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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传-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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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首长”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因此他在上海的种种活动,有着特殊的背景。

  北京红卫兵虽然对上海市委进行了几次“炮轰”,反响很大,震动了全上海,可是只伤了上海市委的一点皮毛而已。上海市委依然未倒。上海市委派出的工作组还在领导着各单位的运动。

  该怎么办呢?从“中央文革”传来最新指示,为他们指点迷津:“你们应该好好学一学毛主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光辉著作!”

  于是,在“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里,响起了这样的声音:“打开《毛主席语录》,第二五一页,第三段……”

  红卫兵们掏出“红宝书”,齐声朗诵着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五月所写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的一段名言: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

  那时候的学习,讲究“立竿见影”。包炮点出了“中央文革”的“指示”的含义:北京红卫兵只有与上海工人造反派相结合,才能打倒上海市委。

  于是,十一月一日至四日,“首都红三司”连同“炮司”(即“炮打司令部”

  兵团)的红卫兵们下厂串连,专找造反派,特别是找那些因反工作组,反上海市委而挨整的人。

  一月五日——星期六晚七时半,上海一些工厂的造反派头头应邀来到“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计议在翌日正式召开“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

  “光是串连、光是交流经验还不够,我们应当成立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全市性组织!”有人这样提议,马上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于是,你一言,我一语,补充着“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出席者的名单,以求尽量把上海各厂的“老造反”请来,共商大事。

  就在这你一言、我一语之中,有人提到了上海国棉十七厂“永忠队”头头王洪文……

  就这样,在十一月六日——星期日中午,王洪文远道赶去,前往出席“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

  掼出三块响当当牌子

  “串连会”的签到本上,出席者的名字不断增加:

  上海良工阀门厂 陈阿大(钳工)

  上海玻璃机械厂 潘国平(工人)

  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 黄金海(车工)

  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 叶昌明(化验工)

  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 谢鹏飞(锻工)

  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 王洪文(保卫科干事)

  上海八二二厂 岑麒麟(技术员)

  到了下午三时半,来自十七家工厂的三十多个造反派头头,总算陆续到齐了。

  大抵因为职业的敏感,在保卫科里工作的王洪文拿过签到本,刷刷地抄下了名单。从此,他手中有了一份至为重要的“联络图”。因为这天到会的,是一批在上海滩翻天覆地的草莽“英雄”。王洪文的造反,从上海国棉十七厂到“三点一线”,如今大开眼界,与各路“好汉”们结识了。

  北京红卫兵领着大家念了一通“最高指示”,说了一通“向工人阶级学习”之后,会议便正式开始了。

  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的,看上去象个学生,二十岁而已。他,风流倜傥,一双眼睛透着灵气。虽说“嘴上没毛”,稚气未脱,可是口齿伶俐,思维敏捷。他便是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青工潘国平。他列举厂党委对他进行迫害的种种“罪行”,声泪俱下,给人留下颇深的印象。

  潘国平带了个头,“串连会”便变成了“诉苦会”,各厂都纷纷诉说工作队、厂党委怎样把造反派打成现行反革命。拍桌子的,骂娘的,此起彼伏。特别是陈阿大,骂不绝口,倒出了一肚子的怨气……

  王洪文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不时往笔记本上记两句。

  肩佩“首都红三司”袖章的包炮,终于提醒与会者,应该讨论一下昨天商议过的大事——成立上海工人造反派全市性组织。

  王洪文一惊。因为他没有参加过昨天的会议,显然,他晚了一步,而在他看来,这一议题是至关重要的。

  “我建议,成立上海市工人造反联络站。”会议的话题,转向了第二项。

  “不,联络站这名字没气派。向‘首都红三司’学习,也叫‘司令部’——

  ‘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

  “一定要加上‘革命’两个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没有‘革命’两个字,容易叫人抓住小辫子。”

  “好,好,‘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这名字好!”与会者异口同声赞成道。

  北京的红卫兵们,也都说好。

  就在这个时候,王洪文发话了:“我觉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这名字还不够好。”

  顿时,与会者的目光,都朝王洪文射来。

  “我建议加一个‘总’字,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王洪文从容不迫地说道,“加了这么一个‘总’字,表示全上海的工人造反派,都归这个‘总司令部’领导。我是转业军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设‘总司令部’,设‘总司令’。”

  王洪文的话,一锤定音。全场响起一片掌声,一致赞成王洪文的意见。

  王洪文确实棋高一着。当时,在全国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之中,叫“司令部”

  的满处都是,而叫“总司令部”的却十分罕见。

  王洪文后来曾吹嘘过自己加的那个犹如点睛之笔的“总”字。不过,据查证,以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工人翁森鹤为“司令”的“浙江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先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因此“总”字是王洪文从翁森鹤那里照抄而来。

  既然有了“总司令部”,就得选举“司令”。王洪文一语惊人之后,就开始操纵会议了。他说:“今天出席会议的十七个单位的造反派组织,理所当然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发起单位。‘总司令部’核心组成员,从发起单位中产生。”

  王洪文的这一建议,又获得一致通过。

  紧接着,便是选举核心组成员了。王洪文是个聪明人,提议道:“今天,我们大家都是初次见面,彼此不了解。我建议,大家都来一个自我介绍,报一下家庭出身、政治面目、职务,便于选举。”

