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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桐城：指清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桐城人，他们的古文人称桐城派。八家指南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
⑥湖外：指清王辏г恕⒌烁冢际呛先恕０舜负何航纹肓撼滤灏舜亲鑫航墒摹�
⑦锺伯敬：明锺惺字，为竟陵派的代表人物。
⑧《尺牍新抄》：清周亮工辑，十二卷。
⑨《隋书》：八十五卷，唐魏征、颜师古等撰。
⑩云门：南汉高僧文偎，俗姓张，居韶州云门山，因称。
这一则讲诗文之累，即诗文之失与得，有辩证观点。《管子·枢言》说：“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长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梁池当指桥下水流湍激处。善游泳的自恃善游，游泳到水漩涡处，被卷入漩涡中死去。善射的自恃善射，老在中野射鸟兽，被猛兽所害。这即是失由于得。作者也这样，像陆游工于作诗，长于作对仗。但诗作得多了不免诗句命意前后相袭。如《唐安徙家来和义》：“身如林下僧，处处常寄包；家如梁上燕，岁岁旋作巢”；《病中简仲弥性等》云：“心如泽国春归雁，身是云堂早过僧”；《寒食》云：“身如巢燕年年客，心羡游僧处处家”；《秋日怀东湖》云：“身如巢燕临归日，心似堂僧欲动时”；《夏日杂题》：“情怀万里长征客，身世连床旦过僧。”（《谈艺录》126页）这就是“遂为之不厌，由自负而至于自袭”了。再就历代诗的盛衰演变说，袁宏道《雪涛阁集序》说：
夫法因于敝而成于过者也。矫六朝骈丽饤饾之习者，以流丽胜。饤饾者固流丽之因也，然其过在轻纤。盛唐诸人以阔大矫之。已固大矣，又因阔而生莽；是故续盛唐者以情实矫之。已实矣，又因实而生俚；是故续中唐者以奇僻矫之。然奇则其境必狭，而僻则为不根以相胜，故诗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欧苏辈出，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然其敝至以文为诗。……
这里指六朝崇尚骈丽，骈丽之失在编织典故；矫编织典故的得之于流丽，流丽之失在轻纤。矫轻纤的得之于阔大，阔大的失在粗莽；矫粗莽的得之于情实，情实的失在俚俗。矫俚俗的得之于奇僻，奇僻之失在偏狭。说明失的产生即由得，得的流弊即是失，由失又产生得。有得着有谀，有谀就使得造成流弊，即转为失。有失就有人起而矫正，由矫正而有所得。得失就这样转化。晚唐诗失在纤靡，宋诗用扩大境界来矫正它。宋诗走入以学问为诗，所以明代前后七子又走上模拟汉魏盛唐的路，因此同光体又提倡学习宋诗。至南社派诗人起来又攻击同光体。所谓“物之有迹者必敝，有名者必穷”。有迹有名，必有人称誉而引起模仿，产生流弊，所以必敝必穷。这就是“踵习之流极”，踵着有名有迹者去模仿，就产生流弊。流弊产生以后，“议作者之滥觞”，认为开始创作一种新的流派或新的风气的也受到议论批评。这样，“照眉之屧已粗，苧 村之颦不绿”，绝代佳人西施的美也遭到批点了。模仿名作的好比狮子虫，他们的模仿损害名作，好比狮子虫损害狮子。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明代七子模仿盛唐诗，使人家厌弃盛唐诗转学宋诗。但盛唐大诗人李杜，真像韩愈《调张籍》说的：“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并不因为明七子的模仿而损害他们的伟大；宋代欧苏作为大诗人的地位，并不因同光体的模仿而有损害。西施作为绝代佳人，并不因东施效颦而变丑。
《谈艺录》读本（二八）评黄遵宪诗
（1）
