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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称神韵独绝吧。
其九，从创作到修辞，还得注意心手物相应。钱先生说：
夫艺也者，执心物两端而用厥中。兴象意境，心之事也；所资以驱遣而抒写兴象意境者，物之事也。物各有性：顺其性而恰有当于吾心；违其性而强以就吾心；其性有必不可逆，乃折吾心以应物。一艺之成，而三者具焉。自心言之，则生于心者应于手，出于手者形于物，如《吕览·精通》篇所谓：“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非存乎心，而木石应之。”自物言之，所以心就手，以手合物，如《庄子·天道》篇所谓“得手应心”，《达生》篇所谓“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210页）
钱先生引了《精通》篇讲“钟子期夜闻击磐者而悲”，这个“悲”是因为击磐者内心悲苦，通过手臂拿了椎击石磐发出悲音来。这个悲音不在手臂和椎石，是手臂和椎石跟心的悲苦相应造成的，即物、手和心的悲苦相应。又引《天道》篇讲轮扁斫木作轮，不快不慢，“得之于手而应于心”，说明手的技巧的重要。又引《达生》篇称“工倕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工倕用手指画圆或方，超过用圆规或方矩，手指已经化成规矩，不用留心。这是指技巧。这里说明艺术创作要求心手物相应。兴象意境，即意匠经营是属于心；艺术创作所运用的工具和材料属物；使心物相应的是手；心物手相应才能完成创作。钱先生又指出“物各有性”，像轮扁斫轮，斫木作轮，要顺应木的本性，“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这就是“顺其性而恰有当于吾心”，这才能作好轮，不能违反物性。文学是用语言来创作的，这就要适应用语言来创作的特点。钱先生在《中国诗与中国画》里，指出：“诗和画既然同是艺术，应该有共同性；而它们并非同一门艺术，又应该各具特殊性”（《旧文四篇》7页）。共同性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特殊性如画是用色彩及线条构成，适于描绘形象和色彩，但不容易表达情意；诗是用语言构成，适于表情达意，但不容易描绘形象。艺术家的本领，在适于描绘形象和色彩中表达情意，即“画中有诗”；在适于表达情意的语言中描绘形象和色彩，即“诗中有画”。怎样做到“画中有诗”或“诗中有画”，就要适应线条、色彩或语言特点来进行创作，要“顺其性而恰有当于吾心”，不能“违其性而强以就吾心”，像作诗就要适应语言的特点。
其十，诗意和神韵，保存在诗的词语之中。与说理文的理与词语可以分离有所不同。钱先生说：
诗藉文字语言，安身立命；成文须如是，为言须如彼，方有文外远神，言表悠韵，斯神斯韵，端赖其文其言。品诗而忘言，欲遗弃迹象以求神，遏密声音以得韵，则犹飞翔而先剪翮，踊跃而不践地，视揠苗助长、凿趾益高，更谬悠矣。瓦勒利尝谓叙事说理之文以达意为究竟义，词之与意，离而不著，意苟可达，不拘何词，意之既达，词亦随除；诗大不然，其词一成莫变，长保无失。是以玩味一诗言外之致，非流连吟赏此诗之言不可；苟非其言，即无斯致。（412—413页）
钱先生指出诗的用文词语言，跟说理文不同。读说理文，只要懂得了这个道理，文词语言都可不用，也可用另外的词语来说明这个道理。诗不同，诗的言外之音，诗的神韵，就保存在诗的词语里，只有吟赏诗的词语，才能体会它的言外之音和神韵，抛开了诗的词语，言外之音和神韵都没有了。即说理文的理与词语可以离，懂得了所说的理，词语都可抛弃。诗跟词语必合。钱先生在《管锥编》里对此作了有力的论证。
