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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柏梁台诗，最早的是《东方朔别传》、《汉武帝集》，稍晚的是《艺文类聚》、《古文苑》。清人顾炎武认为是伪作，游国恩据颜延之《庭诰》云“挚虞文论，足称优洽，《柏梁》以来，继作非一，所纂至七言而已”，进而考证这首托于古人以文为戏之作，似乎在挚虞的《文章流别集》里已经录入，则其作不能早于魏晋。而魏晋时代尚清谈，一些士大夫遇事互相调笑时，有用联句语、联句诗、联句赋者，如《世说新语·言语篇》记谢太傅寒雪日集儿女讲论文义事，雪下大了，公曰：“大雪纷纷何所似”，兄子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便可以看作是韵同义贯的咏雪联句诗。
相传的柏梁台诗，首句是“皇帝曰：日月星辰和四时。”接着是“梁王曰：骖驾驷马从梁来。”各述各自职位需要说的意思，“皇帝曰”“梁王曰”的内容都与他们的身份相称。又如“丞相曰：总领天下诚难哉。大司农曰：陈粟万石扬以箕”等等，亦复如是。全篇共二十六句，都用某某曰以下七字句的形式，句末皆谐声用韵，形成联句体的格式，同时带有游戏谐谑的意味，人称这种诗体为“柏梁体”。发展到后来，仿此体堆垛物名，也不限于七言联句，更极尽俳谐之能事。
这里讲唐宋以后的作者很少有人再写这类诗作，但清代的诸锦喜用此体，举了他的四首作品，使读者可以从中看到“柏梁体”的特点及其流变。《述怀》每句五字，连用二十字，从日常用品到贵重物品，从海产到调味品，内容全不搭界，却包括了生活的全部，读起来句句有韵，无一虚字，仿佛是在游戏。《七虫篇》写七种小虫，有飞的，有叫的，有爬的，有跳的，聚在门前，好不热闹，这可能是天气变化前后的某种景象，除“前”字外，一句全是名词：“级牦笫〔酢保灰痪渌母龆剩骸胺擅保礁雒省敖淄ァ保讯獬墒蛊挠形兜馈Ｇ寰费Ъ倚煳木甘墙睬笫笛У娜耍渤⒂邪亓禾逑纷鳌Ｄ纤蔚闹Ｇ逯凇恫『笤俸颓霸稀分校涣讯馄吒鲂樽郑偕还胤从沉怂『蠖员仙乱滴尴薷锌⑼纯辔弈蔚男那椋媸恰爸跽咭惨蜒稍铡保谎阅丫 Ｕ盆驳摹断诽狻罚彩亲约荷畹男凑铡Ｍ妨骄湫此揖成泻檬钡纳睿骸笆榛倨迨苹ǎ蹦昙焕胨保栽阡烊鳎罄此母盖柞肆耍业腊苈洌枰杖涨鬃允谭睿钇鹆吮浠惶炱呒鲁闪恕安衩子脱谓创撞琛保昂罅窖纳钅谌荩际鞘凳翟谠诘氖滴锩识讯庥谑小Ｇ辶荷苋伤墓家⒌摹洞逖罚洳荒芰钊伺醺勾笮Γ舶汛逖Ф潦榈哪谌荩闯隼戳恕�
清金和很善于写长篇叙事诗，其中也有堆垛物名的诗句，向不为人注意，《清诗纪事》所引到的若干诗评中，也未有道及这个特点的，钱先生指了出来。《原盗》是一首百六七十韵的长诗，这里引出堆垛的二十个字的器物名称，囊括了家中的动产和不动产，在强人手下，统统“搰之烂”，“撞之碎”，把太平天国军队进攻时的猛烈形象，勾勒得维妙维肖。《六月初二日记事》，堆垛了二十八个物名，这是太平天国军的一张军贴征用的物名，其中没有山珍海味，都是平常的荤素菜蔬和果品调料，也只有当他们造了统治阶级的反之后才能得到。一首长诗中连用四句品物的堆垛，既烘托出当时十万火急的气氛，又有着一定的史料价值。
读过钱先生举引的柏梁体诗，与最初此类诗作比较，可以看到它的发展和变化，形式上仍保持句句押韵，表面上也保持了游戏取乐的特色，实际内容则有了很大拓展，它既能表达诗人的情感，又能反映现实生活，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
《谈艺录》读本（六）章咒气与偶颂气
纪晓岚《点论李义山诗集》①卷下评《戊辰会静中出贻同志二十韵》云：“终恨有章咒气”②；《点论苏文忠诗集》卷四评《读道藏》云：“作僧家诗③，不可有偈颂气④；作道家诗⑤，不可有章咒气。此固未免于章咒。”（546页） ①纪晓岚：清纪昀字。
②章咒气：毫无文采，如同奏书，文尽意尽。
③僧家诗：指出家人不食人间烟火之作。
