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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长格外强调了最后一句话。
“我们就是要拦你14次特别快车！”王洪文哼了一声。
14次特快列车僵卧在铁道上，无法动弹。那时，沪宁线上虽然大部分路段都已铺了双轨，而安亭这一段恰恰是单轨。拦截14次特快，等于卡断了沪宁线，卡断了中国铁路的大动脉。
一列又一列客车、货车，不得不停止了运行。
上海站北上的所有客车、货车，全部停发。
北方南下的所有客车、货车，也都堵塞在安亭附近。
上海市委派汽车送来上千份当天的报纸，上面登着《人民日报》当天的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
报纸变成了手纸，被扔得到处都是。
安亭告急！上海告急！
切断沪宁线二十小时
“中央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怪胎。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
（亦即“中央文革”），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个小组的组长，是那个自称“小小老百姓”的陈伯达，顾问是康生，副组长为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
这么个“小组”，在“文革”中恶性膨胀起来。一九六六年八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这个“小组”成员得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此后不久，这个“小组”竟取中共中央书记处而代之，拥有莫大的权力。
陈伯达是个老秀才。毛泽东见了他，不称“伯达同志”，笑称“老夫子”。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安亭事件爆发之后，上海市委几度向“中央文革”告急。“老夫子”戴着近视眼镜，看着上海市委的告急电报。“老夫子”马上找来副组长张春桥，因为有关上海事务，他必须听听这位副组长的意见。
张春桥也是一位“秀才”，曾任上海《解放日报》总编兼社长，也曾当过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何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运笔如飞，拟就了一份电报草稿。“老夫子”过目之后，便以陈伯达、张春桥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内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
“立即会见工人同志，同他们好好商量，希望他们回沪，坚守生产岗位，有问题可以就地解决。有重要问题不能解决的，可以派代表去北京。”
夜，602次列车附近的堆料场，造反队员用碎木料燃起了篝火。
几辆大卡车从上海赶来。车上装了一万五千只面包，还有棉大衣、棉被。那是上海市委组织几家工厂送来的。
“中央文革”的电报，急速传到安亭。王洪文看了陈伯达、张春桥的电报，心情紧张万分。因为那份电报表明，“中央文革”并不支持“工总司”北上告状。他知道，一旦“中央文革”投了反对票，这意味着什么？
紧接着，大批的电报纷至沓来。这些电报，大都是京沪线各车站发来的，有的是受堵的旅客发来的。每一份电报，都发出强烈的抗议声：
“目前沪宁全线停车，是上海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政治扒手一手制造的。他们任意离开工作岗位，违反十六条所规定的‘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在安亭闹事，破坏国家经济命脉，中断交通。这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我们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中断交通是造谁的反？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严惩一小撮破坏交通的暴徒！”
“揪出上海‘工总司’的坏头头，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一份份电报，使王洪文触目惊心。尽管他把电报撕得粉碎，但是耳边仿佛响着一片抗议声。
“首都红三司”的笔杆子起草了《安亭告急——告全国同胞书》，声称“工总司”是被上海市委逼得上京告状的，一切责任都应由上海市委承担……王洪文看了之后，这才略微定心，叮嘱道：“赶快用电话把稿子发到上海，请你们‘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连夜印发！”
夜深，野外寒气逼人，造反队员们只得拥挤在车厢里。一节节车厢，如同一盒盒沙丁鱼罐头。椅背、行李架、茶几下，都挤满了人。
切断铁路的时间越长，交通阻塞越发严重。沪宁线全线瘫痪。华东地区许多客车停驶。安亭附近被堵的列车，不时拉响汽笛，发出一声声尖利的抗议，在夜空中回荡，此起彼伏。
14次列车上的旅客，斥骂拦车的“工总司”造反队，骂他们是暴徒，是反革命。
夜深，那斥骂声仍不绝于耳。
14次列车软卧车厢里的外宾，也提出了抗议。尤其是几个苏联乘客，抗议的措同更为强硬。
各地的抗议声不断传来——抗议电报，抗议电话，抗议传单。
上海市委已经一次又一次派人前来安亭，要求“工总司”立即恢复交通。
不少造反队员也意识到阻断交通的严重性，纷纷要求撤除障碍。“再这么干下去，‘工总司’真的会成了反革命！”许多老工人向“司令”提出了忠告。
听说韩哲一要来安亭，王洪文终于决定放行14次。
沪宁线大动脉被切断二十小时零二十一分之后，在十一日上午八时二十三分，14次特别快车终于转动了车轮。
“呸！呸！”旅客们用睥睨的目光，鄙视着铁道两旁戴“工总司”红袖章的那些造反队员。
通车后一个多小时，中共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和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坐轿车来到安亭。
“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一鼻孔出气！我们还是要去北京告状！”王洪文听不进韩哲一劝他们回上海的话，仍然坚持北上，“就是走，我们也要走到北京！”
韩哲一规劝没有效果，只得与李干成回到上海。
“走，我们走到北京去！”在“司令”的指挥下，造反队员们开始整队。
“走到北京去？”两天两夜未曾安眠，许多造反队员困乏不堪，说道，“走回上海还差不多！”
