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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复兴岛上又是红旗飘扬，口号声此起彼伏。王洪文又在那里主持“纪念大会”。这一回，是“纪念造反二周年”——因为两年前的这一天，是王洪文仿效聂元梓凑成七人签名，在上海国棉十七厂贴出第一张造反大字报。
这是王洪文造反生涯的起点，怎么可以不“纪念”？在会上，王洪文感慨万千忆当年，吹嘘着自己怎样在“骂声”中成长……
冒出了新对手——“支联总站”
王洪文的日子并不太平。
在“夺权”的过程中，先有“赤卫队”与“工总司”抗争，接着又有“二兵团”
扯起反叛的旗帜。
在王洪文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之后，力图“保权”，又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冲击着“工总司”，以至又形成了一个与“工总司”相对立的全市性工人组织——“支联总部”，剧烈地摇撼着王洪文的宝座。
反抗的火星，是从上海国棉十七厂北面、黄浦江畔一座万人大厂里迸射出来，在上海滩燃起一股反对“工总司”的烈火。
这家工厂坐落在僻远的军工路2636号，产品享誉全国，闻名海外——上海柴油机厂。柴油机亦即“压燃式内燃机”，用柴油、重油、燃料油等作为燃料。柴油机是船舶、内燃机车、载重汽车、拖拉机、小型发电和农田排灌机械的原动力，是上海一家举足轻重的大厂。
最初，只是这家工厂里的两大派，在厂里闹矛盾，打派仗。
这两大派都是造反派。
其中的一派，以侯彩琴、尹长根、王家成、刑子华等为首，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宣告成立“红色革命指挥部”。不久，这个“指挥部”改名为“东方红革命造反总部”，简称“东方红”，反对派们则讥称它为“阿东”。
“东方红”的反对派，是以杨仲池为首，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宣告成立“串连站”。一九六七年初，“串连站”和厂里另外两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简称“联司”。“东方红”则讥称它为“阿串”。
“东方红”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加入了“工总司”。于是，缝制了崭新的大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柴东方红总部”。
这时的“串连站”也在要求加人了“工总司”，比“东方红”晚了一步。他们见“东方红”加入“工总司”，便改变主意，加入了“工总司”杨浦区联络站。不过，这么一来，“串连站”觉得仿佛比“东方红”矮了一截似的。
“东方红”和“联司”在厂里严重对立着，你骂我是“老保”，我指责你“大方向错了”。
一场循环不已的标语战，在上海柴油机厂进行着。刚刚由“东方红”刷出大标语：“‘东方红’必胜！‘联司’必败！”马上有“联司”的“战士”前来“修改”，把“胜”字覆盖，改成“败”字，而把“败”字改成“胜”字，成了“‘东方红’必败！‘联司’必胜！’紧接着，“东方红”的“战士”又来颠倒那个“胜”字和“败”字。
如此近乎文字游戏的标语战，“东方红”和“联司”却在极其认真地进行着。
这种标语战，甚至发展到厕所的墙上：有人刷了“联司”两字，再画一个箭头，箭头指向厕所后的粪坑。马上有人把“联司”两字覆盖，写上“东方红”，那箭头依旧！
“东方红”毕竟正儿八经地加入了“工总司”，成为“王司令”麾下的一支劲旅。每逢“工总司”举行什么大会、游行，“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的大旗总是醒目地在那里飘扬。在《解放日报》事件，在康平路事件，在“一月革命”中，“东方红”始终保持着与“工总司”一致的步调。王洪文欣赏“东方红”，支持“东方红”。
“联司”呢？渐渐脱离了“工总司”的轨道，渐渐与“红革会”、“二兵团”
接近，渐渐转到了“工总司”的对立面去了。
“联司”成为“红革会”的支持者。“红革会”炮打张春桥，“联司”也去参加炮打。“联司”大量翻印了传单《警惕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大政治扒手，警惕！警惕！！警惕！！！》。那“大政治扒手”，不喻言而，是指张春桥。
在“一月革命”的高潮中，“联司”干了一件震惊上海的事：突然袭击康平路上张春桥家，翻墙入院，要找张春桥．据说是要向张春桥告状——告“东方红”的状！
这还了得！王洪文在一月二十四日晚，率几千“工总司”造反队员冲入上海柴油机厂，一下子抓去“联司”二百多人。
王洪文支一派，压一派，造成了“东方红”和“联司”的严重对立。
“联司”把仇恨的火焰，射向王洪文，射向张春桥。
虽说“联司”不过是一家工厂里的造反派组织，人数并不多，“能量”却不小。
“联司”不仅敢于冲进张春桥的家，而且派人派车，在上海街头巷尾用石灰水、用墨汁，刷满“联司必胜”的大字标语。“联司”并不囿于本厂，把整个上海当成了自己的活动舞台。它敢于向庞然大物“工总司”挑战。“联司”的“知名度”迅速地提高着。
小小“联司”，毕竟不能构成对“工总司”的严重威胁。
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情况起了变化：“联司”与上海交通大学“全向东”挂上了勾。“全向东”把全市支持“联司”的势力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个“支联站”
（即“支”持“联”司站）。这些“支联站”又形成了统一的指挥部，名曰“支联总站”。
“支联总站”变成了新冒出来的全市性的组织，与“工总司”唱起了对台戏。
“支联总站”看上去是一面崭新的旗帜，不过，旗帜下的人马，却是被“工总司”击溃了的“红革会”、“二兵团”、“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炮司”那些散兵游勇的重新集合！
难怪，“支联总站”的大旗刚刚树立，便一呼百应，“支联站”遍布全市。
“王司令”吃惊了。这个突然从地下冒出来的“山头”，取代了“赤卫队”和“二兵团”。王洪文这才发觉，他的对手原来是个“孙悟空”——刚刚砍去一个头，又会长出一个新头！充满辣味的”
“联司”和“支联总站”不好对付。它们的头头的素质，与“工总司”不同。
“联司”的“司令”杨仲池，乃中国名牌大学——清华大学机械系一九六二年的毕业生。他是厂里的技术员，被造反浪潮推上了“司令”之职。