④偈（jì寄）颂气：佛教里的赞美诗有一定格式，不论几言，必四句为一偈，到将颂赞之意说尽为止，毫无文采。
⑤道家诗：指那些上天入地求仙访道之作。
李商隐《戊辰会静中出贻同志二十韵》这首诗讲的“会静”，指道家凝神养静修炼说，在这时候，作者想象飞腾，就会想到许多神仙故事，如说：
大道谅无外，会越自登真。丹元子何索？在己莫问邻。伞灿窳栈肯杈耪婢！�
这是说，修炼神仙的方法，想来只有一种，没有别的。合于这种方法，可以超越人世，自然“登仙”。“丹元子”指道家修心养神的一种方法，怎样求得这种方法，在于自己的修炼，不必去问别人。修炼得道后就可以会见神仙，像会见仙人上元夫人，看到她穿着非常美丽的玉带，看到仙人九真君，在天上飞翔。这样写，就同道士写的章咒讲到神仙的话相似了。清纪昀评点李商隐此诗说：“诗无风旨可采”，“杂之通明（陶弘景）《真诰》中，殆不可辨。然终恨有章咒气。”《真诰》所记皆神仙授受真诀的事，叙述典雅，像给上级写的公文，恭敬庄重至极，朱熹曾怀疑陶弘景撰写此书时，从佛家的《四十二章经》里窃得不少，特别是关于下地狱、托生等荒诞之说，更是窃自佛书中。这里纪昀没有说李商隐从《真诰》中作手脚，但也指出他写得跟《真诰》一样。因为李诗中写升仙经历，就是从《真诰》中学来，李商隐根本没有升仙的事。所谓“章咒气”，就是指诗从《真诰》里来的，带有《真诰》的章咒气。然而，苏轼的《读道藏》却不同：
嗟余亦何幸，偶此琳宫居。宫中复何有？戢戢千函书。盛以丹锦囊，冒以青霞裾。王乔掌关籥，蚩尤守其庐。乘闲窃掀搅，涉猎岂暇徐。至人悟一言，道集由中虚。心闲反自照，皎皎如芙蕖。千岁厌世去，此言乃籧 篨。人皆忽其身，治之用土苴。何暇及天下，幽忧吾未除。
苏轼的诗，是一篇诗体读书笔记，先写《道藏》的来历和存放，以及如何珍视等等，后写道家虚心求悟，像荷花的皎洁。否则厌世而去，气绝之后，用粗竹席裹尸。人皆不注意学道，归于土苴（泥和枯草），何暇治天下，这是我的幽忧。这首诗写出作者对《道藏》的看法，跟道士的章咒气不同，也就是说苏轼的诗写得比李商隐好。指出诗的风格应避免有章咒气，避免有偶颂气。
《谈艺录》读本（七）以诗品作诗
以“诗品”作诗，可上溯《诗·大雅·烝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①；少陵“翡翠兰苕”②，退之“鲸牙龙角”③，滥觞于是矣。（《钱锺书研究》11页） ①吉甫：周宣王时大臣尹吉甫，助宣王中兴。
②少陵：杜甫。句见《戏为六绝句》之四：“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③退之：韩愈。句见《调张籍》：“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又《送无本师归范阳》：“蛟龙弄角牙，造次欲手揽。”贾岛初为浮屠，名无本。
以“诗品”作诗，可以追溯到《诗经·烝民》，尹吉甫作诗送别仲山甫，称所作的诗“穆如清风”，用诗句来讲这首诗。用诗句来讲诗的，叫以“诗品”作诗。最突出的是唐代司空图的《诗品》。《诗品》二十四首，是二十四篇评诗之作，又是二十四首诗，即以诗来评诗。“穆如清风”便是以诗句来评诗，所以是以诗评诗最早的。
杜甫的《戏为六绝句》：“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也是以诗评诗，用诗句来评两种风格：一种翡翠兰苕，是秀丽的风格；一种是鲸鱼碧海，是雄伟的风格。韩愈的《调张籍》：“刺手拔鲸牙，举飘酌天浆。”是赞美一种雄奇的风格。又《送无本师归范阳》：“蛟龙弄牙角，造次欲手揽。”是赞美一种惊险的风格。此外如刘禹锡的《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韵》：“玉琴清夜人不语，琪树春朝风正吹。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棠弃刀尺。”钱先生在《谈艺录补订》里称为以诗评诗的“佳例”。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三十首》也是以诗体谈艺者，然杜韩以诗评诗最为著名。
