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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见到艾早，向她问个明白。分手这么多年，她不可能杀了张根本。退一万步说。即便她心怀怨恨，也不会去杀一个垂死的人。
我从东湖公园出门，打车去了福田区公安分局。我记得律师纪宏林说过，艾早的事情是在福田分局立案的。
值班警察客气地拦住我：“证件。介绍信。”
我掏出身份证，教师证。我在大学任教，从南京来。我想去看守所见一个人。我没有介绍信。
“对不起，你只能去信访接待室。地点在……”他说了一串地名。
他很年轻。虽然穿着能够吓唬人的警服，可我看出来他脸上的稚气。他有多大了？ 十九？ 二十？ 他家里有人因为莫名其妙的杀人罪而被关进看守所吗？ 我不想去信访接待室。那都是糊弄老百姓的地方。你有什么冤情？ 你的家人有什么冤情？ 好吧，写个材料，把你写的东西留下来，我们会酌情处理，有结果的时候会通知你。结果怎么样呢？ 石沉大海。最多给你一封打印的信：此事正在审理中。不，我不要去那种糊弄人的地方。
“我们这里是公安机关，闲人不可以随便出入。”小警察看我的模样不像盲流，不肯让我进门，可是也没有恶声呵斥。如果我穿得破烂些，头发蓬乱些，面色焦黄愁苦些，眼神畏缩胆怯些，不知道他会是什么态度对待我。
一辆蓝白两色的摩托风驰电掣开过来，进门甚至都没有减速。摩托在台阶下嘎地一声刹住，骑摩托的人跳下车，掀开头盔。
我一眼就认了出来，是那个去南京找过我的发顶稀疏的男人。
“哎！ ”我大声喊，“哎！ ”
小警察制止我：“请不要这样，你会因为扰乱办公秩序被拘留的。”
“我认识那个人！ ”我急切地说，“你帮我叫住他！ 我认识他！ ”
小警察看看我，又回头看看发顶稀疏的男人。那人夹着头盔，已经在上台阶。
“王队！ 有人找你！ ”小警察试探着喊了一声。
发顶稀疏的男人转过身，看见了站在门外的我。他的眼睛随即眯缝起来，被太阳光刺住了一样。
我把私人侦探调查出来的情况告诉了他，就在分局门口车来车往的大路边。他仍然穿着去南京那天穿的夹克，褐黄色，领口、袖口和下摆是针织的松紧边，前胸有一片近似圆形的油渍。右侧的口袋处磨损得较厉害，有几处已经掉线，不知道是否主人经常要从这个口袋里掏出手铐或者类似东西的缘故。左侧口袋看上去新一点，但是里面白色的口袋布翻了出来，狗舌头一样耷拉在外面，彰示着主人的不拘小节。
我记得从前张根本在公安局工作的时候不是这样，他讲究衣着，开摩托总是戴雪白的手套，皮鞋也要经常打磨上光。他气宇轩昂进出艾家酱园大门时，一定会把大檐帽扶正，把不小心塞进鞋帮里的裤腿拎出来，抖得笔直。
“你是说，张根本已经病人膏肓？ 他迟早会死？ ”发顶稀疏的男人又抬起一只手，插进脑后的发丛中。他好像喜欢这个动作。
“也许一年，也许半年。说不定只剩几个月。”
“可是，那又怎么样？ ”他把手停留在脑袋后面，嘴角浮着一抹讽刺的笑。“你姐姐艾早杀了他，这是事实，是她本人自首的供状。你不可能为她翻案。”
“我想见到她。见到她我就会弄清楚怎么回事。我们两个人从小就无话不谈，她会告诉我一切。”
“这不行，犯罪嫌疑人在宣判服刑之前，不可以跟家属见面。”
“求求你，这非常重要……”
“办不到。我没有这个权利。”他用劲地把手从发丛里拔出来，放下。
“你可以去看守所打个招呼。甚至你可以陪同在旁边……”
“不，绝无可能。”
他的神色冰冷。我忽然在他脸上发现了一个之前没有注意的细节：他虽然发顶稀疏，可是胡碴非常浓密。浓黑而粗硬，青森森一片，显得冷酷，粗暴，决绝。
纪宏林律师在我们约定的时间到达饭店，他放下公文包，手机，车钥匙，拉开我对面的椅子，落座。我下意识地看了看大厅对面墙上的时钟，几乎分秒不差。
“其实，我们有事可以在办公室谈……”他看着我翻开菜单点菜，脸上没有太多的表情，撕开一包湿纸巾，擦手。
