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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比纯粹的面粉做的或黑麦粉和印第安玉米粉做的面包更吸引人，在市场上销路更广。
即使所谓“好读者”，也不读那些最好的书。我们康科德的文化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个城市里，除了极少数例外的人，对于最好的书，甚至英国文学中一些很好的书，大家都觉得没有味道，虽然大家都能读英文，都拼得出英文字。甚至于这里那里的大学出身，或所谓受有自由教育的人，对英国的古典作品也知道得极少，甚至全不知道；记录人类思想的那些古代作品和《圣经》呢，谁要愿意阅读它们的话，是很容易得到这些书的，然而只有极少数人肯花功夫去接触它们。我认识一个中年樵夫，订了一份法文报，他说不是为了读新闻，他是超乎这一套之上的，他是为了“保持他的学习”，因为他生来是一个加拿大人；我就问他，他认为世上他能做的最好的是什么事，他回答说，除了这件事之外，还要继续下功夫，把他的英语弄好和提高。一般的大学毕业生所做的或想要做的就不过如此，他们订一份英文报纸就为这样的目标。假定一个人刚刚读完了一部也许是最好的英文书，你想他可以跟多少人谈论这部书呢？再假定一个人刚刚读了希腊文或拉丁文的古典作品，就是文盲也知道颂扬它的；可是他根本找不到一个可谈的人。他只能沉默。我们大学里几乎没有哪个教授，要是已经掌握了一种艰难的文字，还能以同样的比例掌握一个希腊诗人的深奥的才智与诗情，并能用同情之心来传授给那些灵敏的、有英雄气质的读者的；至于神圣的经典，人类的圣经，这里有什么人能把它们的名字告诉我呢？大多数人还不知道唯有希伯来这个民族有了一部经典。任何一个人都为了拣一块银币而费尽了心机，可是这里有黄金般的文字，古代最聪明的智者说出来的话，它们的价值是历代的聪明人向我们保证过的；——然而我们读的只不过是识字课本，初级读本和教科书，离开学校之后，只是“小读物”与孩子们和初学者看的故事书；于是，我们的读物，我们的谈话和我们的思想，水平都极低，只配得上小人国和侏儒。
我希望认识一些比康科德这片土地上出生的更要聪明的人，他们的名字在这里几乎听都没有听到过。难道我会听到柏拉图的名字而不读他的书吗？好像柏拉图是我的同乡，而我却从没有见过他，——好像是我的近邻而我却从没有听到过他说话，或听到过他的智慧的语言。可是，事实不正是这样吗？他的《对话录》包含着他不朽的见解，却躺在旁边的书架上，我还没有读过它。我们是愚昧无知、不学无术的文盲；在这方面，我要说，两种文盲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一种是完全目不识丁的市民，另一种是已经读书识字了，可是只读儿童读物和智力极低的读物。我们应该像古代的圣贤一样地美好，但首先要让我们知道他们的好处。我们真是一些小人物，在我们的智力的飞跃中，可怜我们只飞到比报章新闻稍高一些的地方。
并不是所有的书都像它们的读者一般愚笨的。可能，有好些话正是针对我们的境遇而说的，如果我们真正倾听了，懂得了这些话，它们之有利于我们的生活，将胜似黎明或阳春，很可能给我们一副新的面目。多少人在读了一本书之后，开始了他生活的新纪元！一本书，能解释我们的奇迹，又能启发新的奇迹，这本书就为我们而存在了。在目前，我们的说不出来的话，也许在别处已经说出来了。那些扰乱了我们，使我们疑难、困惑的问题也曾经发生在所有聪明人心上；一个问题都没有漏掉，而且每一个聪明人都回答过它们，按照各自的能力，用各自的话和各自的生活。再说，有了智慧，我们将领会慷慨的性质。在康科德郊外，有个田庄上的寂寞的雇工，他得到过第二次的诞生，获有了特殊的宗教经验，他相信自己由于他的信念的关系已经进入了沉默的庄重和排斥外物的境界，他也许会觉得我们的话是不对的；但是数千年前，琐罗亚斯德。走过了同样的历程，获有同样的经验；因为他是智慧的，知道这是普遍性的，就用相应的办法对待他的邻人，甚至据说还发明并创设了一个使人敬神的制度。那末，让他谦逊地和琐罗亚斯德精神沟通，并且在一切圣贤的自由影响下，跟耶稣基督精神沟通，然后，“让我们的教会”滚开吧。
