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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陈清风在绝望地坠落、沉没、陷入灭顶之灾时，他脑子里最后想到的一个人是谁呢？ 几年后，当他在布法罗大学我租住的宿舍里把这件事讲给我听时，我很想就这个问题问一问他。可我的话几次涌到嘴边，最终又咽回肚里。
他想起谁，那是他的权利，我不应该逼他回答。
回答的话也未必是真。不管他想到了谁，他最后拥在怀中的那个人是我，这就够了。肌肤相亲是爱的终极状态，跟精神的渴求也许一致，也许不一致。我希望是一致的，万一不是，我也该满足。
陈清风大难不死，是因为他的呼叫声引来了不远处的另一个旅行者——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拍摄阿拉斯加麝牛照片的亚当斯先生。亚当斯常年在野外行走，生存经验异常丰富，他奔过来喝令陈清风别动，然后把一根树棍伸过去，让陈清风双手抓紧，拼出全力把这个脸憋成紫色的中国人拉出雪坑。
亚当斯把瘫软无力的陈清风半拖半拉地弄到附近一个私人农场，灌下一茶缸热腾腾的牛奶，又让他睡足一觉，确信无事后，才留下一张名片，重新进入森林。
陈清风惊奇地发现这个小农场以饲养麝牛为主业，场主是一对叫乔治的中年夫妇。麝牛的外形有点像西藏牦牛，但是牦牛角弯曲向上，麝牛角却像耳朵一样地耷拉下来，只在末端抬起，跟地面平行。据说这是一种史前动物，大概在第四纪冰川结束时，从亚洲和欧洲迁移到美洲。最早的美洲人，很可能就是追着这些牛群来到这片大陆的。现在麝牛在欧亚已经绝迹，残留在阿拉斯加的这部分，因为人类大量捕杀，正在日益稀少。乔治夫妇所做的完全是公益事业：人工繁殖麝牛，待小牛长大后，以低廉的价格卖出去给别的农户饲养，目的仅仅是维护阿拉斯加的麝牛种群数量。
乔治先生身材高大，灰白色头发，一个大大的酒糟鼻，左边脸上缺了一只耳朵，是几年前在一场暴风雪中活生生冻掉的。乔治太太面相和善，脸颊终日通红，是紫外线灼伤和野外冻伤留下的印记。夫妇俩终日乐哈哈面带微笑，日出而起，日落而息，过着发达社会里的最原始的生活，毫无怨言地为生态环境奉献精力财力。
陈清风被这一对纯朴夫妇的高尚行为深深打动，他留了下来，在农场度过了一个冬天，不收分文地帮乔治夫妇照顾那些怀孕的母牛。
来年开春，他伺候的母牛接二连三生下了小牛之后，他把那些牛犊亲了又亲，抱了又抱，又等着亚当斯来帮他拍下好些照片存念，这才恋恋不舍地告别农场，搭便车返回安卡雷奇。
1992年秋天，我在南京大校场机场接到了艾早。
艾早在海南生病了，病得很重，每隔两天就要发高烧一天，体温超过四十度，像是疟疾．又不很典型。用了治疟疾的最好的药，却无缓解。西医猜测说，怕是海南疟疾的亚变种，一时间还摸不着治愈渠道。又看中医，中医说是湿热蕴聚，疫毒炽盛，什么什么的，开了方子，煎药吃下去，依旧见不到疗效。艾早黄皮寡瘦，下楼梯腿都打抖，高烧一起来，人像是架在蒸笼上，周身通红，谵妄胡话，辗转不安，有一次在昏迷中还莫名其妙地喊出“艾多”。艾多死去快二十年了，家里人很少再提起他，艾早忽然喊他的名字，使张根本心惊肉跳，汗毛凛凛。他不敢再耽搁，买了两张飞机票，趁艾早不发烧的时候，把她送回南京。张根本说，海南那地方，医生是半吊子水平，折腾多时连个病因都查不出，回家乡住院他才能放心。
可是张根本把艾早扶出出站口，交代给了我，转身又上到候机厅，搭原班飞机回去了。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的背影，再看我身边瘦弱得风吹就要倒的艾早，切齿大骂：“还有没有人性啊？ 就这样拍拍屁股走路，不怕飞机掉下来摔死？ ”
艾早虚弱地倚住我，竭力帮着张根本说话：“艾晚，你不做生意你不懂，公司里的事情一天都离不开人，我们有个项目正做到关键上，一眼盯不住，别的人就把项目抢走了，之前的几个月就白忙活了。”
