀罗艺术等，相继传到我国。我国的丝织品、纸张、造纸术等也传到南亚诸国。唐与天竺的文化交流主要是围绕佛教进行的。当时中国的许多僧人曾前往天竺求经，其中最有名的是玄奘。玄奘，俗姓陈，河南缑氏（今偃师南）人。贞观元年（627年），他为到天竺求经，从长安出发，途经今新疆、中亚，访问了今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等国。他在佛教学术中心那烂陀寺（今印度伽雅城西北）等地研习佛学，成为佛学大师，获得很高的声誊。贞观十九年（645年），他返回长安，带回梵文佛经六百五十七部，后译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他又撰《大唐西域记》一书，记载旅途所见所闻一百三十八国的历史和地理等，这是研究中古时代中西交通和中亚、南亚以及西亚部分地区历史、地理的宝贵资料。
3。中亚西亚
波斯 波斯（今伊朗）是西亚的重要国家，地当丝绸之路的孔道。唐初即与波斯有使节往来。高宗时，波斯遭大食侵略，王子卑路斯曾来唐求援。波斯被大食灭亡后，波斯反抗大食的政治势力仍继续以国家的名义遣使来唐。许多波斯商人来唐经商，不少人留居长安、扬州、广州等地。波斯商人把珠宝、香料、药材等输入中国。中国的丝织品、瓷器等也大量输往波斯。
大食 大食是阿拉伯帝国在中国史书上的名称，最强盛时领土横跨欧、亚、非三洲。在中亚与唐为邻。唐高宗时，大食即遣使来唐。此后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通过陆路和海路发展迅速。许多大食商人来中国经商，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等地都有他们的集居地。他们运来香料、药材、珠宝等。大食的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建筑术等也传入中国。中国的丝织品、瓷器等，大量输往大食。造纸术、炼丹术、医学、养蚕和丝织技术也传入大食，并再传至其它地区。
八、安史之乱
1。安史之乱的原因
安史之乱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兼并严重；边防节度使权力过大，成为强大的地方势力；中央统治集团日益腐朽。土地兼并严重是和均田制的破坏密切相关的。唐初实行均田制时，并未改变地主占有大量土地的状况，土地可以在各种名义下买卖，因而只能延缓而不能阻止土地兼并。后来均田制逐渐废坏，土地兼并日益发展。到唐玄宗后期，土地问题日益严重，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四处逃亡，严重削弱了唐朝的统治基础。边防节度使的权力膨胀是和府兵制的破坏分不开的。唐初，府兵的地位高，待遇好，因而兵源稳定。高宗以后，征战频繁，府兵戍边、出征往往逾期不得轮换，而其优厚待遇多被取消，府兵逃避征调或逃亡的很多。于是唐玄宗时废除了府兵制，普遍实行募兵制。招募而来的士卒长期驻守边疆，与边将关系密切，因而极易成为边将的私人武装。同时边将的权力也在逐渐加强。睿宗景云元年（710年），开始在边地设节度使。至天宝元年（742年）时，共设平卢、范阳、河东、朔方、河西、陇右、北庭、安西、剑南等九节度使及岭南经略使。他们各领兵二、三万至八、九万，并由起初只管军事发展到兼管行政、财政，集大权于一身，成为强大的地方势力。而此时唐玄宗已怠于政事，沉缅于酒色歌舞，穷奢极欲。政事则先后委于宰相李林甫、杨国忠。李林甫口蜜腹剑，勾结宦官，妒贤嫉能，他掌权十九年，政治日益黑暗。他死后，杨贵妃的族兄杨国忠为相。他结党营私，贿赂公行，政治更加黑暗。朝廷直接掌握的武力也大为削弱，代替府兵的彍骑缺乏训练，战斗力差，无论数量、质量都远逊于节度使的武力。此时唐又与吐蕃、南诏多次发生战争。唐军攻南诏屡败，天下骚然，国力虚耗。
2。安史之乱的经过
安史之乱的主要首领是安禄山和史思明。安禄山为营州柳城（今辽宁锦州）胡人，聪明能干，通晓六种少数民族语言。青年时代，在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部下为低级武官，后升为高级将领。至天宝十载（751年）①，兼任平卢（治今辽宁朝阳）、范阳（治今北京）、河东（治今山西太原）三镇节度使。他竭力奉迎唐玄宗，拜杨贵妃为干娘，甚得唐玄宗的信任。他见唐朝政治腐败，武备松弛，即生叛变之心。史思明也是胡人，官至平卢兵马使，与安禄山关系密切。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与史思明在范阳起兵，假传“密旨”，以讨杨国忠相号召，发兵十五万，号称二十万。