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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诗人何小竹开始写作小说。十多年过去了，他已出版三部长篇小说、发表中短篇小说百余篇，创作数量亦算壮观。但在文学江湖上，何小竹还是一个著名的诗人。而他作为一个优秀小说家的声名，或许被人忽略了。如果说他的小说写作在过去还是一种我们相对陌生的另类写作，那么，在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向的当下，关注日常生活的小说写作，无疑将逐渐成为消费时代主流的叙事艺术。因为只有在经济比较丰裕的消费社会中，日常生活的重要性才能从后革命的历史语境中凸显出来，成为人类全部生活方式的生存基础，成为人们寻求生存意义和幸福感觉的根本依据。
另一个作家裘山山对日常生活中女性经验的关注和叙事，就是从生存意义和幸福感觉的根性之处逐渐展开的。
裘山山过去的小说更多地书写军旅故事，《我在天堂等你》是其中影响甚广的代表作品。新世纪以来，裘山山的小说写作题材有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转向，她将笔触伸及到现时代的中产人群和底层人物，书写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生存状态和内心经验。2009年她两部著名的短篇小说《致爱丽丝》和《戛然而止的幸福生活》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曾被多家文学选刊转载。《致爱丽丝》写一个进城保姆的生活蜕变，她对钢琴和音乐的热爱与执著，最终彻底改写了她保姆的社会身份。小说讴歌了个人意志和精神状态对于改变个体命运的神奇力量。很有意思的是，《戛然而止的幸福生活》写的却是一个城市机关职员如何蜕变成家庭读书“保姆”的离奇故事。故事虽然不乏离奇乃至荒诞的意味，但在裘山山的描述中，却是十分合情合理，有故事和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一致性。单云是个离异的大龄剩女，人长得不好看也就罢了，但她偏偏还是一个狂热爱好读书、梦想有个大书房，自甘清贫地生活在想象世界的女人。阅读之外，她对日常事物，尤其是女性时尚生活索然无趣。这样的女人，在物欲喧嚣的消费社会中自然不合时宜。所以，她选择佳偶重组家庭的正常需求，就频遭挫折。但单云不改初衷，书照读、人要找。问题是，对一个不合时宜的剩女来说，她在消费社会中获得幸福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一次错位的机缘使她巧遇一个斯文的富商。富商没时间读书却拥有一个豪华的大书房。那个大书房像一颗太阳照亮了单云的白日梦，使她情不自禁地生发了“嫁作商人妇”的人生愿景。然而，富商对她数次似是而非的“引诱”，原来不过是要雇用她去做富商“病妻”的读书陪伴，也就是病人的读书“保姆”。单云的幸福想象戛然而止，但书房的引诱依然如故。单云为了能在那个书房读她想读的书，她办了退职手续，到富商家当了奇特的读书保姆，读书“直到读出眼泪来”。读书人的卑微、知性女人的悲凉也伴着泪水夺眶而出。这个离奇的故事表明，裘山山对现时代女性生存困境的关注和书写，已然上升到对女性精神生态和心灵境遇的人文关怀。将文学的女性立场落到女性内心深处，是裘山山近年小说写作践行的一个美学理想。小说在反讽的叙事和诙谐的描写中，不仅从现实生活的一个侧面凸显了资本在当下社会中的强势力量，而且揭示了资本在精神生活领域中“温柔”的扩张与“优雅”的掠夺。社会阶层和贫富悬殊导致的不只是物质财富的分配不公，更严重的是，它已经造成了人们精神上的不平等，而精神上的掠夺和不平等，作为现时代文化危机的深刻症候，还没有引起社会的深度重视。惟其如此，裘山山小说的现实意义和认知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txtＭt。xt。小‘说‘天。堂