我依旧愤愤不平：“老婆重要还是钱重要啊？ ”
艾早露出一个惨淡的笑：“都重要。要不是为挣钱，跑到海南干什么呢？ ”
幸好那时候南京已经有了出租车，我可以一个人从从容容地把艾早带回家。
张根本在艾早的包里放了两万块钱，准备让她住院治病用。但是奇怪的事情是，艾早住到我家里，当晚就食欲大开，就着扬州酱菜喝了一碗白米粥。第二天她没有发烧，要求我去买巷子里的虾皮小馄饨给她当午饭。晚上的胃口更好，自己走出门，在“刘长兴面馆”里吃了一客小笼汤包，还要了个餐盒，给我带回一客。
“我怎么回事啊？ ”她惊奇地说，“我到了南京，怎么觉得样样东西都好吃呢？明天我还想吃鸭血粉丝汤和牛肉锅贴。我馋死了，几百年没吃过好东西一样。”
我取出体温计，强迫地塞进她的嘴巴。几分钟后取出来，三十六度八。
“真是见鬼。你不会是因为想回南京，变出招儿唬弄张根本的吧？ ”
她哈哈大笑：“有可能。水土这玩意儿就是怪，我一喝上长江里的水，上下都通了气一样，要多舒坦有多舒坦。”
张根本来电话，问艾早有没有住院。艾早抢过电话，把自己的情况略带夸张地描述一遍。张根本也觉得奇怪，他说，这可能是个提醒，他们要考虑接下去往哪儿发展，海南那地方看起来不适合他们呆下去。他问艾早：深圳怎么样？ 要是做完这一单项目，把公司移到深圳，你愿意吗？ 艾早鼻子嗯了一声，说，再看吧。
艾早在南京住了一个星期，眼见得脸颊上有了肉，皮肤绷起来，白亮亮地闪着光，眼睛里也不像刚来那么干涩，汪出两潭盈盈的水。她自己对着镜子看，乐滋滋地说：“我都以为自己是老太婆了，现在看起来还算不错，是不是？ 打扮打扮走出去，还能骗到一两个小伙子吧？ ”
我逗她：“离婚吧，我帮你介绍我们学校的研究生。”
她拖着声音：“晚啦，你这个媒婆早干吗去了？ ”
身体养好了，她就闲不住，一个人在家里折腾我的家具，全部拖出来，按她的标准重新摆布，还登高爬下，洗窗帘，洗被子，洗沙发套，弄得自己蓬头散发像个钟点工。
我下班回家时，她迎着我，手从背后伸出来，摊开，掌心里是一把生锈的简易剃须刀。她的指尖也染了斑斑锈迹，血褐色，像是被刀片不小心割开了口子。
“交代吧，给谁买的？ ”她笑嘻嘻地追问我。
我猛然一愣，刹那间心脏都要停跳了。剃须刀是那年陈清风留下来的东西，我从商店里亲手买来，看着他用它刮了胡子。四天，他一共用了它四次。
“哪儿来的？ ”我屏住呼吸，盯着她的眼睛。
“卫生间找到的呀！ 瞧你吓的，脸白成这样。你要是有个男朋友，我只会为你高兴。”她把剃须刀举在手里，左看右看，很好奇。“艾晚，你的男朋友什么样？ ”
“不是……”我撒谎。“是爸妈在这儿住的时候留下来的。”
“哦……真扫兴。”她把生锈的剃须刀随便扔进了垃圾筒。
趁她在厨房做饭时，我借口下楼倒垃圾，把剃须刀拣出来，藏到我上班用的拎包里。第二天我把它带到学校，锁进办公室抽屉。
我们教研室主任病了，大便出血，走路很别扭地岔着个腿，还弓着腰，整个人都要往地上出溜着坠下去一样。他告诉教研室里年纪大的老师：“痔疮发了，真难受。”
我年轻，没得过痔疮，不知道那玩意儿发作起来什么感受。可我看他走路的别扭样，知道患上这种病很痛苦。
主任经常跑校医院，拿痔疮膏回去擦。前后擦了有一个月，效果不显著，弄得人都瘦了，脸也黄了。有一天葛一虹在路上碰到他，站着，看他从远处弓腰夹腿地走过来，斩钉截铁说：“你给我去省人民医院，挂专家号，彻查一次。”
葛一虹的话谁都不敢不听。主任去大医院看完病，传出来一个惊天消息：他患的是肠癌。
当天他就被留了院。他老婆哭哭啼啼往医院里送了他的换洗衣物和日用品。
