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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 作者:黄蓓佳-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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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妈不能不领她的这个情。如果不领,就是驳她的面子,显得很不通人事。
    年三十的一大早,胡妈开始把一些半成品的年菜用提篮装着往艾家酱园送。有焯过开水、撇去了沫子的猪肚肺,有煎过的鱼,调好的肉馅,油炸过的排骨,泡好的粉丝木耳香菇,洗干净的青菜香菜芹菜菠菜,还搬去一个烧木炭的暖锅。胡妈每送一趟东西,都要伸出指头点一点我的额头:“看好! 别让狗吃了! ”
    我不怎么明白她这话的意思。她说话时很不乐意的神态也让我觉得奇怪。我很郑重地告诉她,家里的那条小黑狗还小呢,站直了也够不着桌子,不会偷吃的。
    胡妈哼了一声鼻子:“狗不偷,人就不会偷? ”
    我这下子才明白,胡妈是对晚上的这顿饭有意见,她不愿意回到不是艾家住的“艾家酱园”里做事。
    不管怎么说,孩子们对这样的安排都高兴。我和艾早、艾好三个人在宽敞得可以踢足球的院子里捉迷藏。艾好最蠢,他总是把一个胖乎乎的大脑袋塞在那块太湖石的洞洞里,留下肥肥的屁股在外面等着我们扑上去。而且他喜欢被我们捉住,每当他裤子上的背带被我们揪在手里时,他就兴奋得咯咯笑,呼扇着两只胳膊,肥母鸡一样。有时候我们故意不找他,把他一个人晾在石头边,他会急得直跺脚,一个劲地逗我们:“来呀! 来找我啊! ”
    艾早发现了院子角落里一株刚开的腊梅花。花树还很小,只齐到我们的肩膀那么高,花枝也稀疏,试试探探地总共开了十来朵蜜蜡似的花,凑近了才闻到一股沁人的暗香。艾早看到这株花树就移不开步了,谋划着要折下花枝,拿回家插到墨水瓶里。她要求我站过去帮她看着人。我听话地站到青石道上,探头探脑东张西望时,她在后面已经眼明手快地折下了花枝,反手藏在背后。
    艾好眼睛尖,以为她藏了什么好吃的东西,跑过来缠住她:“什么呀? 是什么呀? 给我看看好不好? ”.艾早像吆喝鸡一样地驱赶他:“去去去! 走开去! ”一边用眼睛暗示我,帮她把艾好引开。
    我把艾好带过去看地上的一个小洞洞,我告诉他这个洞洞里住着一个肥肥的白虫子,到天气暖和时虫子就会长了翅膀飞到大树上。艾好有了兴趣,蹲在洞洞旁,一心一意要用草棍把那个白虫子挖出来。
    艾早这时候飞快地奔向厨房。胡妈的厨房从来都是她的避风港,她只要进了厨房就会万事大吉。可是偏偏乐极生悲,厨房门口堆着胡妈刚刚洗干净准备盛菜用的一摞青花碗,艾好冲进厨房时衣角扫在碗边上,高高的一摞碗摇摇晃晃仿佛跳起了舞。胡妈正好一眼瞥见,扑上去扶那摞碗,饶是手脚快,最上面两只碗还是掉下地,砰地一声摔出一地的碎瓷花。
    胡妈满脸煞白,一连声地念叨着:“岁岁平安! 岁岁平安! ”
    她把我和艾早堵在厨房里,严肃地嘱咐道:“谁也不准说出去! 听见了吗? ”
    我们都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过年的这几天是最忌讳打碎东西的,每到过年胡妈都会像看强盗一样地看着我们几个,不允许靠近瓷器半步,就怕闯下祸。可是艾早偏偏在大年三十这天打碎碗,还一碎就碎了两个。
    “一定不能说出去啊! 不能让你们小姨知道啊。”胡妈嘱咐着。
    那一天接下来的时间,我和艾早的心情都比较糟糕。艾好不断地过来拉我们跟他玩,可是我们借口要写寒假作业,坚决地把自己限制在房间里,一步也不出门。
    年三十的下午,机关下班比较早,张根本和我爸爸都是四点多钟就回了家。张根本带回来一纸盒子的鞭炮。我爸爸用邮局布置橱窗余下的材料糊了三个小灯笼,给我们一人一个。
