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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狐会”堂主老狐狸也非等闲之辈，他在上山之前就在别墅附近布好了岗哨。岗哨很快发现了包抄上来的警方，前往报告已来不及了，哨兵即瞄准一警察扣下了扳机。这声清脆的枪声在黎明的山脚下响起，警方不得不开枪还击，顷刻之间，枪声响成了一片。
麻斯里达命令停止射击，他对索克说：“喊话劝降，别伤着吕黄秋！”
警方的攻心战术，不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相反的来自两个方向的密集火力把警方打得抬不起头来。警方立即进行还击。
麻斯里达被“黑熊帮”（误认为是“黑熊帮”）的嚣张气焰激怒了，他下了死命令：“马上投入重火力，消灭绑匪！”
“老狐会”怎能抵挡警方如此猛烈的火力，再加上他们发现“黑熊帮”已经突然之间失去了踪影，老狐狸立刻发出了突围的命令。绑匪们借着黎明前夜色的掩护，很快丢下了一片尸体和十几名“老狐会”人员逃之夭夭了。
面对死伤的十几名警员，麻斯里达十分恼怒，他命令马上打扫战场，搜寻人员。结果是除了绑匪的几十具尸体外，无任何收获。
“突击审讯！”麻斯里达声嘶力竭地喊道。
索克立刻将几个来不及逃跑的绑匪提溜到了别墅的地下会客厅里。
“说！你们把吕黄秋弄哪里去了？”麻斯里达气愤地大声吼道。
几个绑匪不吭声。
麻斯里达给索克使了一个眼神，索克马上领会了局座的意思。他从腰里取下手枪，对准一个家伙的双腿，左右开弓，啪啪两枪，这个家伙的一对膝盖骨被打碎，血淋淋的双腿马上失去了支撑力，一下子瘫倒在了地上。
索克又提溜出了一个瘦猴说：“你呢，也想尝尝双腿残疾的滋味？”
瘦子看着血淋淋的同伙，跪在了麻斯里达的脚边：“我说。”
“说！”
“小的们是随着堂主来向‘黑熊帮’要吕黄秋的，实在没有看到吕黄秋。”
“你们不是‘黑熊帮’的？”
“我们是‘老狐会’的人，‘黑熊帮’早逃跑了。”
另一个“老狐会”绑匪说：“人质是被一个独臂怪人劫走的，开一辆黑色的小汽车。”
审讯了半天，又分别审讯了其他的绑匪，麻斯里达基本上知道了整个情况。
“局座，看来‘老狐狸’是在我们之前得到了消息，结果呢，人质又让第三者劫走了。”索克分析说。
“谁是这个第三者呢？”麻斯里达没有了火气，他问索克：“会不会是何辉为了麻痹老狐狸使的圈套呢？如果不是，那又会是谁呢？”
索克说：“我看不会，根据情况分析何辉来不及设圈套。肯定是有第三者参与了。”
正说着，负责继续审讯绑匪的警官报告说：“‘老狐会’堂主是接到了一个神秘女人的电话后才去‘黑熊帮’别墅的，还说这是个中国女人。”
麻斯里达说：“这和给警察局打电话者系同一人。显然，这位中国女人对吕黄秋的去向是很清楚的。如果找到了这个中国女人，吕黄秋在哪里也就知道了。”
“我分析，这位中国女人很可能是吕黄秋的保镖阿英。听吕家的小保姆讲，阿英在吕黄秋被绑架前就离开了别墅。她同时把信息告诉了黑帮‘老狐会’，又报告了警察局。目的很清楚，她想挑起两家黑帮的冲突，好乘乱救出人质。我怀疑那个神秘独臂男人就是阿英的救兵。”索克分析得头头是道。
“这样吧，我们去吕家，通过小保姆再核实一下。或许还能收到这个阿英的电话呢。”麻斯里达发出了撤退的命令。
赶到吕家别墅时，负责在警察局留守的警官打电话汇报说：“刚刚接到了一个中国女人的电话，说吕黄秋被中国新城市公安局长汪吉湟抓走了。”
“啊？”麻斯里达大吃一惊：“果然是中国特工。”
“小保姆蔚小倩证实：中国龙江省新城市公安局局长汪吉湟的确是一条胳膊，他的另一条胳膊在抓吕黄秋的手下时失去了。”
“快联系，吕黄秋被中国特工抓到了什么地方？”
索克报告说：“神秘女人没有讲。”
麻斯里达又像换了个人一样，焦躁地在地上走来走去。索克知道，麻斯里达快要发脾气了。他们都吓得躲在一边，等待着局座的发作。
正在这时，麻斯里达的手机响了。他烦躁地接上了电话，用鼻子“哼”了声。
“我是吕黄秋的保镖阿英。”
“什么？你是谁？”麻斯里达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激动地大声问。
“我是阿英，吕总被中国新城市的公安抓走了。”