近人论诗界维新，必推黄公度①。《人境庐诗》奇才大句，自为作手。五古议论纵横，近随园、瓯北②；歌行铺比翻腾处似舒铁云③；七绝则龚定庵④。取径实不甚高，语工而格卑；伧气尚存，每成俗艳。尹师鲁论王胜之文曰⑤：“赡而不流”；公度其不免于流者乎。大胆为文处，亦无以过其乡宋芷湾⑥。差能说西洋制度名物，掎摭声光电化诸学，以为点缀，而于西人风雅之妙、性理之微，实少解会。故其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譬如《番客篇》，不过胡稚威《海贾诗》⑦。《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不过《淮南子·俶真训》所谓⑧：“槐榆与桔柚，合而为兄弟；有苗与三危，通而为一家”；查初白《菊瓶插梅》诗所谓⑨：“高士累朝多合传，佳人绝代少同时”；公度生于海通之世，不曰“有苗三危通一家”，而曰“黄白黑种同一国”耳。凡新学而稍知存古，与夫旧学而强欲趋时者，皆好公度。盖若辈之言诗界维新，仅指驱使西故，亦犹参军蛮语作诗⑩，仍是用佛典梵语之结习而已。（23—24页） ①黄公度：黄遵宪字，清末诗人。著有《入境庐诗草》十一卷。
②随园：清袁枚字子才，有随园别墅，著有《随园诗话》十六卷，补遗十卷。《小仓山房诗集》二十六卷。瓯北：清赵翼号，著有《瓯北诗话》十卷，续二卷，《瓯北集》五十三卷。
③舒铁云：清舒位字，著《瓶水斋诗集》十六卷。
④龚定庵：清龚自珍号，著有《定庵文集》三卷及《龚定庵全集》。
⑤尹师鲁：宋尹洙字，撰《河南集》二十七卷。王胜之：宋王益柔字。
⑥宋芷湾：清宋湘字，撰《红杏三房诗》五卷。
⑦胡稚威：清胡天游字，撰《石笥山房文集》六卷，诗集十二卷。
⑧《淮南子》：汉淮南王刘安撰《淮南子》二十卷。
⑨查初白：清查慎行字，著《敬业堂集》五十卷。
⑩参军蛮语作诗：《世说新语·排调》：“郝隆为桓公（温）南蛮参军，三月三日会，作诗。揽笔便作一句云：‘娵隅跃清池。’桓问：‘娵隅是何物？’答曰：‘蛮名鱼为娵隅。’桓公曰：‘作诗何以作蛮语？’”
这一则讲清末黄遵宪的诗。在康有为、梁启超提倡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在《与菽园论诗》中说：“新世魂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主张在诗歌上融合欧亚，创造异境新声。梁启超与夏曾佑、谭嗣同等提倡“诗界革命”。梁启超《夏威夷游记》中说：“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成其为诗。”“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钱先生认为“若辈之言诗界维新，仅指驱使西故”，所以称他们为“诗界维新”，不称为“诗界革命”。钱先生推“《人境庐诗》奇才大句，自为作手。”黄遵宪的“奇才大句”是怎样造成的？黄遵宪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写：“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其取材也，自群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康有为《人境庐诗草序》：“及久游英美，以其自有中国之学，采欧美人之长，荟萃熔铸而自得之。尤倜傥自负，横览举国，自以无比。而诗之精深华妙，异境日辟，如游海岛，仙山楼阁，瑶花缟鹤，无非珍奇矣。”这样推重黄遵宪的诗。钱先生有不同看法。认为他的五古议论纵横，近袁枚赵翼，歌行铺比翻腾处似舒位，七绝则龚自珍。语工而格卑，伧气尚存，每成俗艳。大胆为文，亦无以过其乡宋湘。对于“无以过其乡宋芷湾”的评语，钱仲联先生说：“以单行之气运用于七律，正是宋湘诗的专长，而作者生长在宋湘的家乡，很早从《红杏山房诗》中有所濡染，也是无可置疑的，所以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如《武夷道中作》等五律里，还明显地保存着学习宋湘诗的痕迹。”（《人境庐诗草笺注》前言）至于“伧气尚存，每成俗艳”的评语，又见下论黄遵宪诗。