    我和艾早拿到灯笼时笑得很心虚,可是我爸爸没发现,他被我妈妈叫过去,忙着给婴儿艾多换尿布了。
    张根本用一张凳子垫脚,爬上去给艾家酱园的堂屋临时换了一只一百瓦的大灯泡。妈妈把艾多裹成一只粽子,竖起来抱在手中,和我爸爸两个人肩并肩地走进大院里。因为产后怕风,妈妈还戴了一顶老太太才戴的咖啡色毛线帽,勾了边的帽檐一直拉到眉梢上,两边并且遮住了耳朵,显得她格外虚弱,又老气横秋。
    艾多从生下来就没有见过太亮的光线,所以他一进堂屋就眨巴着眼睛,嘴巴里还像鱼一样地吐着透明的小泡泡。我惊奇地发现艾多忽然变得漂亮了,他的皮肤退尽暗红,泛出柔嫩的粉白,眼睛睁开时眼白碧蓝,眼仁黑亮,双眼皮秀美异常,嘴唇鲜红湿润,偶尔一咧,露出嘴巴里粉红的舌头和牙床,叫人忍不住地要把指头伸过去触摸那种柔软。
    艾好把他发现的秘密告诉每一个人:“弟弟会笑了。”
    李艳华纠正他:“哪里是笑啊? 无意识动作。”
    艾好眨巴着眼睛,被李艳华这个有点深奥的结论弄得茫然。
    张根本还是第一次见到艾多。他用食指点着艾多的下巴,嘴里“哦,哦”地逗了他几声之后,转头问我爸爸:“为什么叫艾多? ”
    我爸爸一笑,回答说:“本来没想要他。多了。”
    张根本抬头看李艳华一眼,嘿嘿了两声。
    过了一会儿,李艳华皱起鼻子,脑袋转来转去,狗一样嗅着,问大家:“好像有什么味儿? 你们闻到了吗? ”
    我妈妈不好意思地“哎呀”一声,说:“是艾多拉7 o ”
    她连忙走开去,解开襁褓,给艾多换尿布。
    李艳华眼睛轮番地看着我们,似笑非笑:“今年过年热闹了,下午是艾早弄出个岁岁平安,现在艾多又来个黄金万两。接下来该谁呀? 张小晚,你有花样吗? ”
    我站在一屋子人的目光中,满脸飞红。我不知道李艳华为什么突然地把矛头指向了我。
    如果那时候堂屋里有一床被子,我肯定把自己裹进被子里了。
    艾早一直就是个心灵手巧的女孩,当我在手工课上为剪不出一颗标准尺寸的五角星如坐针毡时,艾早可以灵活地操着小剪刀,用各色蜡光纸剪出黄的公鸡,红的青蛙,绿的房子。
    她把公鸡的鸡冠剪得像一头凤冠,把青蛙的小爪子剪得只只分明,在房子上剪出翘起的飞檐,飞檐上甚至还挂一串铃铛。
    我把她的剪纸作品小心翼翼托在手心,惊叹了半天之后,终于找出一个明显的讹错:“青蛙不应该是红的。”
    她回答说:“可你没有看见过世界上所有的青蛙。”
    我一下子无话可说。我那时候已经知道世界很大,地球很大,地球上的国家除了中国之外,还有美国,英国,日本,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朝鲜和越南。张根本的办公室里有一份《参考消息》,有时候他回家,会跟李艳华提到这些国家的名字。收音机里也总是播报这些国家的消息。所有这些国家我都没有去过。艾早说得对,也许在那儿有红色的青蛙。
    艾早的那把剪刀,只有她的掌心那么大小,剪刀头被胡妈用磨刀石磨得针一样尖,这样方便刺进纸里剪出一些细微末节的东西,比如公鸡眼睛什么的。胡妈生怕尖尖的剪刀戳了艾早,还特意缝一个小布袋子,叮嘱艾早不用剪刀的时候要放进去。
    过年的时候艾早剪了一些怪模怪样的窗花,送给了胡妈一部分,把小偏院里的所有玻璃窗贴了一个遍,还剩了几张,胡妈进艾家酱园做年夜饭时,艾早跟在厨房里玩,趁机把它们贴在油腻腻的窗户上。
    有一天张根本忽然问我:“厨房里的那些东西是你剪的吗? ”
    我告诉他,是艾早。张根本哈哈地笑起来,说。丫头有点灵气。
    我再见到艾早时,满面喜色地说:“他说你有灵气。”
    我在艾早面前提张根本,总是用“他”来代替。一说到“他”,我们俩都明白是谁。
    艾早笑吟吟地扬了眼梢:“真的? ”她知道“灵气”是一个好词儿,张根本是在赞赏她。
