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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传-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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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阿大是一个富有“喜剧”色彩的人物:

  在厂里,他从来不用手推门而人,总是用脚把门踢开;他很少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要么把脚搁在桌子上,要么反过来,骑在椅子上;工人们怕与他下棋。如果他拉着你一定要下一盘,你得让着点,输给他。要不,你别想回家——他非要赢不可;

  倘若跟他打乒乓,也是一个样。他总要赢了球,才会高高兴兴回家……

  “文革”一开始,陈阿大就成了厂里活跃的人物,成了一车间的造反派的头儿。

  他手下的“造反兵”,最初才几个,后来十几个、几十个,以至发展到一百多个。

  阿大扯起“造反”的旗号,用他的“名言”来说,那就是:“胆大好做官”,“这一回,造反有窜头。”

  “窜头”,上海的土话,也就是“奔头”。

  陈阿大成了上海滩的“老造反”之一;“工总司”开筹备会时,他就是七个筹委之一;安亭事件中,他和潘国平、戴祖祥一起,跳上了第一趟列车,奔到南京才被截住;

  他成了“良工革命造反兵团”的头头,……

  陈阿大成了王洪文的“亲密战友”。他的“名言”是:“王洪文跟牢张春桥,我们跟牢王洪文!”“啥人反对王洪文,我伲就叫伊尝尝味道!”

  “文革”是一场闹剧。作为闹剧舞台上的一员“闹将”,陈阿大冲冲杀杀,打打闹闹,觉得“有劲”极了。在上海,哪里有武斗,哪里便有陈阿大。

  自从陈阿大成为“工总司”的常委,他对于武斗就更加起劲了。他打一个电话,可以调来几十辆卡车、上千造反队员。他说:“这比下象棋、下陆军棋有劲多了!”

  在砸“联司”的时候,陈阿大又说了一句“名言”:“把上海钢铁厂火红的钢锭运来,把‘联司’烤成面包干!”

  陈阿大依然保持他“喜剧”演员的本色,在那“严肃”的“文化大革命”中,陈阿大常常闹出一些令人捧腹的笑话,为此博得了“陈阿憨”的雅号。

  良工阀门厂要造个新食堂,设计人员向他汇报说:“新食堂是长方形的。”陈阿大眉头一皱道:“什么长方形?”设计人员连忙打开图纸给他看,不懂“长方形”的他发火了:“什么图纸,我不懂,你们不要用技术压人!”

  在讨论马列著作的会上,心不在焉的陈阿大听见别人在谈列宁的外交政策,他忽地冒出一句:“列宁跟袁世凯也建立外交关系哩!”有人很客气地向他指出:

  “‘十月革命’在一九一七年才发生,袁世凯在一九一六年已经去世,袁世凯与列宁‘碰勿着’!”陈阿大当时说不出话来,却记在心里,过了几天,又开学习会了。

  陈阿大板起面孔,象考官似的问那人:“你说说,马克思哪年生的?哪年死的?恩格斯哪年生的?哪年死的?”那架势,就跟他输了棋非要赢一盘一模一样。

  当了“官”之后,种种场合,人们要他作“指示”。他的发言稿,总是要别人代为捉刀。有一回,同济大学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会”,要陈阿大讲话。

  陈阿大拿起发言稿,一句一句吃力地念下去。念着,念着,忽然冒出了什么“大干加巧干三十五天”之类与“活学活用”毫不相干的话,令人莫名其妙。后来,人们才知道,陈阿大有两份发言稿,另一份也是别人起草的,是在厂里讲话用的。这两份发言稿弄混了,有一页厂里讲话用的稿纸不知怎么搞的,混入“活学活用”讲话稿。陈阿大居然照念不误!

  陈阿大虽说是“草包”一个,不过,却把权捏在手心,从不放松片刻。

  他成了“工总司”的常委之后,良工阀门厂的一举一动,都得向他“汇报”。

  “厂革会”的名单,要他过目、审定才算数。他说一,别人不能说二。

  每逢回厂,轿车一到,便要开“汇报会”。开会时,倘若有人把热水瓶放在桌子上,他准会挥挥手,叫人拿开——他的习惯是谁发言他就盯着谁看,不许热水瓶挡住视线。此后,良工阀门厂里便形成“规矩”,一听说陈阿大回厂,人们赶紧把热水瓶从会议桌上拿开;

  在“汇报”结束之后,阿大照例要作一番“指示”。他的话,必须用笔记下来,不可疏忽。倘若人们忘了,或者违背了他的意见,那么,下一次他回厂,你就等着挨训吧!