《易》之有象，取譬明理也，“所以喻道，而非道也”（语本《淮南子·说山训》）。求道之能喻而理之能明，初不拘泥于某象，变其象也可；及道之既喻而理之既明，亦不恋着于象，舍象也可。到岸舍筏，见月忽指，获鱼兔而弃筌蹄，胥得意忘言之谓也。词章之拟象比喻则异乎是。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无诗矣，变象易言，是别为一诗甚且非诗矣。故《易》之拟象不即，指示意义之符也；诗之比喻不离，体示意义之迹也。不即者可以取代，不离者勿容更张。取《车攻》之“马鸣萧萧”，《无羊》之“牛耳湿湿”，易之曰“鸡鸣喔喔”，“豚耳扇扇”，则牵一发而动全身，著一子而改全局，通篇情景必随以变换，将别开面目，别成篇什。毫厘之差，乖以千里，所谓不离者是矣。（《管锥编》12页）
这里明白指出《易》的拟象只是一种表示意义的符号，可以改变或舍弃；诗的比喻是表示情意的迹象，不能改变，一改变将别成面目或不成为诗了。钱先生更深刻地指出：
倘视《易》之象如《诗》之喻，未尝不可摭我春华，拾其芳草。……苟反其道，以《诗》之喻视同《易》之象，等不离者于不即，于是持“诗无达诂”之论，作“求女思贤”之笺；忘言觅词外之意，超象揣形上之旨；
丧所怀来，而亦无所得返。以深文周内为深识底蕴，索隐附会，穿凿罗织；匡鼎之说诗，几乎同管辂之射覆，绛帐之授经，甚且成乌台之勘案。（同上14—15页）这里指出把诗喻看作《易》象的祸害，含意更为深刻。这里说明诗喻和《易》象在运用词语上的各具特点，已经由创作而兼及鉴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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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艺录》补订本中论及前人诗论，钱先生是与其作品对看。如元好问“渠虽大言‘北人不拾江西唾’（《自题中州集后》第二首），读者苟执著此句，忘却渠亦言‘莫把金针度与人’（《论诗》第三首），不识其于江西诗亦颇采柏盈掬，便‘大是渠侬被眼谩’（《论诗三十首》之十四）矣。”（481页）如元好问“《赠答赵仁甫》：‘君居南海我北海’，用山谷《寄黄几复》：‘我居北海君南海’。他如《阎商卿还山中》：‘翰林湿薪爆竹声’，用山谷《观伯时画马》：“翰林湿薪爆竹声’。《下黄榆岭》：‘直须潮阳老笔回万牛’，本山谷《以团茶洮州绿石砚赠无咎、文潜》：‘张子笔端可以回万牛’，……《世宗御书田不伐望月婆罗门引》：‘两都秋色皆乔木’，施注：‘山谷句’；遗山七律《赠答乐丈舜咨》、《存殁》均有此句，盖三用也。”（485页）是元裕之于江西诗，再引三引，所谓“不拾江西唾”者，徒虚语耳。
又钱先生于诗论，将文学史上通常习而不察之概念，既为之树藩篱，复为之通墙壁。如称：“至吾州张氏兄弟（惠言、琦）《词选》，阐‘意内言外’之旨，推‘文微事著’之原，比傅景物，推求寄托，‘比兴’之说，至是得大归宿。西方文学有‘寓托’之体，与此略同。……顾二者均非文章之极致也。言在于此，意在于彼，异床而必口同梦，仍二而强谓之一；非索隐注解，不见作意。”（231—232贝）钱先生在这里既指出常州派词论的寄托说，与西方“寓托”之体略同；又指出这种寄托说不免牵强附会。
钱先生于前人诗论，又作出重新估价，如对《沧浪诗话》，郭绍虞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称：“沧浪论妙悟而结果却使人不悟，论识而结果却使人无识，论兴趣而结果却成为兴趣索然，论透彻玲珑、不可凑泊而结果却成为生吞活剥摹拟剽窃的赝作。”（下卷一，77页）对《沧浪诗话》的论点作了否定。钱先生对《沧浪诗话》作了重新估价，郭先生在《沧浪诗话校释》里就改变了看法，称引钱先生的《谈艺录》所说“最为圆通”，因引“胡应麟《诗薮》云：‘严氏以禅喻诗，旨哉！’”（又21—22页）钱先生因称：“撰《谈艺录》时，上庠师宿，囿于冯钝吟等知解，视沧浪蔑如也。《谈艺录》问世后，物论稍移，《沧浪诗话》颇遭拂拭，学人于自诩‘单刀直入’之严仪卿，不复如李光照之自诩‘一拳打蹶’矣。”（596页）《补订》更论“诗与禅之异趣分途”。“《元遗山诗集》卷十《答俊书记学诗》：‘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下句正后村所谓‘将铅椠事作葛藤看’，须一刀斩断，上句言诗于禅客乃赘疣也。”（580—581页）以此论诗禅，较《谈艺录》原本更深入了。