    结果这一来就坏了,艾早一点儿都经不起赞扬,她剪纸的积极性马上大增,家里的旧课本、作业本、报纸、几本旧的《电影画报》、妈妈的一张《中国历史挂图》、爸爸从邮局带回来的《邮票目录》,都在艾早手上遭到了浩劫,有的剪走了封面,有的尸骨全无。她见到什么就剪什么:大头娃娃般的小人,五个花瓣的花朵,巨大的蚂蚁,香烟壳上的天安门……有一次她在院子里抬头看见天空中飞过去的喷气机,立刻拿出剪刀剪了一个,飞机舷窗里探着四个小小的人头,她用铅笔逐一写上:艾早、艾晚、艾好、艾多。这张剪纸被艾好死乞白赖地要走了,他当宝贝一样压在枕头下面。艾好一直向往百货公司柜台里的那个飞机玩具,现在有一张飞机剪纸可以让他夜夜枕着入睡,好歹总是个安慰。
    寒假过后开学,艾早剪纸的热度还在持续。这样她就闯下了大祸。她用一张旧报纸给班里同学剪花边图案时,没有想到报纸的背面是一张毛主席穿军装的像。她一剪刀把毛主席的脑袋剪下来一半,剩下来的那一半还用剪刀头挑出了方的、圆的、三角形的洞。这颗世界上最伟大最神圣的脑袋,变得比吃剩的鱼骨头还要惨不忍睹。
    艾早立刻被同学集体告发,然后由学校专门腾出一间办公室看管起来。两个老师如临大敌地在门外轮流站岗,不让闲人走近。校长亲自摇电话向教育局、公安局逐级上报。整个校园里的空气都变得紧张严肃。
    跟艾早同班的赵三虎当时就在教室里。一看见艾早被老师带走,马上奔过来找我。我还没有听他说完,已经吓得大哭。我们都知道损毁毛主席的画像是“反革命”罪,犯了这样的大罪一定要被五花大绑地拉去体育场枪毙。一想到艾早就要死了,脑袋要被子弹打得开花了,胸前的木牌上还要刻上“反革命”三个字,我就浑身哆嗦地哭成了一个泪人。
    我只顾着哭,居然都没有想起来应该想办法见到艾早,安慰和陪伴她度过生命的最后时间。艾早一个小小的人儿,独自一个人被关在办公室里,门外还有看守她的老师,等待她的是严酷到极致的命运,她心里的惊恐和绝望可以想象。我后来想到,如果我和艾早互换位置,她肯定不会像我这样怯懦和无能,她就是哭,也要站到操场上,对着全体老师和同学哭。
    多亏了赵三虎,这个忠诚和义气的小男孩儿,他知道不能够指望我做什么,干脆自己做主溜出校门。他狂奔到邮局,找到我的爸爸,再跟着我爸爸狂奔到公安局,找到张根本。
    找到张根本就对了。一个八岁小女孩无意识中犯下的错误,实在是可以说大,也可以说小,怎么说都行,事在人为。张根本甚至没有把这件事当事。他当时正在局里主持办案,青阳乡下公社里出了一个杀人狂魔,连杀四个女人,先奸后杀,那才是让他急得跳脚的大事。张根本对我爸爸摆摆手:“你先回去,等下我去处理。”
    我爸爸紧张得语无伦次,一再地哀求他,一再地强调小孩子经不住吓。张根本答应他:“我知道。我就去。”
    结果那天放学的时候,我看见张根本牵着艾早的手,若无其事地从学校办公室出来。后面跟着一脸恭敬的校长,一边送客,一边还不住嘴地解释什么。张根本那天穿的是一身公安制服,领口有鲜红的领章,腰间的皮带扎得板板正正,手上戴一副白纱手套。他走路的步伐很大,还有点急,头照例是仰着的,丝毫没有在意身前身后那些惊异的目光。艾早同样很平静,一只小手塞在张根本手中,时不时小跑两步,好跟上他的步伐。她的两条扎了蝴蝶结的小辫儿在脑后一起一落,像两只弹簧做的鸟儿。她紧抿着嘴,时不时抬头看一眼张根本的脸,然后很快地又把目光移开。我很想知道艾早哭过没有,可是从她的眼睛里什么都看不出来。
    这件事结束了之后,我妈妈托了人,把艾早转到另外一个学校去了。妈妈觉得这事太大,如果不换一个环境及早遗忘的话,在艾早的生活中会留下阴影。
五  盯梢者
    天很热,阳光是从头顶上直直地射下来的,地上的砖头被晒得发白发脆,仿佛滴一颗汗珠都能将它们击碎。我脚上穿的是一双稍稍有点紧的凉鞋,原来是白色,现在已经旧得成了奶黄,鞋底磨得很薄,在酷热的天气里,鞋帮软成了杂货店柜台上广口玻璃瓶中的橘子软糖。我穿着这样的一双鞋站在大街上,感觉跟没穿鞋子差不多,脚像是踩在炭火上一样,需要时不时地用脚后跟着地,而把脚掌拱起来,脚趾将鞋底顶开去,在脚底和鞋底之间撑出一个可供空气流动的隙缝。
    我已经靠在梧桐树干上站了有一个小时了。把藤椅横着堵在店堂门口打瞌睡的烟杂店营业员,人称“黑麻子”的六指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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