  当然,还有一个“规矩”:听到他回厂的消息,要马上通知食堂,做一顿好菜好饭。要不,阿大又会发脾气。

  陈阿大跟“上体司”的“胡司令”结识之后,意气相投,成了莫逆之交。陈阿大向“胡司令”学习,在良工阀门厂居然搞了个“良体司”。据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上海《文汇报》披露:

  这个“良体司”名义上叫“维护社会治安,捉流氓阿飞”,实际上是破坏社会治安,进行流氓阿飞犯罪活动。他们把一些无辜的群众抓进“良体司”,施行惨无人道的摧残与折磨。陈阿大指使一帮人,设立了名目繁多的刑罚,什么“翻跟斗”、“倒着爬”、“吃耳光”、“打大板”、“挨皮鞭”,等等。他们先叫被打的人在一段十米长的煤渣路上翻跟斗,来回数十次,弄得人精疲力尽,再拖到房问里用木棍打,皮鞭抽,一面打,一面还要被打的人自己计数,数错了要重新打起。有时还叫被害人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打轻了不行,打得声音不响也不行,一定要打得又红又肿,方才罢休。有时叫受害者相互对打,看谁打得重,好让他们这一伙法西斯棍徒“开心开心”。更为恶劣的是,他们把马路上的女青年任意拖来,剥去衣服,无耻地加以污辱,残酷毒打。陈阿大还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阶级报复。良工阀门厂有个同志,写了一张《谨防毒蛇出洞》的大字报,揭了陈阿大一伙的老底。陈阿大怀恨在心,捏造罪名,把这个同志打成“反革命”,非法抄了他的家,并把他关进“良体司”,用棍棒轮番抽打,把被打者发出的惨叫声,用录音机录下来,放给受害者的家属听,逼迫家属要受害者承认他们所捏造的“罪名”。周围居民听到这种声音,都愤慨地说:这是良工阀门厂的“白公馆”“渣滓洞”。……

  在上海滩,陈阿大是数得着的“武斗英雄”、“造反大将”:安亭事件有他,《解放日报》事件有他,主张把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彻底打倒上海市委”大会从文化广场改到人民广场的是他,这年七月三十一日在泰安路抓“支联站”头头的有他,八月四日砸“联司”时从中华造船厂调三艘登陆艇、巡逻艇封锁黄浦江、切断“联司”水上退路的是他,这年十月调动大批人马集中西郊、图谋围攻上海青浦县反对派的也是他……

  张春桥说:“入党做官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到了造反派头上。”在张春桥准备树立陈阿大为“纳新典型”时,陈阿大当然明白张春桥所说的“入党做官”的道理。

  不过,令人纳闷的是,尽管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光临”良工阀门厂开“整党建党座谈会”,尽管“市革会调查组”进驻良工阀门厂,万事俱备,东风也已吹起,可是却不见陈阿大递交入党申请书。

  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首先要写申请书。陈阿大不主动写申请书,“调查组”再“积极”也无济于事。

  陈阿大为什么迟迟不写入党申请书呢?

  原来,这位“陈阿憨”不知道入党要写申请书!

  “调查组”自然不便直接对陈阿大进行“启发”。他们连忙向“市革会”汇报。

  于是,“市革会”一位“常委”出面,找陈阿大“聊聊”,给他指点迷津。

  陈阿大恍然大悟,连忙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十日写了入党申请报告。

  “调查组”收到陈阿大的报告,如获至宝,以异乎寻常的“加速度”办理。

  才九天——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九日,良工阀门厂的中共核心小组(在“文革”中,原厂党委已被“砸烂”,新建党的核心小组)在金工车间召开中共党支部大会,讨论陈阿大入党。