唐玄宗闻变之后，慌忙派封常清去洛阳募兵防守，又派高仙芝率兵屯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二将都被叛军打败，退至潼关，为唐玄宗处死。唐玄宗又派哥舒翰领兵二十万守潼关。天宝十五载（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六月，破潼关，进占长安。唐玄宗仓惶出逃。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禁军哗变，杀死杨国忠，又迫唐玄宗缢死杨贵妃。唐玄宗逃往成都。太子李享逃到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即帝位，即唐肃宗，年号至德，遥尊玄宗为太上皇帝。唐肃宗即位后，依靠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和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的兵力，又调集西北各路军队，积极准备反攻。南面则有张巡和许远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南），鲁炅（jiǒng炯）坚守南阳，挡住叛军南下的通道，保障了唐朝江、淮财赋的来源。叛军到处掳掠屠杀，入长安后，也大肆杀掠，关中和各地人民纷起反抗，叛军在多处战斗失利。至德二载（757年），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死，庆绪自立为帝。郭子仪乘机率十五万大军收复长安，不久又收复洛阳。安庆绪逃至邺（今河南临漳西南）。乾元二年（759年），史思明大败唐军于邺城外，又杀安庆绪，自立为大燕皇帝，并乘胜再陷洛阳。上元二年（761年），史思明又被其子史朝义所杀。次年，唐在回纥兵的帮助下，夺回洛阳。史朝义退至河北自杀。安史之乱至此平息，前后共经历八年（755—763年）。
3。安史之乱的影响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从这以后，朝廷的权力日益削弱，逐渐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在民族关系方面，唐朝日益失掉“天可汗”的优势；吐蕃、南诏等民族政权不断侵犯唐朝；在经济方面，黄河流域遭到严重破坏，而江南的经济未遭破坏，日益发展，经济超过北方。
九、唐后期的政局
1。藩镇割据
割据局面的形成 安史之乱平定后，藩镇势力不仅没有消除，相反却更加发展。唐朝无力彻底消灭“安史”的余部，只得任命“安史”降将为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治恒州，今河北正定），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治魏州，今大名），李怀仙为卢龙节度使（治幽州，今北京），史称“河朔三镇”或“河北三镇”，后来发展成为最强大的割据势力。安史之乱时，边兵大量内调，边防空虚，吐蕃、南诏乘机进扰。因而安史之乱平定后，唐朝又在西北，西南加强藩镇。为了巩固统治，在内地也实行“以方镇（藩镇）御方镇”的方针，在关中、关东、江淮流域广置藩镇，以求互相制约，防遏河朔，屏障关中，沟通江淮。可是这些藩镇往往不听命于朝廷，甚至自行任免官吏，自掌军队，自专刑赏，户口不报中央，赋税不交朝廷。于是逐渐形成“天下尽裂于方镇”的局面。有些节度使亦不由中央任命，而是父死子继，或由将士拥立。他们之间有时互相火并，有时联合对抗朝廷，成为唐朝重大的政治问题。朝廷对藩镇的斗争 唐朝曾多次对藩镇进行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德宗和宪宗时期的两次斗争。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请求继位，被德宗拒绝，于是李惟岳就和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联合发动叛乱。史称“四镇之乱”。德宗调兵平叛，梁崇义、李惟岳先后败死；但后来奉命平叛的卢龙节度使朱滔、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因对朝廷不满，也参加叛乱，致使叛乱规模越来越大。建中四年（783年），德宗调泾原（治泾州，今甘肃泾川）兵五千人援救被李希烈叛军围困的襄城。泾原兵途经长安时，因犒赏菲薄而哗变，德宗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泾原兵拥朱滔之兄朱泚（cǐ此）为首领，称秦帝，以兵围攻奉天。河中节度使（治蒲州，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镇）李怀光来援德宗，亦与朱泚联合反叛。德宗又逃往梁州（今陕西汉中）。后依靠李晟、马燧等将领，收复长安，消灭了朱泚、李怀光等叛军。李希烈为部下毒死，朱滔、田悦等自动取消王号，表示服从朝廷，这场叛乱才告结束。但河朔三镇和淄青镇并未把任何权力交还朝廷，朝廷软弱，只好妥协。