  如此合情合理的建议,大家当然赞同。

  于是,与会者一个个自我介绍,无非是:“政治面目——群众,职务—一工人”。

  那时所说的“群众”,也就是“非党员”的意思。

  轮到王洪文了,他一下子掼出了三块当当作响的牌子:“中共党员”、“复员军人”、“保卫科干部”。

  出席会议的三十多人之中,除了王洪文是中共党员之外,只有另一个人自报“中共党员”。那便是岑麒麟。不过,他所在的八二二厂,是直属公安部的保密厂,连单位的电话号码、地址都保密,使他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尽管他是技术员,又是“老造反”,各方面的条件并不比王洪文差。

  王洪文的三块牌子,使他赢得了与会者的拥戴,被选入核心组。

  能说会道的潘国平,在6293部队当过两年兵,是复员军人;父亲潘一志是老工厂,按家庭出身也不错,于是,潘国平也以甚高的呼声当选。

  王洪文为他的“三点一线”中的“一点”——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的黄金海鼓吹了一番,使黄金海进入了核心组。

  二十三岁的叶昌明,在科研部门工作,也当选为核心组成员。

  岑麒麟没有当选。王洪文成为核心组里唯一的中共党员,也就成了核心中的核心——“司令”。此后王洪文的发迹,便渊源于这次当上“造反司令”。

  既把“司令”当,便把今来行。王洪文说道:“我们要造声势,召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要贴海报,发宣言,要叫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上海市市长、市委书记曹获秋到会。我们要把成立大会,开成批判上海市委,批判陈、曹的大会!”

  关于成立大会召开的时间,谁都认为事不宜迟,但又得有几天着手准备。王洪文选定了十一月九日,这一天正值上海棉纺系统厂休日,他可以从厂里多拉一些人出来,以壮声势。

  “我们总司令部需要有个办公的地方!”潘国平说道。

  “我们支援你们。”那些“首都红三司”的“小将”们马上答应道,“我们还占了巨鹿路六九一号一座房子,给你们当司令部。我们还可以帮你们起草宣言,印海报……”

  “我们应当有自己的袖章!”又有人说道。“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每个人都肩佩红袖章,这不能不使这些穿蓝色工作服的上海工人造反派产生羡慕之感、效仿之情。

  “可是,我们没有红布……”有入为难地说,“从哪里去弄那么多布票、钱去买红布?”

  “要布票?要钱?你还配当造反派?”王洪文一扬手臂,大声喊道,“我们造反去!”

  在浓重的夜色中,“造反司令”带着黄金海、陈阿大等呼啸而去……

  深夜抢红布

  在上海,协大祥绸布商店是著名的老字号商店之一。在南京东路,在西藏南路,在金陵中路,那些最为繁华的地段,都可以看见“协大祥绸布商店”醒目的招牌。

  十一月六日子夜时分。位于西藏南路二十五的协大祥绸布商店,门户紧闭,店堂里一片漆黑。

  突然,响起了急骤的乒乒乓乓敲门声。

  “什么事?”值班的店员赶紧上前问道。

  “买布!”

  “半夜来买布?”

  “买红布,做袖章。”

  “明天来买行吗?”

  “革命需要,马上就要做袖章!”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那年月,一听说是什么“造反司令部”的,便知道不好惹,店员只得支吾一声,打开一扇小门。

  王洪文领着十几个哥们,闯了进去。店堂里的灯亮了。王洪文说了声:“找,找红布!”众哥们便四下翻找起来。

  没有红布,只找到几段红色府绸。

  “府绸也行——只要是红的就行。”王洪文说罢,就叫哥儿们拿走红色府绸。

  “布票呢?钞票呢?”店员急忙拉住王洪文。

  “你找曹老头儿要去!”王洪文哈哈大笑。

  店员明白,王洪文所说的“曹老头儿”,就是曹获秋。他马上说:“我这儿有电话,你给市委打电话!”他一边说着,一边夺下了红府绸。

  无奈,王洪文只好给上海市委拨电话。深更半夜,曹获秋怎么会在办公室?

  “你们明天从市委打了证明,再来取布。”店员坚持道。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王洪文说罢,哥们便从店员手中抢红府绸。

  店员怎敌得过这班“好汉”?只得眼睁睁看着他们扬长而去。

  “这点红府绸,只有几十尺,恐怕不够用。”有人说道。

  “跟我来!”王洪文说道。

  到底是在棉纺系统工作的,王洪文知道前面不远处,在金陵东路和四川南路交叉口,是上海纺织品公司第一批发部。不言而喻,批发部里一定会有大量的红布。

  这一回,王洪文有“经验”了:把门叫开之后,吩咐两个哥们看守大门,两个哥们看守电话。他自己带人进入商场。果真,抢到一大批红布。

  这时,已是十一月七日凌晨一时多了。王洪文毫无倦意。他的双眼射出兴奋的目光,对哥们说:“这是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第一次革命行动,旗开得胜!”

  王洪文的“革命行动”,就是从抢红布开始的……

  抢红布的“胜利”,使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此后人们简称之为“工总司”)大受鼓舞。

  十一月八日上午,“工总司”从抢红布发展到抢档案。那是王洪文打算在“工总司”成立大会上,拿出一枚“重磅炸弹”,用来轰击上海市委。据说,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的造反派头目谢鹏飞,被打成反革命,那些“黑材料”在厂档案室。

  “司令”王洪文正在为筹备成立大会忙得不亦乐乎,便派遣核心组成员黄金海和谢鹏飞等带着四十多人,奔赴江湾,闯进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档案室,抢走了有关档案。王洪文得意洋洋,称之为“工总司”的第二次“革命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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