“支联总站”的头头“全向东”的大名，不断见诸于上海的大字报、大字标语。
从“全向东”这名字推测，此人大约是个红卫兵，因为当时的红卫兵们最喜欢取这类“卫东彪”、“永向东”、“卫红”充满“革命”色彩的“时髦”名字。
出人意料，“全向东”不过一介书生而已。细细的手臂仿佛无缚鸡之力，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象征着他的“学历”不浅。他是上海交通大学一四○教研室的助教，真名汤福坤，又名汤东生。早在一九五七年，他就因对钱伟长这样的科学家被划为“右派”深表不满，成了一个“右派边缘分子”。
如今，他要与张春桥、王洪文对着干，深知对手最善于翻老底、揪小辫子。于是，化名“全向东”以“彻头彻尾”的“革命化”的名字，活动于社会，成为“联司”的“军师”，成为“支联总站”的头头。
“全向东”取代了耿金章，与王洪文相抗衡。耿金章擅长于组织力量，“全向东”则擅长于演说、出点子、写大字报。他借助于“工学运动相结合”，把红卫兵和工人组织成“支联站”。
“全向东”猛烈地抨击王洪文，称“工总司”为“王家铺子”，是“群雄突起、山头繁多、新式的行会”，成为“新型的‘工作组’和新型的反动路线的执行者”。
“全向东”的这一系列带有理论色彩的攻击“工总司”的言论，比耿金章的几声“他妈的”咒骂要厉害得多。
王洪文不由得注意起这个“全向东”来，下令搜集“全向东”的“反动言论”。
后来，《工人造反报》曾以大半版篇幅刊载了《“全向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部分罪行录》，作者为“交大红师（筹）、赤革会、教联站”。这份《罪行录》中，详细摘录了“全向东”的“反动言论”，指责他“阴谋策划‘上海第二次大乱’”。
如今，以历史的目光重新审视《“全向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部分罪行录》。其中不少言论是击中了张、姚、王的痛处的：
二月十九日“全向东”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的立场来到上柴厂，兜了一圈就表示“坚决支持‘联司”’。
四月二十六日“全向东”之流为了稳住“联司”群众，匆匆忙忙组织了一个“赴京控告团”去北京。
四月二十九日“全向东”从北京寄给“联司”第一封公开信，信中提出了七条所谓的“斗争方法”……“全向东”并在信中大肆攻击以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为首的上海市革会。说什么：“有人竟然宣传在‘一月革命’后，上海已平静无事，只要‘大联合’就可以了，一切大事可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里的‘群众领袖’去解决，开圆桌会议摆摆平。……必须把套在上海革命派头上的精神枷锁打碎。春桥、文元同志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特别是深入到上海的革命工人中间去。”
五月七日“全向东”写给戚本禹同志一封信，恶毒污蔑伟大的一月革命。把“一月革命”中进行夺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称为强盗似的占山头。……“安亭事件必须重新估价”，“靠安亭事件起家的群众领袖大部分是一些投机分子和野心家”。
还叫嚣“必须改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五月三十一日“全向东”写出大字报《是否毒草？》，攻击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是“资产阶级喉舌”，是“资产阶级忠实的代言人”。
六月十日“全向东”回交大领工资时大放厥词说：“全国六个革命委员会五个垮台了，上海（革委会）你看好了，历史会作结论的。”
六月二十四日“全向东”在人民广场公开叫嚣：上海公安机关“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上海的政宣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里”。
七月十六日“支联站”在人民广场聚众召开所谓“坚决捍卫六·六通令大会”，“全向东”在会上大放厥词攻击上体司、工总司等革命组织，咒骂“《文汇报》的头头”是“资产阶级政客，……靠造谣过日子”。
七月二十二日“全向东”在“支联站”大会上，出于他的阶级本能，恶毒攻击上海市革委会“比黑市委的反动路线还厉害”，并狂妄叫嚣“徐景贤、王洪文就是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七月二十五日，由“全向东”主持召开了各大区负责人会议，研究了如何进一步欺骗群众等反革命策略。当晚，“全向东”煽动群众冲击在人民广场开会的“红三司”、“红上司”革命小将，又冲进市公安局殴打革命战士，后又冲击市革会，“全向东”拿着喇叭狂叫：“徐景贤、王洪文从市革会滚出来。”真是狂妄已极。
……
在“全向东”的种种“反动言论”中，最使王洪文不安的是“安亭事件必须重新估价”，“靠安亭事件起家的群众领袖大部分是一些投机分子和野心家”。须知，王洪文确实是“靠安亭事件起家的”。一旦安亭事件被否定，“工总司”也就垮台，“司令”不复存在。
王洪文意识到，这个继“赤卫队”、“二兵团”之后冒出来的新对手，充满着辣味。
第三次较量，比前两次更为严峻。不过，与前两次不同的是，如今的王洪文已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手中有权有势了。他想用手中的权势，压垮对手……
福州路事件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一支由军人组成的队伍，开进了上海柴油机厂。
这支队伍，有着一个冗长的名称，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三军支左办公室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上海柴油机厂所生产的柴油机，有一部分是用作军舰、鱼雷快艇的动力，厂里有保密的军工车间。、不过，这支“宣传队”进厂，倒并不是为了军工车间的生产，而是为了“支左”。
“支左”，亦即支持左派。毛泽东的关于军队要支左的指示，已经多次用黑体字标出，印在《红旗》杂志或《人民日报》的社论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