  非同小可,“市革会”的常委王秀珍、黄涛亲自出席这么个小小的支部会议。

  讨论陈阿大的党支部会议,一时成了为陈阿大评功摆好的会议。

  党支部宣读关于陈阿大的调查资料,称赞陈阿大“进厂后一贯突出政治,与阶级敌人进行斗争”,“担任工总司常委、市革会工交组负责人后,坚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勇于承担最困难最艰险的任务”,“保持工人阶级本色”……如此这般,归根结底,是因为陈阿大“学习毛泽东思想好”。

  王秀珍与陈阿大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又把陈阿大着着实实地称赞了一番:“阿大路线斗争觉悟高”,“阿大勇挑革命重担”,“阿大立场坚定,态度鲜明”,“阿大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最令人作呕的是那个黄涛。此人是马天水式的“老干部”,获得“解放”后,成为“市革会”工交组的第一把手(陈阿大为第二把手)。此刻,他扳着手指头,一口气说了陈阿大的“十个好”!诸如“有水平”、“觉悟高”、“是老干部的学习榜样”等等。

  陈阿大的入党介绍人程箴坤、蒋阿青也发了言。

  就这样,陈阿大被“突击入党”!

  张春桥的笔,在上海“九大”代表名单上,写了“陈阿大”三个字。

  陈阿大不愧为一位“喜剧”演员,到了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即将召开之际,在审查代表资格时,忽然发觉陈阿大竟未填写过“入党志愿书”!

  须知,按照中共党章规定,“申请入党的人,必须个别履行入党手续,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填写入党志愿书,经支部审查,广泛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由支部大会通过和上一级党的委员会批准”。写入党申请报告和填写入党志愿书,都是入党必不可缺的手续。

  无奈,陈阿大只得在已经入党之后,再填写“入党志愿书”!

  他匆匆忙忙填毕。由于支部大会早已开过,志愿书上的“入党介绍人意见”、“党支部大会通过吸收申请人入党的决议”、“上级党组织审批意见”三个栏目便空在那里,没有补写。直至粉碎“四人帮”后,陈阿大被开除出党时,他当年的“入党志愿书”上这三个栏目仍是空白!陈阿大的“入党志愿书”,成了一份没有入党介绍人、没有支部同意、没有上级批准的没有填完的表格——这在成千上万的中共党员中是极为罕见的!

  更稀奇的是,陈阿大的“入党志愿书”一式三份,最初的一份是别人代填的!

  然后,陈阿大照抄,填了另两份。这三份“入党志愿书”,他居然没有交给党组织,一直塞在自己的抽斗里。直至他锒铛入狱,这三份“入党志愿书”才被公安人员从他的抽斗中查出。

  王洪文手下,有五员大将,人称“五虎将”。陈阿大是其中一员“虎将”。另四员乃黄金海、戴立清、叶昌明、马振龙。在陈阿大入党之后,那四员“虎将”也变成了“布尔什维克”……

  “小兄弟”们“布尔什维克化”

  黄金海是王洪文“三点一线”的三头目之一。沿八路有轨电车这“线”的“三点”,即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上海国棉三十厂(王秀珍)、上海国棉三十一厂(黄金海)。

  造反之初,王洪文便与黄金海“串连”,有过“并肩战斗”的“深厚友谊”。

  黄金海是江苏镇江人,生于一九三五年——与王洪文同庚。“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

  黄金海,人称“阿飞司令”,一口流氓腔,一副流氓相。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下午,黄金海带领着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的造反派参加了“工总司”成立大会。就在开会的时候,他的胃病发作,阵阵剧痛难熬,不得已,他向“司令”王洪文请了假。这样,当王洪文、潘国平带队冲往上海站月台时,少了一员“虎将”。翌日,安亭事件爆发。消息传来,黄金海在家里躺不住了。他忍着胃痛,带着两大捆咒骂上海市委的传单,赶往安亭。王洪文把他大大地表扬了一番。称赞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从此,与陈阿大一样,哪里有武斗,哪里就有他。在诱捕耿金章时,黄金海又立了“大功”。

  一九六七年三月,黄金海奉王洪文之命,前往上海青浦县。那时,青浦县两派严重对立。黄金海支持其中倒向“工总司”的一派,压制倒向“联司”的一派。黄金海在倒向“工总司”的那一派的大会上,向他们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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