“我想要请你一次。”我强调了句中的“想”字。
他没有再提异议，一声不响地看我点菜。
我决定要小小地挥霍一回，表达我的诚意。我对他有事相求。我点了一人一盅六百六十元的鱼翅羹，一条清蒸石斑鱼，一份现场烹制的日本进口小牛肉，还有小青龙，蚝油生菜，榴莲酥，一瓶法国葡萄酒。他坚决不让我要那瓶葡萄酒，说他要开车，下午还要出庭办案，我只好改成了鲜榨橙汁。
“艾晚，”他说，“请你先说明事由，否则这顿饭我很难消受。”
我盯住他的眼睛。他也同样地盯住我。我意识到我们彼此都是实在的人，我可以信赖他，对他说实话。
我打开手提包，取出上次来深圳时他替张根本交给我的那张银行卡。
“纪律师，这张卡上的钱，我没有动用过，现在我想用它来救我的姐姐，艾早。”
他愣了一瞬间，张嘴要问我话。我抬手拦住他。
“不好意思，请你做这件事也许会亵渎了你，但是我除此没有办法。我只有一个姐姐，我得救她出来。这张卡上的钱，你可以随便用，交际也好，交易也好，不必跟我报账。我知道你们律师总会有关系，总会有办法。中国有句老话，功到自然成。如果钱还不够，我已经准备好了出卖我在南京的住房。”
他仍然死盯住我看，脸上暂时没有表情。
但是我明白他心里在思想，在活动，或者说，在权衡一种利益的轻重。
我把我知道的张根本患病的一切都告诉了他。当然我没有透露私人侦探的事，我想他也许对这事会反感，会认为我对他缺少信任。
他终于轻叹一口气，用中指把银行卡推还到我面前：“你可能是真不懂法律，所以我不能责怪你。但是我得说，你把事情想得简单了。艾早投毒杀人是事实，哪怕这个人气息奄奄明天就会死。人只要有心跳有呼吸，他就是生命，任何人无权以任何形式中止别人的生命。我没法做到你要求的，也不想这么做。”
我转过脸，不想让他看见我眼中的泪水。
他想了一下，撕开另一包纸巾，展开，递到我手上。“请你放心，我会尽一个律师的责任，在法庭上陈述一切，恳请他们做全面考虑。我可能不会做无罪辩诉，但是我希望尽可能地避免判艾早死刑。这恐怕是唯一能做到的了。”
“死刑”这个词如此沉重，像冰水从我的头顶浇下来一样，让我凉透心肺。我憎恨他说这个词的时候脸上的平静，他轻轻收拢嘴唇，吐出这个词的拼音，就如同我们平常说“喝水”或者“睡觉”那样正常。
这些冷血的律师！ 职业已经把他们铸成了坚固刻板的机器，恐怕他们这一辈子都不可能为生活中的眼泪和哀求动容。
侍者开始上菜了，昂贵的鱼翅羹在小如茶杯的酒精炉上噗噗翻泡，飘出海鲜食物特有的腥气。我忽然反胃，想吐。我吃进去的将会是艾早在狱中长长的岁月，这么多年她心中不为人知的悲苦。我无法容忍这种享受。
李东开着他的陆虎车，最后在福田区公安分局看守所门外找到了我。当时我就像个傻瓜，像个智障的女人，或者是求告无门的村妇，木然地、一脸蠢相地坐在一堆烂石头上。我知道这没有任何意义，不会像戏台上拦轿告状的情节一样，有一个警官模样的人走过来，喝退左右，弯腰扶起我，问我有什么要求，有什么冤屈？ 不，那是戏文里编出来的故事，现实生活里我不相信会有这事，黑脸包公和清官海瑞身上有没有过，我都存疑。
李东用劲拉起我，把我带到车上。“艾晚，你别傻了，你在门外坐上一年都见不到艾早。
不可能的事情。”
“我知道不可能，可我坐在这儿，就觉得离艾早近一点儿。”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一件事，一把抓住李东的手：“你认不认识那种通灵者？ ”
“什么？ ”
“通灵的人。用碗、水、筷子，或者其它什么东西，让我跟亡者对话。”
他惊讶地望着我：“可是艾早并没有死！ ”
“我们之间隔着遥不可测的距离，这跟生死相隔是一回事。”
李东觉得不可思议：“你竟然会有这种念头。”
我叹了一口气：“因为我对自己失望。我仅仅是想见一见艾早，就见她一面，结果还是不能办到。”
“人在很多事情面前无能为力。”
“我知道，我知道。”我说，“所以我失望。”