我们夸耀说，我们属于十九世纪，同任何国家相比，我们迈着最大最快的步子。可是想想这市镇，它对自己的文化贡献何其微小。我不想谀赞我的市民同胞们，也不要他们谈赞我，因为这样一来，大家便没有进步了。应当像老牛般需要刺激——驱赶，然后才能快跑。我们有个相当像样的普通学校的制度，但只是为一般婴儿的；除了冬天有个半饥饿状态的文法学堂，最近还有了一个根据政府法令简陋地草创的图书馆，但却没有我们自己的学院。我们在肉体的疾病方面花了不少钱，精神的病害方面却没有花什么，现在已经到了时候，我们应该有不平凡的学校。我们不该让男女儿童成年后就不再受教育了。到了时候，一个个村子应该是一座座大学，老年的居民都是研究生，——如果他们
日子过得还宽裕的话，——他们应该有裕闲时间，把他们的余年放在从事自由学习上。难道世界永远只局限于一个巴黎或一个牛津？难道学生们不能寄宿在这里，在康科德的天空下受文科教育？难道我们不能请一位阿伯拉尔来给我们讲学？可叹啊！因为我们忙于养牛，开店，我们好久没有上学堂，我们的教育是可悲地荒芜了。在这个国土上，我们的城镇在某些方面应当替代欧洲贵族的地位。它应当是美术的保护者。它是很富的。它只缺少气量和优美。在农民和商人看重的事业上它肯出钱，可是要它举办一些知识界都知道是更有价值得多的事业时，它却认为那是乌托邦的梦想。感谢财富和政治，本市花了一万七千元造了市政府，但也许一百年内它不会为了生命的智慧贝壳内
的真正的肉，花这么多钱。为冬天办文法学校，每年募到一百二十五元，这笔钱比市内任何同样数目的捐款都花得更实惠。我们生活在十九世纪，为什么我们不能享受十九世纪的好处？为什么生活必须过得这样偏狭？如果我们要读报纸，为什么不越过波士顿的闲谈，立刻来订一份全世界最好的报纸呢？不要从“中立”的报纸去吮吸柔软的食物，也不要在新英格兰吃娇嫩的“橄榄枝”了。让一切有学问的社团到我们这里来报告，我们要看看他们懂不懂得些什么。为什么要让哈泼斯兄弟图书公司和里亭出版公司代替我们挑选读物？正像趣味高雅的贵族，在他的周围要结聚一些有助于他的修养的——天才——学识——机智——书籍——绘画——雕塑——音乐——哲学的工具等等；让城镇村子也这样做吧，——不要只请一个教师，一个牧师，一个司事，以为办教区图书馆，选举三个市政委员就可以到此为止了，困为我们拓荒的祖先仅有这么一点事业，却也在荒凉的岩石上挨过了严冬。集体的行为是符合我们制度的精神的：我确实相信我们的环境将更发达，我们的能力大于那些贵族们。新英格兰请得起全世界的智者，来教育她自己，让他们在这里食宿，让我们不再过乡曲的生活。这是我们所需要的不平凡的学校。我们并不要贵族，但让我们有高贵的村子。如果这是必需的，我们宁可少造一座桥，多走几步路，但在围绕着我们的黑暗的“无知深渊”上，架起至少一个圆拱来吧。
声
但当我们局限在书本里，虽然那是最精选的，古典的作品，而且只限于读一种特殊的语文，它们本身只是口语和方言，那时我们就有危险，要忘记掉另一种语文了，那是一切事物不用譬喻地直说出来的文字，唯有它最丰富，也最标准。出版物很多，把这印出来的很少。从百叶窗缝隙中流进来的光线，在百叶窗完全打开以后，便不再被记得了。没有一种方法，也没有一种训练可以代替永远保持警觉的必要性。能够看见的，要常常去看；这样一个规律，怎能是一门历史或哲学，或不管选得多么精的诗歌所比得上的？又怎能是最好的社会，或最可羡慕的生活规律所比得上的呢？你愿意仅仅做一个读者，一个学生呢，还是愿意做一个预见者？读一读你自己的命运，看一看就在你的面前的是什么，再向未来走过去吧。
