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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跟王洪文烟来酒去，称兄道弟，就在他作案被捕的前一天，还在王洪文家吃喝到深夜；一个贪污分子免费给王洪文一家大小做衣裳，王洪文待他亲如一家，叫他“娘舅”，当我们从这个贪污分子家中查出赃物后，王洪文还利用职权千方百计地进行包庇，使这个贪污分子逃避法律制裁。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王洪文在崇明围垦，经常装病回家逃避劳动。有一次，其他同志的家属托他带些食品到崇明，他竟把鸡肉等好的食品偷偷吃掉，把鸡头、鸡脚爪带给人家。一九六五年，王洪文修理自己的房子，修理材料从弹子门锁到水泥黄砂都是从厂里明拿暗偷来的。不仅如此，王洪文还在里弄里挑拨离间，制造邻居纠纷，进行打击报复。
王洪文的所作所为，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想，他哪里象一个共产党员，完全是工人队伍里的败类。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写了《王洪文十大罪状》的大字报，贴到上棉十七厂。
我这一张大字报揭露了王洪文的要害问题，摸了他的老虎屁股，触到了他的痛处。他回到家里，暴跳如雷，恶狠狠地咒骂：“他妈的，老子文革主任的位子被这个老太婆敲掉了，老子决不罢休。”“这个老太婆再敢到我家门前转，我就把她捆起来摔死。”
王洪文窃取了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后，就感到在定海街道居住的一段丑恶历史是块心病。于是，他就采取种种卑鄙手法，对我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妄图把我一棍子打死，从而封住别人的嘴。
王洪文利用职权，先后派人调查我的历史和表现，查祖宗三代。我出身很苦，从小就进纱厂做养成工；我爱人是共产党员；我的子女表现都比较好。王洪文抓不到辫子就变换手法，派人找我谈话，威吓我，逼我说出大字报的幕后策划者。我当场气愤地回答他们：“我写王洪文的大字报完全是根据他在里弄的现实表现写的，都是事实。”一九七三年，王洪文又派人来威胁我，要我写道歉书，向他认错。我理直气壮地说：“我只读毛主席的书，没学过写道歉书。”王洪文见我不屈服，更是气急败坏，以势压人。我们里弄成立革委会时，里弄的干部、群众信任我，选我当了常委，王洪文指使人蛮横无理地免掉了我的职务，并且规定：余凤珍今后一不能入党；二不能当干部。这样，王洪文还不解恨，他通过人四处放风；“余凤珍这个老太婆是疯子，精神病”，“这个老太婆写的大字报都是谣言”。他们还寻事挑衅，围攻谩骂我，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
粉碎“四人帮”喜讯传来，我高兴得跳了起来，热泪夺眶而出，。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我跟街道、里弄广大群众一起奔走相告，上街游行……
余凤珍还告诉笔者，王洪文曾经要开会斗争她。她不得不一度躲到福州儿子家中……
王洪文在“竞选”中败北——自然，不仅仅因为余凤珍的那张大字报；当时，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在厂里还只是少数派。
“北京小将”鼓舞了他
在“文革”的大浪潮之中，大字标语的更换，比如今女人的时装的“推陈出新”
更为迅速。
上海国棉十七厂门口，贴出了崭新的对联：“大串连必需介绍信”，“斗批改全靠本单位”。横批是“请君留步”。
没多久，旁边出现另一副对联：“干革命何需介绍信”，“砸大门欢迎红卫兵”。
横批是“造反请进”。
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红卫兵”、“大串连”，导致了这样针锋相对的对联的诞生。
北京，成了“文革”的中心。“红色电波”不时传来北京的“特大喜讯”。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从北京传来了“特大喜讯”：百万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中的红卫兵宋彬彬，把一只红卫兵袖章戴在毛泽东的左臂上。
于是，各报以显著地位，刊登了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的照片。
王洪文端详着毛泽东的照片，立即发出倡议：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民兵中，成立红卫兵组织。
王洪文也报名参加红卫兵。他想，毛泽东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他也应该弄个红卫兵袖章戴戴。
不久，来了个文件，使王洪文颇为扫兴：年龄在三十岁以下，才可以加入红卫兵。
真不巧，王洪文三十一岁——超龄一岁，无法戴上红卫兵袖章。
就在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之后，又一“新生事物”诞生了——“大串连”。
北京的红卫兵是“文革”的排头兵。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佩着鲜红的袖章，戴着军帽，北京的红卫兵出现在酷暑的上海。
上海人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些手中拿着红色语录的北京红卫兵，用尊敬的口气称之为“小将”。
“小将”们也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上海。他们迅速地发觉“时间差”：上海的“文革”，是那样的“冷冷清清”！北京各单位早已赶走了工作组，而上海各单位还在工作组领导之下进行“文革”。领导各工作组的，则是中共上海市委。
外滩。挂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白地红字牌子和“上海市人民政府”
白地黑字牌子的庄严大厦，被北京清华大学红卫兵刷上一张具有爆炸性的大字报。
标题：《给上海市委一记响亮的耳光》。
署名；清华大学《送瘟神》战斗队。
时间：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大字报马上触动了上海市委敏感的神经。北京红卫兵被视为洪水猛兽。须知，在此之前，即便是上海的造反派，还未敢如此明目张胆地轰击上海市委。
施惠珍接到来自上海市委的电话，紧急抽调上海国棉十七厂七百多名工人赶往上海市委，与其他工厂的工人们一起组成纠察队，提防着那批天不怕、地不伯的北京红卫兵。