唐宪宗即位后，由于两税法的长期实行和大量转运江淮财赋，中央政府的财力增强，宪宗决心裁抑藩镇，于是再次展开了对藩镇的斗争。元和元年（806年），首先讨平了西川节度副使刘辟的叛乱。次年，又平息镇海节度使李琦的叛乱。元和七年（812年），魏博镇内讧，继任节度使田弘正归附朝廷，使河北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加强了朝廷在与藩镇斗争中的地位。元和九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并派兵四处攻掠。次年，宪宗下令讨伐吴元济。元和十一年又下令讨伐与吴元济勾结的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元和十二年，大将李愬在一个大风雪的夜晚，率兵奇袭蔡州（今河南汝南），活捉吴元济，平定了淮西。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和卢龙节度使刘总也先后归顺朝廷。元和十四年（819年）。朝廷又消灭了淄青的李师道。至此，藩镇暂时都服从中央的号令，但是藩镇割据的基础并没有被摧毁。唐穆宗时，河朔三镇再次叛乱，又割据一方。藩镇割据局面一直延续至唐朝灭亡。藩镇割据期间，藩镇与朝廷之间，藩镇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战争，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困难。朝廷能够控制的地盘日益缩小，只能加倍剥削、役使控制区内的人民；藩镇在其控制区内更是增加赋税、兵役、徭役，滥施刑罚，对人民实行残暴的军事统治。这些都阻碍破坏社会经济的发展，使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2。宦官专权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更加复杂激烈。宦官专权 唐朝初年，宦官人数不多，只管宫廷内部事务，不与闻国家大事。至唐玄宗时，宠信宦官高力士，四方所上表奏，都先经他看过，再转呈玄宗，小事就由他处理，大事才由玄宗裁断。玄宗还派宦官出使或监军，甚至率兵出征。从此，宦官开始掌权。不过当时宦官的权力还比较小，要听命于皇帝。安史之乱后，宦官逐步掌握军政大权，形成了宦官专权的局面。宦官能够专权的首要原因是他们掌管禁军。唐肃宗时，宦官李辅国由于拥立有功，开始掌管禁军。唐代宗时期，宦官程元振、鱼朝恩也先后掌管禁军。但此时宦官掌管禁军还未成为制度。唐德宗时，由于朱泚、李怀光等将领先后叛乱，统率禁军的朝臣白志贞无能，致使他认为文臣武将都不堪信赖，只有宦官最为可靠，于是设统率禁军的护军中尉二人，中护军二人，都以宦官担任。从此宦官掌管禁军成为制度。其次是宦官执掌机要。肃宗时，就曾让宦官李辅国宣传诏命，掌管四方文奏。代宗时，又设立执掌机要的枢密使，规定由宦官担任。于是宦官正式参预国家政事。两枢密使和掌管禁军的两中尉合称“四贵”，是最有权势的宦官，掌握了中央政府的军政大权。他们能够任免将相，地方节度使也有不少出自贿赂中尉的禁军大将，各道和出征军队中也都有宦官监军。甚至皇帝的生杀废立，也由宦官决定。唐后期的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都是宦官所立；顺宗、宪宗、敬宗、文宗均为宦官所害，昭宗也曾为宦官囚禁。南衙北司之争 宦官专权骄横，引起皇帝和朝官们的强烈不满，朝官和宦官之间不断发生斗争。宰相官署在宫廷以南，称为“南衙”；宦官所在的内侍省在宫廷北部，称为“北司。”史称此斗争为“南衙北司之争”。其中最为激烈的是发生在顺宗和文宗时期的两次斗争。永贞元年（805年），顺宗即位，任用王叔文、王伾、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韩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