钱先生论文学史，有将历来文学史上的说法澄清的，如论明末诗派之称“七子”“竟陵”而轻“公安”。钱先生说：“余浏览明清之交诗家，则竟陵派与七子体两大争雄，公安无足比数。聊拈当时谈艺语以显真理感。”（418页）此外微言胜义，触处皆是，如论宗师与开派，钱先生称：“是故弟子之青出者背其师，而弟子之墨守者累其师。常言弟子于师‘崇拜倾倒’，窃意可作‘拜倒于’与‘拜之倒’两解。弟子倒伏礼拜，一解也；礼拜而致宗师倒仆，二解也。”（517页）此说尤耐寻味。
《谈艺录》内容极为广博，在1948年出版时已经以它的博极群书、学贯中西引起学界的震惊和赞叹。经过了三十五年，钱先生再写《补订稿》，份量跟《谈艺录》相同。钱先生在《谈艺录》补订本的《引言》里说到这次“逐处订益之，补为下编；上下编册之相辅，即早晚心力之相形也。”通过钱先生的逐处订益，来研讨钱先生的早晚心力之相形，这还有待于海内外学人作深入的探讨。在这里只能浅尝辄止。钱先生在《谈艺录》序里说：“《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那时是抗战时期。又称“麓藏阁置，以待贞元。”已望见抗战的胜利。书中也反映当时生活，如引郑子尹《自沾益出宣威入东川》诗：“逢树便停村便宿，与牛同寝豕同兴。昨宵蚤会今宵蚤，前路蝇迎后路蝇。”称：“军兴而后，余往返浙、赣、湘、桂、滇、黔间，子尹所历之境，迄今未改。形羸乃供蚤饥，肠饥不避蝇余”（183—184页）；想见抗战中的困境。
钱先生的文艺论，就这里所引的看，已包括了美学、艺术论、诗论、诗的赏析、修辞、创作论等。除文艺论外，本书还有论文学史的，论作家的，评各家诗论的，论作品的，论诗注和补诗注的，就是钱先生在本书里讲的文艺论，方面也很广，不限于上面所举各点，这里只能管窥蠡测罢了。冀勤从1937年的《文学杂志》里读到了钱先生的《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认为在这篇文章里，钱先生对于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即“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与西洋的文学批评作了多方面的细致的比较论述，又是属于中西比较文学批评论。不论就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说，或就中西比较文学批评说，这篇文章都可以作为《谈艺录》很好的参考，因此附录在后。
由于我们水平的限制，这个《读本》，不论在分类选材上，在简注上，在说明上，一定有许多不恰当或失误处，谨向钱先生表示深切歉意。本书的不恰当和失误处，谨请读者多多指教。
周振甫
1990年7月《谈艺录》读本附记
这篇前言写后，我想起钱先生的挚友吴忠匡先生写的《记钱锺书先生》（刊于《随笔》1988年第四期），里面引了钱先生的诗，说：“中书（钱先生号）离开湘西，蛰居上海沦陷区时期，是他平生最为凄苦的时期，……正如他在《谈艺录》序言中所慨叹的：‘予侍亲率眷，兵罅偷生，如危幕之燕巢，同枯槐之蚁聚，忧天将压，避地无之，虽欲出门西向笑而不敢也。’杜门寂处，写作《围城》而外，只能用诗笔来陶写、发泄自己的哀伤和苦闷。他抚时感事，写下了不少叩人心弦、催人下泪的诗篇。”按钱先生的《谈艺录序》后有附记，写于1948年。附记里说：“右序之作，去今六载”，即序作于1942年。钱先生在《谈艺录》正文前有一段说明，里面讲到《谈艺录》的创作经过：“余雅喜谈艺，与并世才彦之有同好者，稍得上下其议论。二十八年（1939）夏，自滇归沪渎小住。友人冒景В峋跹允旭闭咭玻接嘧啊Ｔ唬骸韧偎娣缗字揽上б病！嗥募佳鳌Ｒ蛩寄昀绰凼淖ㄆ榷嗫迹愠梢患＜匆允拔馄胫砝锞骋部伞１壤聪嫖髑钌街校难晒崖拢舛嘞救铡Ｐ嘶嶂矗词蜃郧玻桓蹿勾巍！薄短敢章夹颉酚炙担骸笆际舾逑嫖鳎推浒搿Ｑ饣︿拢畜嬉运妗！薄跋钍娣撸鐾祭础Ｍ形弈苤剩灿醒闹铡Ｒ钥锒χ凳庖茫葬宜枷抵尽＾徂。鬯於唷！笨杉短敢章肌返闹鳎⒆悦熬碍＇先生的提议。1939年冬，钱先生到湖南安化县的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