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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艾早用电话委托了赵三虎，赵三虎带了精神病院的医生上门，用“束缚衣”套住了艾好，替我父母送他去病院。我事先把李素清哄进里屋，用钥匙把屋门锁上。艾好嚎叫得惊天动地，李素清出不了房门，也只好硬着头皮充耳不闻。
“这是唯一的办法。”事后我做她的思想工作。“他住习惯了就好了。精神病人到最后其实已经没有思想，他习惯了就不会感觉难过。”
“艾家没有人传宗接代了。”李素清眼泪汪汪地说，“你为什么就不能结婚生个孩子？ ”
瞧，这样的话题，到最后总要落实在我的身上，这让我面对父母压力沉重。
暑假结束返回学校后，我们欣喜地发现教研室主任已经面带红光地坐在他的办公桌前。
他的直肠连同肛门都割掉了，在肚皮上新开一个排粪口，挂了一个粪袋，预后情况不错。他笑眯眯地告诉我们说，医生认为他的癌细胞没有扩散，活个十年八年应该没事。如果这样的话，他就得上班，工作，不然的话，闷在家里，感觉就是个等死的人。
我们一致同意他的说法。人到了这个时候，所有的行为都是正确，决无非议。
所以，我双手奉还了“教研室主任”的职位。
我们都觉得老主任干得比以前还要卖力。
他肚皮上的那个粪袋，很神秘地掩在衣服下，谁也没有荣幸见过。走近他的时候，如果心里不去想那件事，好像也闻不见什么异味。他有时候会一个人躲到厕所里，反锁上门，处理一下身上的东西。别人要上厕所，推门不开，便知道怎么回事了，就知趣地下楼去另一个厕所。
只有葛一虹对我说过一句话，她说的是：“艾晚，今年是我耽误了你，我会做出补偿。”
我回答她：“葛教授，您别多想，这不值得您放在心上。”
陈清风离开阿拉斯加，计划着继续搭便车，打零工，从盐湖城到堪萨斯，再到芝加哥，匹兹堡，费城，纽约，最后去波士顿，在哈佛和麻省理工的校园内逛一圈，结束他横穿美国的行程。
但是他女儿的状况让他改变了主意。女儿自从被班主任当做“性奴”折磨了一段时间之后，性情大变，整个人从里到外都萎谢了。她转到离家十多里的学校继续上高中，却读不进书，高考的分数连专科线都到不了。复读一年，依然如此。女儿沉默寡言，几次想要自杀，吓得陈清风老婆寸步不敢离她的身边。这个优秀的女儿曾经是陈清风的希望，是他引以为骄傲的未来，如今希望破碎，而且是以这样令人心痛的方式，陈清风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他盘算着要把女儿弄出国读书。只要换一个环境，忘掉那场噩梦，女儿依旧是块读书的材料。
女儿这样的情况，接她出来，就不能不把母亲同时接出来，因为陈清风对女儿恢复健康没有绝对把握。要把这一对母女同时办到美国，不是一件短时间的、容易做成的事情。这样，陈清风听从朋友劝告，决定去到加拿大落脚。那时候加拿大的移民政策相对宽松很多，办他们一家人的身份不会有太大问题。
他在旧金山渔人码头打工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华侨老乡，老乡的一个亲戚在加拿大埃德蒙顿当移民律师，陈清风从美国过境到加拿大之后，第一站别无选择地去了这个一百年中因为淘金和石油发展起来的城市。
季节已经进入五月，可是埃德蒙顿遍地的积雪刚刚融化，草从地皮下冒出一个瑟瑟发抖的尖尖，试探着能不能把全部身躯从泥土中钻出，享受一个短暂的春天。走在路上呼一口气，眼前立刻飘起一团白蒙蒙的雾。立法大厦的楼顶依次排开着三面旗帜：英国国旗、阿尔伯特省的省旗、埃德蒙顿的城市立法旗，它们在寒风和阳光中猎猎飘舞，抬眼看上去，蓝天忽然多了很多色彩，变得鲜活和年轻。陈清风曾经在一张画片上看到过这个城市大片的郁金香，那些整齐划一像士兵列队的艳丽花朵，如同用色块拼成的抽象油画，那样的蓬勃和热烈。叮是当地人告诉他，郁金香要到五月底六月初才能开放，那时候加拿大各个城市都会举办郁金香节，也是全体加拿大人的迎春节。