教研室里年长的老师个个自危，总觉得自己身体里同样也有癌细胞在虎视眈眈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抬起头咬上一口。年轻的老师则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好端端的人。怎么突然之间就会得癌？ 突然之间就会死去？ 葛一虹到我们教研室来视察，呵斥大家：“都乱什么乱？ 肠癌又不是肝癌，治愈的可能性很大，不能为了一个肠癌影响教学工作。”她抬眼在办公室里巡视一周，目光落在我的身上：“艾晚，这段时间你代理教研室主任，把工作先抓起来。”
老太太就是这样，不单单一言九鼎，而且喜欢“一言堂”，什么事情她一个人说了算。
所有的老师都盯着我看，目光中什么内容都有。幸亏我的新任职务前面有个“代”，照他们的理解，“代”这个词明摆着就是暂时的，临时工性质的，打杂受气的。
我不知道葛一虹看上我的哪一点好，她这么不避嫌疑地重用我，真的是对我有信心？ 我去医院看望老主任。他正在一项一项地接受各种身体指标检查，准备开刀割去直肠部分。他摆出一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样子，苦笑着安慰我：“艾晚老师啊，教研室的事情要难为你了。”又说，“这段时间别的也没什么大事，就是评职称……”
评职称是天大的事，尤其相对高校老师。
按这回下达的指标，我们教研室里可以有两位副教授的名额。九十年代初，教授在高校里寥寥无几，属于稀有动物，副教授就成了香饽饽，谁都要上去抢，谁都认为自己能够抢得到。葛一虹在这种时候叫我代主任，我怀疑她是存心用难题考验我。
教研室这回有把握参评副教授的总共三个人：我一个，还有两个四十岁左右的老师，一个是上基础课的，另一个是不上课、专门负责实验室杂务的。我最年轻，可我有研究生学历，那两个老师仅仅是本科，我比他们有了优势。
从科研成果看，上基础课的老师有两篇教学论文发表在地方刊物上，管实验室的老师在两个集体项目上挂了个号，谈不上有个人成就，两个人之中很难排定谁优谁劣。
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去找刚刚开完了刀的老主任出主意，他虚弱地说了几个字：“投票选。”
可是我思来想去，总觉得不妥。去年我们学校有个老师，科研能力很强，人缘不好，结果投票选副教授时，大家故意把票投给了另外的人，那个老师一气之下跳了楼，闹出很大的动静。我害怕我们教研室的两个老师到时候也来个“模仿秀”，那样的话，我这个“代”主任就难辞其咎。所以我经过痛苦的权衡，决定自己放弃这次评审，把名额让给这两位老师。
结果却是事与愿违，两位老师的材料送交省教委的高评委投票时，统统落马。消息传来，教研室怨声一片。没评上的老师以为我表面谦让，心有不满，背后在材料上做了手脚，是“阳奉阴违”，极端的虚伪。其余老师认为我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活生生浪费了两个名额，这一年评不上的人积压到下一年，这会影响到来年他们的提升。
我自己做了牺牲，换来的是所有人的不满，这使得我非常郁闷。
幸好很快到了暑假，我像逃亡一样收拾东西回青阳老家。
回家的日子也不轻省。父母年纪大了，艾好的病情越来越重，已经开始吞嚼书页，把家里能找到的书都撕得没头没尾。艾早从海南打来电话，指示我一定要说服父母送艾好去精神病院，所有住院费用由她负担。
一个异常痛苦和艰难的过程。艾好每次到了精神病院都要杀猪样地嚎，头在墙上撞得鲜血淋漓，拉住李素清的衣服死活不肯松手。李素清过不了这一关，只好把艾好又带回家。几天之后，觉得不送还是不行，然后叫了车送过去，然后再次重复这惨烈的一幕。我和李素清都要崩溃了，我们都觉得再这样下去的话，全家人都会成精神病。
最后是艾早用电话委托了赵三虎，赵三虎带了精神病院的医生上门，用“束缚衣”套住了艾好，替我父母送他去病院。我事先把李素清哄进里屋，用钥匙把屋门锁上。艾好嚎叫得惊天动地，李素清出不了房门，也只好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