第一年夏天，我没有读书；我种豆。不，我比干这个还好。有时候，我不能把眼前的美好的时间牺牲在任何工作中，无论是脑的或手的工作。我爱给我的生命留有更多余地。有时候，在一个夏天的早晨里，照常洗过澡之后，我坐在阳光下的门前，从日出坐到正午，坐在松树，山核桃树和黄栌树中间，在没有打扰的寂寞与宁静之中，凝神沉思，那时鸟雀在四周唱歌，或默不作声地疾飞而过我的屋子，直到太阳照上我的西窗，或者远处公路上传来一些旅行者的车辆的辚辚声，提醒我时间的流逝。我在这样的季节中生长，好像玉米生长在夜间一样，这比任何手上的劳动好得不知多少了。这样做不是从我的生命中减去了时间，而是在我通常的时间里增添了许多，还超产了许多。我明白了东方人的所谓沉思以及抛开工作的意思了。大体上，虚度岁月，我不在乎。自昼在前进，仿佛只是为了照亮我的某种工作；可是刚才还是黎明，你瞧，现在已经是晚上，我并没有完成什么值得纪念的工作。我也没有像鸣禽一般地歌唱，我只静静地微笑，笑我自己幸福无涯。正像那麻雀，蹲在我门前的山核桃树上，啁啾地叫着，我也窃窃笑着，或抑制了我的啁啾之声，怕它也许从我的巢中听到了。我的一天并不是一个个星期中的一天，它没有用任何异教的神祗来命名，也没有被切碎为小时的细末子，也没有因滴答的钟声而不安；因为我喜欢像印度的普里人，据说对于他们，“代表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是同一个字，而在表示不同的意义时，他们一面说这个字一面做手势，手指后面的算昨天，手指前面的算明天，手指头顶的便是今天。”在我的市民同胞们眼中，这纯粹是懒惰；可是，如果用飞鸟和繁花的标准来审判我的话，我想我是毫无缺点的。人必须从其自身中间找原由，这话极对。自然的日子很宁静，它也不责备他懒惰。
我的生活方式至少有这个好处，胜过那些不得不跑到外面去找娱乐、进社交界或上戏院的人，因为我的生活本身便是娱乐，而且它永远新奇。这是一个多幕剧，而且没有最后的一幕。如果我们常常能够参照我们学习到的最新最好的方式来过我们的生活和管理我们的生活，我们就绝对不会为无聊所困。只要紧紧跟住你的创造力，它就可以每一小时指示你一个新的前景。家务事是愉快的消遣。当我的地板脏了，我就很早起身，把我的一切家具搬到门外的草地上，床和床架堆成一堆，就在地板上洒上水，再洒上湖里的白沙，然后用一柄扫帚，把地板刮擦得干净雪白：等到老乡们用完他们的早点，太阳已经把我的屋子晒得够干燥，我又可以搬回去；而这中间我的沉思几乎没有中断过。这是很愉快的，看到我家里全部的家具都放在草地上，堆成一个小堆，像一个古普赛人的行李，我的三脚桌子也摆在松树和山核桃树下，上面的书本笔墨我都没有拿开。它们好像很愿意上外边来，也好像很不愿意给搬回屋里去。有时我就跃跃欲试地要在它们上面张一个帐篷，我就在那里就位。太阳晒着它们是值得一看的景致，风吹着它们是值得一听的声音，熟稔的东西在户外看到比在室内有趣得多。小鸟坐在相隔一枝的桠枝上，长生草在桌子下面生长，黑莓的藤攀住了桌子脚；松实，栗子和草莓叶子到处落满。它们的形态似乎是这样转变成为家具，成为桌子，椅子，床架的，——因为这些家具原先曾经站在它们之间。
我的房子是在一个小山的山腰，恰恰在一个较大的森林的边缘，在一个苍松和山核桃的小林子的中央，离开湖边六杆之远，有一条狭窄的小路从山腰通到湖边去。在我前面的院子里，生长着草莓，黑莓，还有长生草，狗尾草，黄花紫菀，矮橡树和野樱桃树，越橘和落花生。五月尾，野樱桃（学名Cerasus pumila）在小路两侧装点了精细的花朵，短短的花梗周围是形成伞状的花丛，到秋天里就挂起了大大的漂亮的野樱桃，一球球地垂下，像朝四面射去的光芒。它们并不好吃，但为了感谢大自然的缘故，我尝了尝它们。黄栌树（学名Rhus 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