“我知道了，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在市天堂大酒店。”
“你现在在哪里？”
“快去救人吧，去得晚了吕总就危险了。我在哪并不重要。”阿英扣上了电话。
“索克队长！”麻斯里达又要精神抖擞的发号施令了。
“到！”
“你马上通知局里，全体出动，立即包围天堂大酒店！”
“是！”索克和手下即刻出去了。
麻斯里达打电话把中国特工的情况给上级做了详细的报告。
上级的回话是：“牵扯到中国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慎重。第一，我们马上请中国驻国大使馆官员到天堂大酒店，核实其身份；第二，目的是要回人质，决不能和中国特工发生冲突；第三，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都不许开枪！”
麻斯里达扣上电话后，又发起脾气来了：“一帮浑蛋！”
发脾气归发脾气，上级的命令他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其实，他这个警察局长当得也真是窝囊。救不出人质，很可能这个局长也就当到头了。要是因为与中国的关系，实在没有救出来，那就不能怪他这个局长了。因为，上级命令我不能和中国特工发生冲突。这不发生冲突就意味着有放弃的意思在内了。麻斯里达这样一想，又觉浑身轻松了。他雄赳赳气昂昂地奔赴天堂大酒店，去指挥抢救人质的战斗去了。
吕黄秋见看守他的绑匪们都睡熟了，就想逃走的办法。可是他没有办法弄开铐在暖气管子上的手铐，找钥匙吧，更是没有这种可能，他想起了还在绑匪手里的妻儿，不由得悲从中来，两滴清泪流了出来。
“阿英呀阿英，你在哪里？快来救我吧。”
吕黄秋念叨着阿英的名字，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在梦中，他真的见到了阿英，阿英面无表情地站在他的面前。他叫她，她不应；他伸手去拉她可手说啥也抬不起来。他绝望地喊叫着阿英……
这时候，从窗户里进来了两个人，他们用万能钥匙打开了吕黄秋的铐子。吕黄秋被惊醒了，来人用手在嘴上做了个不许出声的动作，吕黄秋就不出声了。他想，可能是阿英派来救他的人吧。他随来人顺窗户外的长梯顺利地爬到了别墅院外边。他被来人搀着，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山坡下走去，他看见了一个模糊的人和一辆小汽车，到跟前，他才看清这个人是一条胳膊，上车后，神秘的独臂人推开了车上的天窗，他脚踩在车内沙发上，把上半截身子伸出车外。
此时，别墅里的吵闹声传了出来，紧接着别墅屋檐上的探照灯全亮了，把汽车暴露在明亮的灯光下，独臂人单臂举冲锋枪朝别墅窗户里的两个人“叭、叭、叭”就是一梭子，那几个人影倒下了，小汽车在枪声中发动着了，并迅速脱离了危险地带。
“你们是什么人？”吕黄秋瞅着不对劲，别说没有阿英的影子，就连旁边的两个人也不太友好，他突然发问。
“中国龙江省新城市公安局局长汪吉湟。”独臂怪人坐进了沙发里，车内的灯亮了。
吕黄秋瞅着这个被称为“独臂英雄”的汪吉湟，一阵心悸。眼里出现了被这个人抓获的无数弟兄的影子。
“你们休想把我带出国！”吕黄秋咬牙切齿地叫道：“汪吉湟，你这样赶尽杀绝，究竟是为了什么？”
“为了新城市的人民，为了让你偿还欠他们的血债！”
吕黄秋听到这话冷笑了一声：“哼！谅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别急，我会让你顺利回到新城的。”汪吉湟平声静气的说：“你很聪明，你知道我们和国没有签署引渡条例。但是，你别忘了，国对中国还是友好的。我们带你出国不费吹灰之力！”
吕黄秋不吭声了，他无力地绝望地靠在了沙发上。
到了天堂大酒店，汪吉湟和国家公安部派出的同志没有为难吕黄秋，几乎没有对他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以至于吕黄秋两次在没有看守人员时企图打电话报警。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桌子上的电话根本就拨不出去。
吕黄秋绝望了。
他盼望出现奇迹，阿英能突然从哪个地方冒出来，抢救他出去……
于波在无可奈何之中打开了陈作家的笔记。