钱先生对别人赞黄遵宪诗的新境界、新意境有不同看法，认为“差能说西洋制度名物，掎摭声光化电诸学，以为点缀，而于西人风雅之妙，性理之微，实少解会。故其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钱先生论严复、王国维诗，就是从新理致着眼的。这样观察，就比较深刻了。推重黄遵宪诗有新理想的，如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人镜庐集》中有一诗，题为《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半取佛理，又参以西人植物学、化学、生理学说，实足为诗界开一新壁垒。”又像（番客篇》，写南洋华侨风俗及其悲惨遭遇。这些诗就是写新内容的。钱先生认为这些诗还没有新理致。钱先生认为《番客篇》，不过像胡稚威的《海贾诗》，写海上商人的生活。像《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黄遵宪在新加坡华侨佘山楼养病，那里“杂花满树，无冬无夏，余手摘莲菊桃李同供瓶中。”见《己亥杂诗》自注）以莲菊桃花合在一起来抒发不同种族的团结思想，像《淮南子·俶真训》里以“槐榆与桔柚”合在一起，来比把苗族迁到三危，使苗族与三危地区的人合为一家；像查初白《菊瓶插梅》，来比高士合传，佳人同时。不过黄遵宪生在清末，所以不说“有苗三危通一家”，而说“黄白黑种同一国”了。这是说，黄遵宪诗里写的，类似的内容前人也有写过，不过时代不同，说法稍有不同罢了。又提到“赡而不流”，说黄遵宪的诗，赡而不免于流。即内容丰富而文辞不够凝炼吧。
（2）
评黄公度诗一节，词气率略，鄙意未申。吴雨僧先生颇致不满①，尝谓余曰：“‘新学而稍知存古’，亦大佳事。子持论无乃太苛乎。”先生素推崇公度，曩在清华大学为外语系讲授中国旧诗，以公度之作为津梁。余事不挂心，鬼来擘口，悚谢而已。钱君仲联笺注《人境庐诗》②，精博可追冯氏父子之注玉溪、东坡③，自撰《梦苕庵诗话》，亦摘取余评公度“俗艳”一语，微示取瑟而歌之意④。胡步曾先生命余订其《忏庵诗》⑤，因道及《谈艺录》，甚许此节。先生论诗，初与胡适之矛盾相攻，后与雨僧先生凿枘不合，二人之所是，先生辄非之；余未渠以其言自壮也。余于晚清诗家，推江驵叔与公度如使君与操⑥。驵叔或失之剽野，公度或失之甜俗，皆无妨二人之为霸才健笔。乾嘉以后，随园、瓯北、仲则，船山、顀 伽、铁云之体⑦，汇合成风；流利轻巧，不矜格调，用书卷而勿事僻涩，写性灵而无忌纤佻。如公度乡献《楚庭耆旧遗诗》中篇什⑧，多属此体。公度所删少作，辑入《人境庐集外诗》者，正是此体。江驵叔力矫之，同光体作者力矫之，王壬秋、邓弥之亦力矫之⑨；均抗志希古，欲回波断流。公度独不绝俗违时而竟超群出类，斯尤难能罕觏矣。其《自序》有曰：“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岂非明示爱古人而不薄近人哉。道广用宏，与驵叔之昌言：“不喜有明至今五百年之作”（符兆纶《卓峰堂诗钞》弁首驵叔序⑩，参观谢章铤《赌棋山庄文集》卷二《与梁礼堂书》）⑾，区以别矣。梁任公以夏穗卿、蒋观云与公度并称“诗界三杰”⑿，余所睹夏蒋二人诗，似尚不成章。邱沧海虽与公度唱酬⒀，亦未许比肩争出手。余称王静庵以西方义理入诗，公度无是，非谓静庵优于公度，三峡水固不与九溪十八涧争幽伞謇湟病９邸度司陈馐罚蛑热胧秩【丁：罄囱а蠼捌逃啵齑δ淹鹊貌桌似淙耍虻本菀晕龉侨舛垢改负酢＜卟簧踅馐隆Ｈ纭洞阂酢菲呗伤氖祝搜段呔耸祝弧缎录弈锸肺迨皇鬃允窍戕颇庀胫剩肮胙耷厣敝簦巳献髯允觯辆莨壬又瓯啻巍４死嘟粤钊撕Γ酱┱！度毡驹邮率范死底宰ⅲび谥椤＜傥峁涫担龆缤粒鲁戏艘祝誓压ぁＨ绲谖迨攀子脚疲骸芭跏槌す蚪韬祀ǎ靼漳檎肱謇＇。归向爷娘索花果，偷闲钩出地球图。”按宋芷湾《红杏山房诗草》卷三《忆少年》第二首云⒁：“世间何物是文章，提笔直书五六行。偷见先生嘻一笑，娘前索果索衣裳。”公度似隐师其意，扯凑完篇，整者碎而利者钝矣。（347—348页） ①吴雨僧：吴宓字。曾任清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