第4章 从成都出发，一路朝向文学的高地（3）
与此同时，袁远的中篇小说《脚不沾地》则从荒诞意象的隐喻层面，描述了日常生活中人的幸福感觉“脚不沾地”的怪异状态。多年以来，袁远的小说写作总是一如既往的勤勉认真，总是植耕于自己的城市和自己对生活的认知。袁远作为一个作家的主体性也总是体现在她对熟悉生活的精确把握和饱满表达之上。2009年因忙于写作长篇《亲仇》，她只发表了《脚不沾地》。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和主题思想上同裘山山的《戛然而止的幸福生活》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如果说《戛然而止的幸福生活》主要是写一个大龄“女文青”的情感困境，那《脚不沾地》写的就是一个“男文青”的精神困境。两部小说都指涉到消费社会中“边缘人”的生存状态。消费社会的主流价值是物质至上和人生享乐，所谓成功与幸福的准则也都被规定成金钱的多寡。在这种大一统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操控之下，那些偏爱文艺、喜欢浪漫的“文青”，无疑就是既不合时宜又凌空蹈虚的“边缘人”了。袁远用“脚不沾地”的隐喻和意象来指称这类人物的生存处境，可谓准确而又形象。假如一个人要做“文青”，这还是他或她的自由权利。但有了家庭，情形就大不一样了。《脚不沾地》中的“文青”姚沉，因为想做一份与“文艺”有关的编辑工作，就挣不了大钱，就无法满足妻子“越过越好，越过越舒适”的物质欲望。于是家庭纷争与观念冲突便风生水起，一种“衰男与怨女”的日常情景，就成为推动情节的叙事节点。而长期的隔阂和疏离，最终导致了夫妻之间“七年之痒”的情感危机。当此之际，姚沉又莫名其妙地出现了“脚不沾地”的症状，人像失根一样踩不着城市的大地。更为严重的是，“脚不沾地”的症候还威胁到姚沉那份经理的职业。如此一来，情感和职业的双重危机便突兀地挡在他的面前，生存的空间变得逼仄、生活的压力骤然放大。焦虑无助的“文青”姚沉，于是一步一步地被现实困境逼到了一个“危险的高度”，他在那个“高度”上始终摇晃不已。袁远不无戏谑和荒诞的描述，不仅彰显了她对消费时代日常生活和人伦关系的观察深度，而且还凸显出这种观察背后的普遍意义和质疑精神：姚沉的精神困境其实也是消费社会普遍的精神困境；当物质至上的生活观念君临天下时，多元而有差异的生活方式无疑就成了“脚不沾地”的纸上谈兵。有人奉金钱价值观为金科玉律可以理解，它是物质长期匮乏的一种历史反弹，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人们合法的选择权利。袁远在小说中也对姚沉妻子的金钱人生观寄予了同情和理解。但倘若人人都如此，这世界无疑就荒诞了。金钱之外，人的生活肯定还有更多其他的价值、意义和方式。像姚沉一样的人无非想过另一种生活，选择另一种人生方式。但他们的选择为何偏偏就成了“脚不沾地”的白日梦呢？到底是姚沉们患有“脚不沾地”的症候，还是现时代的生活过度物质化而引发了“脚不沾地”的症候呢？袁远的小说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反思的可能性。
很有意思的是，洁尘的小说《你什么时候搬出去？》，也从内心情感的悖谬之处，描述了幸福感觉“脚不沾地”的日常状态。一个白领剩女，对一个男人十多年来的念想曾经是她最重要的情感生活。但当这个男人真的同她住在一个屋檐之下时，她对男人的感觉彻底“异化”了。她想象中的那种悠长浪漫的关系，在日常情境中却因种种日常细节的错位，比如差异很大的生活习惯等，完全变成了另一种人生况味。他们走得越近，疏离的感觉反而越大。最终她只能面对一个问题“你什么时候搬出去”……上述小说关于边缘状态和精神困境的书写，都指涉到日常生活的存在本质，对人在日常经验中的价值和意义作了严肃而深入的美学反思。但日常生活是否还有另一种可能性，还有另一把打开生活意义、照亮日常事物的钥匙呢？索朗仁称的《到拉萨去约会》或许是另一种诠释。