采访笔记———祁贵（一）
正如省委陈刚书记讲的那样，祁贵此前确实是个好干部、好领导。这一点，把他当做恩人有十年的杨小平母女俩最有发言权。杨小平何许人也，一位纯洁得像白雪一样的乡村姑娘，十年前，年仅１６岁的少女杨小平自愿地把自己的身体献给了她一辈子最最敬爱的人，时任镇长、现任中共新城市委常务副书记的祁贵。
祁贵高高大大，风度翩翩、一表人才，是沙平镇公认的美男子，也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第一位从沙平出去的大学生。上大学前，他是沙平公社的文教干事，也是全汤县最年轻的一名公社干部。当干部了，户口落到了城里了，可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老父亲这辈子啥都没给他留下，只留下了一句话。这句话把他整整影响了一辈子。从小小的文教干事到龙江大学的大学生，从沙平镇的镇长到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从县委副书记到新城市委组织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可以这么讲，他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的，从来没有走错过一步，当然了，父亲留给他的那句话决不是“圣旨”，要不是他刻苦努力，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决不会从一个小小的公社干事走到今天市委副书记的位子上。
他父亲留给他的那句话是：“男子不发狠，离不了两条棍，女子不发狠，离不了娘家门。”
他觉得父亲虽是文盲，可说出的话有点哲学家的味道。他觉得这句话就富有哲理，男儿不吃苦，不求上进，就成不了大器，像村上跟他同龄的伙伴，有的三四十岁了还打光棍，过去遇上天旱收成不好，有的人确实背个口袋到外地去讨饭。所谓“女子发狠”那就是要顾家，当然也离不了吃苦，此外就是找个好人家，找不上个好人家，自己又不吃苦，被婆家人打打骂骂，三天两头哭哭啼啼到娘家来“避难”。遇上个明理的父母把女儿骂一顿，送回婆家，遇上不明事理的父母，成群结伙上门，寻衅闹事、给女儿出气，由此一连串的麻烦就来了，闹离婚、分家，把个好端端的家弄得乌烟瘴气。在这种情况下，不上娘家还上哪里去？
他凭自己的聪慧吃苦精神和为领导分忧、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受到了群众的称赞，也得到了领导的赏识，他也由此平步青云，走上了龙江省工业重镇中共新城市委常务副书记的“宝座”。他知道，只要他努力，恐怕未来的新城市委书记就是他祁贵。
他跟杨小平来往了十年，杨小平还为他刮过一次胎。可他也为杨小平家办了不少事，她大哥在煤矿上班，开不出工资，是他打招呼调了个好岗位，她小哥上大学的学费他全给包了，不仅如此，沙平镇先后８位掏不起学费的大学生都是他出资让上的大学，他有时也想，杨小平从１６岁就跟着他到了２６岁，算他的什么人呢？算个情人吧？后来，他就始终认为她是他的情人，他这个人嘴巴很严，从不在同事或下属面前讲自己的隐私，有了杨小平后，他就给人讲“三物”的问题，他偶尔也喝点儿酒，喝高兴了，他也给人讲段子。段子被他改成了问题。他问：有情人嘛？回答：有。几个？
被问者不好意思了，就反问他：“书记有没有情人？”
他说：“无可奉告。……你还未回答我的问题呢，咋反问起我来了。”
被问者又问：情人多了好，还是少了好？
他答曰：“有一个情人是人物，情人多了是动物，没有情人是废物。”
在哄堂大笑中，他跟下属的关系亲近了许多，好多他手下的干部都说祁书记平易近人，是个好领导。这时候，他严肃起来了，他说：“这话是饭桌上的话，出了这个门，不许讲！因为我们是党的干部，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
他与杨小平的来往，不论是他、杨小平，还是杨小平妈，到现在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好像这根本就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