“走到北京去！”也有那么一批造反劲头十足的队员，坚决支持“司令”的决定。
就在意见争执的关头，一纸电文自北京来，震动了安亭……
陈伯达发来急电
“‘中央文革’来电报啦！”
“陈伯达同志来电报啦！”
十一日中午，陈伯达发急电至安亭。陈伯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的电报表达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对于安亭事件的意见。
显然，这是一份举足轻重的电报。
王洪文以急切的目光，看着陈伯达发来的电报——
工人同志们：
十日夜我们听说你们有几千人要求来北京。在安亭同铁路局争执不下，我们打了电报给华东局韩哲一同志，请他劝你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以免影响本单位生产任务和京沪铁路运输。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同志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很对。据说有些工人同志，还是在车站不愿回去。我们认为工人闹文化革命是很需要的。但是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党中央再三强调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
的指示，坚持生产岗位，把生产搞好，完成国家计划。
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搞好生产这是大道理。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全世界的一切人们都在注视着我们的活动，注视着我们经济发展的动态。工人同志是为我们祖国争光的先锋队，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搞好生产这个大道理，如果你们不是在业余时间搞文化革命，而是中断生产、停止生产，那么你们的文化大革命也一定不会搞好。
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有多少道理，有这样那样的道理，有千条万条的道理也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重要的大道理。
工人同志们，我们的行动时时刻刻都要注意对社会、对国际的影响，时时刻刻要顾全大局，时时刻刻都要顾全整个工人阶级的大局。我们绝对不能因为一部分利益，因为有些人意气用事，而损各全国全局的利益，损害我们国家的威望，即使是小小的损害，也是不好的。
事实上你们的这次行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同他当面商量。
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向你们致以最高的无产阶级敬礼！
陈伯达
看罢电报，王洪文的脸色是惨白的。他几乎不相信这是陈伯达打来的电报！
“会不会是上海市委伪造的？”他问包炮。
“那口气，象陈伯达的。”包炮说，“我马上去挂长途电话到北京，问一问真假。”
“问谁？”
“问‘中央文革’！”
包炮匆匆走了。
在王洪文看来，陈伯达的电报出乎意外：这份电报，等于给了“工总司”一记耳光！电报不仅批评了“工总司”上京告状的行动，而且批评了“工总司”安亭拦车。领导“工总司”上京告状、安亭拦车的，不是别人，正是作为“司令”的他。
他可以骂上海市委，骂华东局，但是他怎敢骂陈伯达，骂“中央文革”？
陈件达的电报还意味着，“工总司”即便能够上京告状，也不会有好结果。因为上京告状，向谁告？无非是向“中央文革”告状。陈伯达的电报，已经把“中央文革”的意思说得一清二楚。
陈伯达的电报，象炸弹一样在安亭爆炸。“工总司”军心动摇。“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同志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很对。……”电报里的这些话，打动了许多造反队员的心。尤其是那些原先就主张回上海的队员，更是嚷嚷着要求回上海。
上海市委动员各工厂，派出一大批空的大卡车，来到安亭。宣传车不断地念着陈伯达的电报，不断喊着口号：“欢迎工人同志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
“要回上海的，赶快上车！赶快上车！”
“工总司”的队伍开始瓦解。好多造反队员爬上了大卡车。有的还站在车上大喊：“上来呀！上来呀！回上海去！回上海去！”
“呸！叛徒！逃兵！可耻！”也有一批“坚定分子”，唾骂着那些回上海的队员。
“谁是叛徒？谁是逃兵？”车上的队员，与车下的“坚定分子”们争吵起来，人心更乱了。
眼看着，“工总司”大势已去……
王洪文心急似火。包炮终于跑来了。这位神秘而广有联系的人物，带来北京最新消息：“电报是中央的意见，以陈伯达的名义发来的。据说，如果以‘中共中央’或者‘中央文革’的名义发来，会对‘工总司’压力太大。正因为这样，上面有一句‘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
“这么说，电报是真的。”王洪文益发忧心忡仲。
“张春桥马上要来！”包炮接着说道。
“坐火车来？”
“坐飞机来！”
“马上召开核心组会议。”王洪文说道，“我们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与张春桥的谈判上！”
核心组会议，作出了几项紧急决定：第一，包炮马上回上海，去迎接张春桥，向张春桥反映“工总司”的艰难处境和意见；第二，给南京发电报，要“副司令”
潘国平马上赶来，参加谈判；第三，稳定军心，要队员们留在安亭，等待张春桥的到来……
“工总司”的命运，捏在张春桥手中了！
张春桥从天而降
彤云密布的夜空，没有一丝星光。
一架专机，在穿云南来。专机上坐着一个瘦削、眨着三角眼、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大员”。虽然穿着一身军装，仍掩不住秀才本色，他怎么看都不象一个军人。
不过，在那样非常“革命”的年月，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时代，军装不仅“时髦”，而且是一种“保护衣”。正因为这样，在“文革”初期，他的穿惯了的中山装压在箱底，却天天穿着绿军装。
他，张春桥，城府甚深的人物，眼珠一转便计上心来，人称“狗头军师”。此人本是山东巨野人氏，生于一九一七年。早在十六岁的时候，他还只是山东济南正谊中学的学生，便已挥舞着秃笔，“批判”老舍、臧克家，成为文坛上的一只小刺猬。不久，他来到上海滩，在上海杂志公司当一名校对。十八岁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