为具体了解以诗评诗之体，特列举元好问《论诗绝句》中的几首，以助从中窥见运用绝句形式写作诗论、诗评的一斑。如第一首：“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开宗明义，他对汉魏以来诗作“纷纭”，孰为“正体”，无人评说的情况不很满意，才决意自己以诗评诗。三十首绝句，从汉魏的古诗到宋诗，摘其要者几乎都发表了意见，形成一组有系统有见解的文学批评佳作。元好问对陶潜的评论是：“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陶诗语言天然浑成，内容真淳自然的特点，他很赞赏。元好问是以建安风骨为论诗准则，所以对刘琨、张华，有自己的看法：“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他认为好诗要有风骨，要有悲壮慷慨之气，刘琨正以悲壮取胜，所以赏识；张华虽然儿女情多于风云气，但他以为也胜过李商隐、温庭筠。对待民间文学，他推崇具有清新刚健之气的《敕勒歌》：“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引此四章，便可看出元好问的好恶，他对历代文坛诗作，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有理论，有文采，使其成为以诗体论诗的重要作品。
《谈艺录》读本（八）传记通于小说
平景荪《樵隐昔寱》卷十四《书望溪集书左忠毅公逸事后》①云：“篇中自‘史前跪’以下数行文字，奕奕有生气。然据史可法《忠正集》崇祯乙亥十一月祭忠毅文云②：‘逆珰陷师于狱，一时长安摇手相戒，无往视者。法不忍，师见而颦蹙曰：尔胡为乎来哉！’忠正述当日情事，必不追讳，岂易以一言哉。《龙眠古文》一集左光先《枢辅史公传》③亦只云：‘子已至此，汝何故来死！’”按《戴南山全集》④卷八《左忠毅公传》记此事云：“光斗呼可法而字之曰：‘道邻，宜厚自爱！异日天下有事，吾望子为国柱⑤。自吾被祸，门生故吏，逆党日罗而捕之⑥。今子出身犯难，殉硁硁之小节，而撄奸人之锋。我死，子必随之，是再戮我也！’”又与史、左两文所记不甚合。然《望溪文集》⑦卷九《左忠毅公逸事》中此节文自佳：“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无愧平氏所称“奕奕有生气”。盖望溪、南山均如得死象之骨，各以己意揣想生象，而望溪更妙于添毫点睛，一篇跳出。史传记言乃至记事，每取陈编而渲染增损之，犹词章家伎俩，特较有裁制耳（参观《管锥编》117页又《宋诗选注》论范成大《州桥》）。刘子玄读史具眼⑧，尚未窥此，故坚持骊姬“床第私”语之为纪实⑨，只知《庄子》、《楚辞》之为“寓言”、“假说”而不可采入史传（参观《管锥编》165页、1297页）。于“史”之“通”，一间未达。譬如象之杀舜⑩、子产之放鱼⑾，即真有其事，而《孟子·万章》所记“二嫂使治朕栖”、“郁陶思君尔”、“圉圉焉、洋洋焉”、“得其所哉、得其所哉”等语，断出于悬拟设想。如闻其声，如得其情，生动细贴，堪入小说、院本。儒宗“传记”（参观赵岐《题辞》），何减“园吏”“骚人”之“伪立宾主”哉。当吾国春秋之世，希腊大史家修昔底德自道其书记言⑿，早谓苟非已耳亲聆或他口所传，皆因人就事之宜，出于想当然而代为之词，信不自欺而能自知者。行之匪艰，行而自省之惟艰，省察而能揭示之则尤艰。古希腊人论学谈艺，每于当时为独觉⒀，于后代为先觉，此一例也。（363—365页）
《毛颖传》词旨虽巧⒁，情事不足动人，俳谐之作而已。唐人却有以与传奇小说等类齐举者。李肇《国史补》⒂卷下云：“沈既济撰《枕中记》⒃，庄生寓言之类⒄。韩愈撰《毛颖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