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枋嗝茉骸＝鹫≡辏�1156年），又废中书、门下省，由尚书省总管政务。尚书令、枢密使都听命于皇帝，分掌文武大权，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地方制度 金在地方上采用辽、宋制度，设路、府、州、县。各路设兵马都总管，统领军兵。路治所在的府称为总管府，兵马都总管兼任总管府的府尹。各州设刺史，县设县令。与州县制并行的还有一种猛安谋克制，是专门在女真族内部实行的一种军事和行政合一的制度。早在女真人的原始社会时期，猛安、谋克即作为部落和氏族组织而存在。诸部落人民没有其它徭役，全体成年男子都是战士，平时从事生产，战时应征，兵器干粮自备。部落酋长称孛堇，行兵打仗时则称猛安或谋克，是军事长官称号。猛安、谋克的人数本无定制，阿骨打起兵反辽时，统一规定三百户为一谋克，谋克即百夫长；十谋克为一猛安，猛安即千夫长。猛安、谋克既是行政长官，又是军事首领。“猛安，从四品，掌修理军务，训练武艺，劝课农桑。”其它职掌同府尹。“谋克，从五品，掌抚辑军户，训练武艺。”其它职掌同县令。①随着金国领土的不断扩展，大量的猛安、谋克户作为屯田军南迁到今华北地区，与当地居民杂处，按人口分配土地，从事农业生产，于是女真族的封建化程度在逐渐加深，猛安谋克制度也在逐渐破坏。
2。社会经济
农业 金朝的社会经济，开始是以奴隶制为主，后来封建制经济所占比重不断增加，大约至章宗时期，已占据了统治地位，猛安、谋克户的上层逐渐变成坐食地租的封建地主，一般的猛安、谋克户则逐渐成为自耕农民，封建的生产方式在全国普遍确立。由于生产关系的进步和金政府奖励农耕政策的实施，曾遭到破坏的北方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金中叶，河北、河东、山东等地区“寸土悉垦”①，耕地面积已超过北宋时期。当时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也大致恢复到北宋时期的水平。旱地亩产一石左右，水田一般亩产三、四石，南阳上等水田亩可产五石。北方人口也不断增加。手工业 金的手工业以矿冶业最为发达。解放后在东北、河北、山西等地都发现了许多金代矿冶遗址，仅黑龙江阿城县就发现金中期铁矿井十余处、冶铁遗址五十余处。金的纺织业也有相当规模。女真族的麻织细布是著名的特产。丝织业则主要分布在辽、北宋旧地，保留了原有的名牌产品。金的制瓷业、印刷业、造纸业都是在北宋、辽原有基础上恢复起来的。钧窑、耀州窑（在今陕西铜川）、定窑和抚顺大官窑除了保持原有的产品外，还创造了色彩复杂的“钧红”等新产品。平阳府（今山西临汾）是金的印刷业中心，所刻书籍世称“平水板”，其技术可与南宋临安所刻书籍比美。中都的国子监刻印大量经史书籍，称为金“监本”。稷山（今属山西）的竹纸和平阳的麻纸均为名重一时的佳品。商业 金主要的城市和商业中心是五京和中都。②在城市商业发展之中，出现了商人的行业性组织“行”，有布行、油行、银行等。参加同业商行的商人叫“行人”，首领叫“行头”或“引领”，一般由大商人兼任，垄断本行商业和控制小商人。金的榷场贸易比较发达，在宋、金边境线上，榷场有十几个，还有专为宋、金海上贸易准备的胶西县（今山东平度东南）榷场。另外在北边和金、夏边界均设有榷场。每年榷场税收是国家财政中的一项重要收入。仅秦州西子城场一处，在章宗时，一年即收税十二万余贯。商业的发展引起了货币流通的扩大。金初用辽、宋旧钱。海陵王时，为适应流通需要，制造了交钞（纸币），后又铸造“正隆通宝”、“大定通宝”、“永安宝货”，与钞参行。
3。各族人民的抗金斗争
金统治者占据中原以后，疯狂掠夺土地，称作“括田”、“刷田”、赋役剥削也十分沉重。各族人民不堪忍受，不断爆发反抗金朝统治的斗争。在金朝统治比较稳定的世宗时，即已发生过十几起人民起义。金朝末年，由于统治集团更加贪残腐朽，政治日益黑暗，阶级矛盾亦更加尖锐，终于在贞祐二年（1214年）爆发了以杨安儿等为首的红袄军起义。山东、河北许多地区的起义军都以红袄军的名号同金统治者斗争。起义坚持了数年之久，后虽被镇压下去，但却沉重打击了金朝的统治，加速了它的灭亡。
三、南宋的社会经济
南宋初年，战乱频仍，南方经济凋敝。绍兴和议后，南方较安定，北方人民大量南迁，为南方增加了许多劳动人手和提供了一些先进技术，使南方的自然资源得到开发利用，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