他坐在车座上，眼睛看着前方看守所的大门，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出一句话：“艾晚，也许我有办法。”
“别开玩笑，我没有心情。”
“真的，我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可以试试。”
“是什么？ ”
“想办法弄一张假的律师证。跟某个事务所的女律师商量好，用她的名字，贴你的照片。
然后，你以艾晚的身份写一份委托书，写给假冒的你，委托办理案件，你就可以持律师证堂而皇之进到看守所，见艾早。注意，只能一次。”
我的脑子飞快地转动：“可是，之前我已经委托了纪律师。”
“可以双重委托，这没有问题。多花点钱而已。在现在的中国，只要你敢想，还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到。”
我呆呆地望着李东，心跳加速，马达轰鸣一样，整个脑袋都在嗡嗡地震响。
十 人类的尾巴
寒假的时候，我们家里发生了大事：艾好从合肥回家的路上失踪了。
艾好事先曾写过一封信回家，说了他们放寒假的日期，还说学校里已经给他们买好了各自回家的车票。从合肥到青阳，一票到底，用不着转车，那边由学校送到车站，这边家里去个人接站，很简单的事，我们谁都没有认为会出问题。
是艾早去接站的。艾忠义要上班，李素清还在忙着改考卷，填学生的成绩报告单，闲下来的只有艾早。
从下午三点钟艾早就等在了出站口。那是一条从停车场伸出来的窄窄的人行通道，北风打着旋儿贴地尖啸，地上的纸片啦，花生壳啦，甘蔗渣啦，鸡毛鸭毛啦，全都像长了脚一样，在风中忽儿往东，忽儿往西，忙个不停。从栅栏里出来的旅客们都裹着厚厚的棉衣，男人戴着有毛耳朵的帽子，女人扎着色彩单调的腈纶围巾，婴儿们被紫花布的披风包成了粽子，很累赘地抱在母亲怀中，露一张傻傻的脸，没有表情地东张西望。很多人用扁担挑着大包小包的土产，从冻得硬邦邦的猪头，到咕咕哀叫的鸡，凡过年餐桌上的东西，应有尽有。偶尔也见到几个打扮洋气的人，穿墨绿色或者紫红色的毛呢短大衣，烫了头发，拎着标有“上海”字样的硬纸礼盒，鹤立鸡群地从人堆里不耐烦地挤出去，满脸都是对周遭环境的嫌恶。
艾早戴了一顶米色的毛线帽，脖子缩在艾忠义的一件老棉布大衣里，不停地用戴了露指手套的手搓揉脸颊，免得那儿冻得狠了要生冻疮。去年冬天她曾经生过一次，蚕豆大小，硬硬的，晚上一躺到被窝里就痒，春天冻疮消退之后，暗红色的疤痕到盛夏才平复如初。李艳华告诉她说，冻疮这玩意儿，只要生过一次，以后就要年年复发。艾早差不多从进入冬天就担心这事，她对冻疮尤其是冻疮留下的疤痕有一种恐惧。
旅客们络绎不绝地出站。城里人，乡下人，本地人，外地人。快要过年了，游子回乡的，走亲访友的，最后一批知青返城的……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急迫，喜庆，还有长途奔波的劳累。
艾早一直到天黑透了也没有等到艾好。栅栏门已经关上了，她扑上去问那个负责查票的人，得知最后一班汽车已经进站下客。
艾早整个人都掉进了冰窖里。她知道出大事了。艾好八岁被人带到南京时就失踪过一次，事隔多年旧戏重演。她飞奔回家，把凶讯告诉了正在炉子上煨鲫鱼汤等儿子的李素清。李素清当时手里拿着一把大号细瓷汤勺，猛一惊吓，汤勺掉在砖地上，碎成几段。她满脸煞白地望着地上的瓷片，很愚蠢地要蹲下身去捡。艾早一脚踢开那些瓷片，阻止了她。
接下来的事情，是艾忠义回到他的邮电局办公室里，守着电话机，给科技大学的校办公室打，给系办公室打，给合肥长途车站打。要一个长途电话很不容易，艾忠义摇着电话机喊哑了声音。好不容易要通对方，可是已经到下班时间，所有的办公室都无人接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