陈清风想起了南京，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南京已经开始进入盛夏，满街阳光会让行人出汗如油。跟埃德蒙顿人盼望着春天和夏天一样，南京人进入夏天后就盼着秋风送爽，冬季来临。两个多么不同的城市啊。
把母女俩办到加拿大要花钱。找律师要钱，办移民手续要钱，来回地打电话寄资料要钱，将来的飞机票安家费还是要钱。陈清风学的是中文，也不再年轻，无法进入那些专业性的领域找到工作，更没有本钱开餐馆和洗衣房，只能打工。那段时间埃德蒙顿的购物中心正在分期建设的过程中，一部分餐馆、商店、电影院、主题游乐园已经建成开业，另一部分还在加紧赶工完成。这个占地48万平方米的世界最大购物中心像一个巨大的玻璃暖棚，建成之后将提供全城人在漫长的冬季里消磨时间的所有吃喝玩乐的设施，这里面有太多的工作岗位需要人手。
陈清风凌晨六点钟起身，搭公交赶往购物中心。先在咖啡店跑堂，给同样是赶工的顾客们端上咖啡，烤得焦香的面包，火腿煎蛋，将悬挂在头顶的电视机调到“早间新闻”频道，为他们在“POS ”机上刷卡结账。九点之后，这一拨客流高峰过去，陈清风有一个短暂的喘息，可以跟店里的员工们一块儿坐下，给自己倒一杯咖啡，吃两片夹熏肉的面包，随便开几句玩笑。
然而陈清风不敢久坐，因为他就着咖啡吞下一份面包后，还要赶往室内游乐园，做几小时保洁工作。他会拎着一个很大的橘红色的提桶，桶里放着各种型号的刷子拖把和清洁剂，穿皮制的防水工装裤，下到冲浪池或者儿童嬉水园里，清理水面和水底那些几乎看不见的污物，把不锈钢的把手擦得铮亮，把各种造型的游泳圈充满了气，摆放整齐，等待着下午三点过后那些像小企鹅一样摇摇摆摆扑下水中的孩子。当那些孩子的妈妈衣着闲适，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谈论育儿经和某一种甜品的做法时，她们会招手唤来清洁工陈清风，指着脚前的一块水迹请他擦干，免得滑着了身边更小的孩子。
傍晚过后，吃过一份简单的热狗，陈清风走向灯光璀璨的华纳电影院，围上一条浅黄色的围裙，开始操作爆米花机。当巨大的玻璃器皿中盛满白花花香气诱人的膨化食品后，晚场电影渐次开场。这是埃德蒙顿的年轻男女最喜欢光顾的娱乐场所。他们穿牛仔裤和短袖套衫，头发用摩丝打出鸡冠的形状，露出刺青的胳膊，晃荡着银闪闪的鼻环，买大桶的爆米花和大杯的可乐，把自己埋在电影院舒适的软椅中，一边看银幕上的明星决斗或调情，一边吃着喝着，不时地跟情侣接吻，抚摸，弄出比电影台词更加刺激的声音。
陈清风爆出了足够当晚出售的玉米花，就可以下班走人。但是他还不想回去。回去不过是在租住的地下室里倒头睡觉，这对于他是一件太过奢侈的事。抓紧这段时间，再挣一份工资吧。于是他在九点之后赶到购物中心里灯光最是幽暗的“CASIN0”，做低等级的侍者——当赌客们进门后，双手接过他们脱下的厚重外衣，挂好，等待对方尽兴出门时再微笑着递上。
逢到老年妇女，还要拎着衣领等待她们把胳膊伸进衣袖，帮她们围好围巾，戴上帽子。他没有固定工资，酬劳全靠小费。他希望这些赌客赢钱，赢了钱他们的出手才会大方。有一次曾经有一个老太婆给他一百加币，因为那天她把老虎机玩“爆”了，一个25分的硬币诱使机器吐出4 ，000 块加币，她尖叫着在大厅里亲吻每一个人，给所有的侍者都付了一百加币的小费。
只不过，这样的幸运实在不多，大部分人走出赌场时，脸上带着的是悻然和失落，他们肯付给陈清风的小费也就少得可怜。
巨大的购物中心是城市的吞噬者，无数建筑群以通道相连，人在其中不见天日，不知道世间冷暖饥寒。陈清风每日穿行在咖啡味、香水味、炸鸡味、爆米花味和“CASINO”的钱币气味中，他觉得自己的肺腑就是一块吸收各种气味的海绵，也像一个气体搅拌机，过滤了这些活色生香，留下的只是空虚茫然。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栖居的地方，他总是倒头就睡，中间没有一分钟的时空转换和过渡。