索朗是成都的藏族作家。他的小说创作，通常都用平淡简约的叙述话语，来讲述历史和现实的故事，创造出一种与精神世界同构对应的艺术结构，赋予细节生动的意义，挖掘意识形态之下潜在真实的灵魂状态，在真实的生活经验与虚构的事物之间建构起某种精神和文化的联系，从而实现对现实经验的艺术超越。当然，他这种超越性的写作，可能也是对藏传文化经年累月习得的艺术成果。
《到拉萨去约会》是索朗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总体上表达了作家对西藏故土的神圣热爱之情。他的小说有着对于西藏“经验”的执著与坚守，试图从乡土社会的日常变迁中发掘那些曾经被遮蔽和忽略的永恒“美丽”，这些美丽可能来自不变的人性、人情，也可能来自民间的文化风俗或自然风情，甚至就直接来自粗犷质朴的生活本身。但无论源自何处，索朗都对其赋予了诗性的情感与唯美的想象，并以一种少有的透彻和练达，不动声色地超越了日常生活本身，抵达了一个充满温情而又宁静的精神高地。
这部小说没有很强的故事性，只是将火车上几个人各自的故事串联起来，以此推动情节的发展，可以说也“推动着火车前进”，等火车到达终点站拉萨时，故事也就自然而然地结尾了。“舅爷的索卦没说我的祸福，没说我能活多久，却说出了一句意料之外，却是我最想听的话，亚杰，你是个情种。”从这个索卦，小说主人公亚杰的“去拉萨约会”的心路历程由此展开。“是轻松之旅，是逃亡之路？是朝圣之旅，是忏悔之行？……”带着这样的追问，亚杰登上了开往拉萨的列车，亚杰成了一名精神流浪汉。他的“逃离”意味着追寻，放逐当下才能寻找和进入生命的本真，这也许是对生命，对存在意义的追问方式。同作者的其他小说相比较，《到拉萨去约会》显露出了作者试图超越自我进行新的精神探索和艺术探索的积极意向。
某种意义上，索朗的小说热衷的并不是对一种日常经验表象的触摸，更不是对经验的“奇观化”的呈现与展示。他的小说的写作过程，更近似于读者对小说的阅读过程。他对于“生活”的“阅读”，是一种精神与情感的穿透，是一种深刻的领悟与品味。因此，《到拉萨去约会》并不特别在意小说的故事情节与叙事节奏，而是企图领悟和挖掘生活经验背后的那种“意味”和“内涵”，而不是“生活”和“经验”本身。从这个角度来说，索朗的小说味道是隐藏在其所营造的对西藏拉萨这片神圣之地的眷恋之上的。而拉萨就是他的一次精神之旅，一个朝圣之地，一次将个体灵魂扎根于故土文化的净化仪式。
人性的可能性：灾难叙事的关键词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汉旺镇钟楼倾斜的时针，把汶川大地震的深重灾难铭刻在四川大地，也铭记在文学心头。诗歌再一次以井喷式的悲壮激情抒发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悲痛，唤起了人们心灵深处的无疆大爱。置身于成都的作家和诗人纷纷奔赴灾区，在第一时间投入到抗震救灾的伟大壮举之中。
地震后不到一年，成都作家骆平在《小说月报》发表了长篇小说《与世隔绝》。在我的阅读视野里，这是中国最早一部直接书写汶川大地震的长篇小说。这一事件充分见证了成都作家对故土灾难的快速反应，也体现了成都作家义不容辞的使命意识。《与世隔绝》以小说的想象方式直截了当地书写了汶川大地震的现场故事。骆平的创作意图是要在那个特大灾难发生的真实语境中，直接洞察和精确表现人性发生变化或变异的种种可能性。因此，她为小说主人公在灾难突发之前预设了许多爱恨情仇的人物关系和个人秘史，诸如，即将离婚的夫妻，携款潜逃的贪官，隐秘的婚外情，情感失意的医生，恩怨纠结的家族矛盾，等等。在地震突然爆发的灾难性语境中，面对巨大的死亡恐怖，所有这类纠缠纷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