1。农 业
农田水利 南宋时，南方的水利事业有所发展。《宋史·食货志》说：“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圩田的数量和规模也有扩大。两浙一带，“所在围田遍满”，“昔之曰江、曰湖、曰草荡者，今皆田也。”①圩田之外，湖田、河田、梯田等也大量垦辟，南宋的农田面积在不断增加。农作物的推广 南宋第一位的粮食作物是水稻，其种植已遍布南方各地，品种多至一百几十种。早熟丰产的占城稻继续推广，大大提高了稻米的产量，上田亩产量最多可达六、七石。江浙地区是当时的主要稻米产区，因而有“苏（州）湖（州）熟，天下足”②的谚语。其他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迅速增加。尤其是小麦、棉花、茶叶，已成为南宋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手工业
纺织业 棉织业的发展是南宋纺织业最重要的成就。当时棉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是雷州（今广东海康）、化州（今化县）、廉州（今广西合浦）等地。棉纺织有扦子、弹花、纺纱、织布等多种工序，纺织工具有铁杖、弹弓、纺车、织机等。海南岛黎族人民已能用织机生产用彩线交织成花纹的棉布，行销两广。丝织业也有进步。南宋在今浙江、江苏、四川等地设有官办丝织作坊，叫做“织锦院”，各有织机数百台，工匠数千人，规模很大，有较细的分工，产品精美华贵。著名的缂丝工艺也由北方传到南方。制瓷业 南宋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瓷窑。如临安凤凰山下的官窖，产品精美，为时人珍爱。余姚（今属浙江）的秘色瓷仿汴京遗制，也称官窑制品，极受欢迎。北宋时已很有名的哥窑和弟窑（又名龙泉窑）在南宋时，所制瓷器又有进步，青瓷上带有碎纹，称“百圾碎”。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更有发展，窑区从市内扩大到郊外数十里处，有官、私窑三百余座。制瓷技术吸收各地名窑特长，瓷器以“影青”最著名，质量和工艺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另外，福建的建窑、德化窑也很有名，产品多销往海外。造纸业 南宋纸的著名产地有成都、临安、徽州、池州、平江、建阳等地①。优质产品的种类很多，重要的有四川的麻纸、温州的蠲纸、平江的彩笺等。四川所产楮皮纸和竹纸专用于印书，产量很大，销路也很广。印刷业 南宋的印刷技术又有进步，印刷业也有新的发展，一些官府、各地书院、州学、郡学以及不少官僚士大夫竞相刻书，社会上出现了许多书坊。南宋印刷业的中心是都城临安，其次还有建阳、广都（今四川双流东南）等地。临安国子监印书，质量最好，称为“监本”。建阳刻书的数量大，销路亦广。南宋时期刻印的图书以种类多、技术考究而著称于世，宋板书为后人所珍爱，这些图书亦为后人保留下来丰富的文化资料。造船业 南宋的主要统治区都属于水乡，交通运输多用船只，因此造船业很发展。所造船只有海船，有内河船。主要造船基地有临安、建康、平江、扬州、湖州（今属浙江）、温州、明州、泉州、广州、潭州、衡州、赣州等。这些地方都设有官办造船工场，能造大型船只。广州制造的“广舶”可“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①
3。商 业
城市、墟市和榷场 南宋时期，有许多大城市，如临安、建康、镇江、平江、泉州、广州、江陵、潭州、成都等，都日益繁盛。其中临安既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最大的商业城市。南宋末年，临安已发展成为一百二十多万人的大都市，城内买卖兴隆，极其繁华。南宋的农村墟市发展迅速。仅广州、肇庆府、惠州，即有墟市八十多处。在墟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市、镇也大量涌现。榷场贸易则主要存在于宋与金、宋与西南各族之间，由官府管理，征收榷税。海外贸易 南宋时，东南沿海的经济发展较快，为对外贸易提供了物质基础。