那些艰辛寂寞到能够让人发疯的日子里，陈清风想到过青阳广播站院子里宽大的回廊吗？ 想到过紫金山上的林海吗？ 想到过南京工业大学那套公寓里的四天四夜的缠绵吗J？他不可能不去想。如果不想，他就不是陈清风。
他也不会想得太多。人在极度困顿和疲劳的时候，精神的东西会萎缩到最小，在身体中不成比例。
如果他的全部精神如一颗核桃，我会是桃仁中的几分之几？1993 年，国庆节刚过，我在实验楼里碰到了系主任葛一虹。
“艾晚，”她叫住我，“你过来，我跟你说件事。”
我忐忑不安地朝她走，手里抱着一摞学生交上来的实验报告。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见到她，我都感觉不自在，会下意识地审视自己的仪容、姿态，怕她挑剔。她这个人气场太大，总是把周围的人压得无法呼吸。
“年底我就要退休了。”她若有所思地看着我。
“不会吧？ ”我瞪大眼睛，本能地表示了惊诧。
“我已经六十岁。系主任不会干了。”
可是我觉得她实在不像个六十岁的人。她穿着一条年轻人才会穿的牛仔裤，一件浅米色的薄型羊绒衫，胸部鼓鼓的，臀部也非常丰满，浑身上下蓄满精力的样子。她这样的人怎么会退休？ “我离开之前要为你做最后一件事。”她说。
“哦！ ”我摆手，“用不着，真的。”
“系里分到一个进修名额，时间一年，去美国的布法罗大学。我想让你去。”
我张着嘴，再也说不出推辞的话来。在那个年代，出国是我们所有年轻老师梦寐以求的事情，系里许多人为这个目标不惜牺牲一切。
我想不出来葛一虹为什么要把这个机会给我，可我也知道，如果这时候说一个“不”字，我一定是智商出了问题。
“葛教授……”我嗫嚅，不知道如何感谢。
她挥一挥手：“行了，要是你没有意见，抓紧时间办护照签证。过了春节就走，那边是三月初开学。”
她转身，半高跟鞋走出笃笃的声音，臀部的扭动把牛仔裤撑得很满。我看着她胖胖的背影想，或许还是西服套裙更适合她。
我用最快的速度从学校开出证明，然后去市公安局办护照，去卜海办签证。一切都很顺利。，美国领事馆的签证官甚至还跟我开了玩笑，祝我在美国“有好运”什么的。
同事们起哄要我请客。他们看似艳羡的目光中明显有妒意，或许还有猜测：为何我如此走运？ 联想到我年过三十尚未婚嫁，他们的疑虑会有更多：我是居心叵测等待这一天的吗？ 我已经做好了一去不回的准备吗？ 我不打算一一解释，太累。说句真话，我对自己的前景也没有太多把握，不知道我将来会遇上什么样的人，会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古人总说三十而立，那是因为从前的生命短暂，从前的世界简单，现在我三十多岁，心中还是一片茫然，像是一条向上生长的牵牛花的藤，左右摇晃，找不着可供攀援的篱笆，就那么凭空悬着，细细的一条，岌岌可危的模样。
元旦我回到青阳，算是跟父母告别。春节我去了深圳，是替父母探望艾早。我迟迟不肯谈婚论嫁，我妈妈李素清唠叨不止，可她对我放心，认定我不会做出令她蒙羞的事情。相反，艾早的归属才是她心里的症结所在，因为艾早嫁的是张根本，是我妈眼中最最不齿最最危险的人。
我在深圳的时候，我们坐在“新雅”酒店的咖啡厅里喝咖啡歇脚的时候，艾早看见了一个穿米黄色风衣走向酒店前台的男人，她突然问了我一句：“陈清风，他不也是去美国了吗？ ”
我知道她的意思：我这回去美国，可以见到陈清风，起码有这个可能性。她不知道陈清风已经去了加拿大，并且已经把老婆和女儿办了过去，已经在多伦多定居下来，试着做起了房地产经纪人的生意。
艾早微微地红着脸，嘱咐我说：“有可能的话，你帮我找到他。他已经走了四年多了。四年零四个月，是不是？ ”
那一瞬间，我端起咖啡杯，遮住自己的脸，差一点躲在杯子后面落泪。我感觉我很可耻，罪不可恕。我不仅仅是背叛了她，还一直在小心地欺瞒她，阻隔了她和陈清风之间的联系。
我害怕什么呢？ 陈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