南宋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大力提倡官员和沿海商人招诱外商来中国贸易。因此，外贸有空前的发展。与南宋通商的国家和地区达五十多个。广州、泉州、明州仍是重要的通商口岸，特别是泉州，已取代广州，成为最大的外贸基地。另外，在临安、温州（今属浙江）、秀州（今嘉兴）、江阴军（今江苏江阴）等地也设有市舶司，负责外贸。会子由于商业的日益发达，社会上铜钱不能满足交易的需要，政府便大量印制纸币。当时流行的纸币有钱引和会子两种。钱引流通于四川地区，取代了北宋时使用的四川交子。会子有数种，分别通行于南宋各地区。
四、南宋阶级矛盾尖锐化
1。残酷的剥削压迫
土地兼并 南宋初年，宋金战争激烈，人民流离失所，大批土地荒芜。南宋政府趁机把大量荒地圈为官田，再把它们卖给或赏赐给文臣武将。南渡的皇室、官僚和地主们拼命掠夺荒地或私田，南方土著地主也极力强占农民的田宅。这样，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北宋。许多大官僚和大地主的土地多得惊人。如秦桧仅仅在永丰圩一处就得到赐田近十万亩。大将杨沂中一次就为投靠他的故人置田数万亩。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农民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沦为官府或地主的佃客，比例大大高于北宋。他们遭受着沉重的地租剥削，生活十分困苦。赋税繁苛 农民们还要向政府提供繁重的赋税。南宋初年，为应付战争需要，各种名目的临时性杂税、杂徭也纷至沓来，百姓苦不堪言。待到南宋的统治稳定之后，统治集团整日花天酒地，奢侈无度，对人民的剥削更加残酷。除了旧有的二税和身丁钱依例照征外，南宋初年的诸多额外杂税也成了固定税收，并且新增了不少名目。为害最烈的有“耗米”、和籴、经制钱、月桩钱等①。南宋统治区比北宋疆域几乎小一半，人口也相差很多，可是每年的赋税收入最高时达到八千万贯，远远超过北宋时的最高额六千多万贯。当时人民所受剥削残酷程度可以想见。
2。钟相、杨么起义
南宋时期，土地的高度集中，地租的沉重，赋税的繁苛，使广大人民的生活极端困苦，因此，阶级矛盾尖锐，南宋一代有大、小农民起义二百余起。其中最著名的是南宋初年的钟相、杨么起义。当时，金兵南侵，生灵涂炭，南宋政府又不恤民情，诛求无厌，人民走投无路，纷纷举行起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钟相、杨么起义。钟相，鼎州武陵（今湖南常德）人，早在北宋末年即以行医为名，利用巫教发动、组织群众。他向群众宣传说：“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①这是我国古代起义农民第一次同时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提出了根本性的要求，是对王小波、李顺提出的“均贫富”思想的发展，因此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钟相在武陵县起义。附近人民纷起响应，义军很快发展到四十万人，周围十九县都在义军控制之下。钟相被推为楚王，国号为楚。同年三月，义军同宋军激战。宋军派奸细打入义军内部，发动突袭，擒杀了钟相父子。义军残部八千人在杨么（本名杨太）率领下，继续战斗。他们根据洞庭湖区的特点，逐步摸索出一套“陆耕水战”的战斗方法。东至岳州，西至鼎、澧州，南到潭州，北到荆南，幅员数千里，又为义军所控制。绍兴三年（1133年），杨么号称“大圣天王”，后又拥立钟相少子钟仪为太子，共同领导义军。为了消灭义军，宋高宗调回在淮南前线抗金的岳家军，全力围剿杨么。绍兴五年（1135年）六月，经过激烈战斗，杨么战败，投水被俘，壮烈牺牲。钟相、杨么起义长达六年之久，给南宋政权以沉重打击。钟相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标志着中国古代农民革命的历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五、蒙古国的建立与金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