王洪文的注意力，也从厂里转向厂外。他也赶往上海市委。他不去当纠察。他去欢迎那些来自“红太阳”身边的红卫兵、欢迎他们来上海国棉十七厂串连。
北京红卫兵在上海越闹越厉害。他们开始明白，外滩那幢挂着两块大牌子的大厦，只是上海市委和市政府一般工作人员的办公楼。上海首脑们，是坐在康平路的办公楼里。那儿门口，只是站着持枪的门卫，不见一块牌子。
九月三日清早七时，康平路上聚集着数百名北京红卫兵。天上飘下雨滴，北京红卫兵们全然不顾，放声高唱起当年的“流行歌曲”：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造反有理’！”
北京红卫兵们挥舞着红色语录，要求上海市委领导接见。
上午十时，从上海市委传出消息，领导同意接见北京小将，但不能全体接见，只能与代表谈话。
十时十四分，二十多名北京红卫兵代表被允许通过由工人纠察队员们组成的人墙，走进上海市委。
北京红卫兵们感到沮丧，出面接见的不是陈丕显，不是曹获秋，而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张琪。
“我们要见陈丕显！我们要见曹获秋！”北京红卫兵们继续聚集在上海市委门前，不断地高呼着口号。
雨中，北京红卫兵和上海工人纠察队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王洪文在一侧，倾听着双方的论战。尽管他明显地倾向北京红卫兵，但是他在这种场合，并不出头露面。
针尖对麦芒。双方的论点，尖锐地对立着：
“我们要见陈丕显、曹获秋！”
“上海市委首长要管理一千万人口的上海市，为什么要接见你们这几十个人、几百个人？”
“我们要炮轰上海市委！”
“上海市委是正确的！我们要保卫上海市委！”
“上海市委跟北京市委一样，都是烂掉的！”
“上海市委跟北京市委不一样，上海市委是革命的！”
在雨水淋湿的墙上，工人们贴出一张刚刚写成的大字报，标题非常醒目：《我们老工人要讲话》。
年轻的红卫兵们并不知道这个标题的深刻含义。经历过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人们牢牢记得：开始反右派时，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的醒目文章便是《我们老工人要讲话》。
显然，一九五七年的老经验，被用在一九六六年的“文革”中了——多少人当时对“文革”是那么的不理解啊！
大字报的作者，署着：“上海国棉十七厂老工人”。在一连串的签名中，可以看到刘喜荣、杨林大、王宝余、丁末郎等等。他们确实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老工人。
大字报清楚地表达了老工人们的观点：
“十七年来，市委和柯庆施同志对上海的三大革命斗争抓得很紧。从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看，是坚决贯彻总路线的，制造出万吨水压机、双水内冷发电机、二十万倍电子显微镜等等。从阶级斗争看，铲除了资产阶级很多毒素，取消了交谊舞。
三年自然灾害很快克服了。还有《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是上海市委组织和讨论的。这些大量的事实证明，上海市委不是修正主义的。北京市委烂掉，不等于上海市委也会烂掉。上海市委是正确的，革命的，对于这一点，中央也是肯定的。……”
大字报刚刚贴出，便招来一群北京红卫兵，跟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老工人展开一场舌战。
雨水很快把大字报的字迹冲得一片模糊。没多久，另一份重新抄好的《我们老工人要讲话》又贴了出来——在上海众多的工厂之中，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一家活跃的厂子。既出了王洪文那样的造反派，也有力量雄厚的老工人队伍。
北京红卫兵越来越多。九月四日，聚集在上海市委门前的北京红卫兵，多达一干余人。
北京红卫兵们批评上海市委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明显的便是市委大楼前没有挂毛泽东画像。天真烂漫的“小将们”搬来毛泽东巨幅油画像，要挂在上海市委大楼上。这下子，老工人们不能不支持，机关工作人员们不能不支持，忙碌了好几个小时，总算把毛泽东画像高悬在上海市委大楼顶层那张《我们老工人要讲话》的大字报，使上海国棉十七厂引起了北京红卫兵们的注意。北京红卫兵冲向上海国棉十七厂。在厂门口，他们被拦住了——因为他们没有介绍信。
于是，在国棉十七厂门口，出现了两副截然不同的对联。
于是，王洪文成了北京红卫兵的战友。北京红卫兵的“造反精神”，感染了他，鼓舞了他。
从北京传来最新消息。九月七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等的一封信中说：“……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
毛泽东的意见，立即得到贯彻。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文件，指示各省、市党委不得组织工人、农民反学生。《人民日报》也发表了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明确指出：“学生起来闹革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一切牛鬼蛇神。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
北京红卫兵士气大振，纷纷建立驻沪联络站，喊出了“学生运动要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口号，杀向上海的工厂……
带头批判“资及路线”
上海有着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那是人们熟知的。硕大的崇明岛，是长江口黄涛浊浪之中的砥柱。当年王洪文摸鱼捉蟹，便在崇明岛上。
在黄浦江里，也有一岛，名叫复兴岛。说是岛，因为一条运河把它与杨树浦切开，四面临水。复兴岛不大，岛上只有一条路——共青路，只有一个公园——复兴岛公园。它地处上海东北角，远离喧闹的市中心，是个僻静的所在。它倒是王洪文常去的地方，因为走出上海国棉十七厂大门，向东，跨过定海桥，便是复兴岛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星期三，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厂休日。王洪文出现在复兴岛公园里。他的四周，围坐着他的造反派战友。
王洪文手里，拿着报纸。他在逐字逐句地捉摸着。眼下的他，已经真的在吃“政治饭”了。他非常注意北京发出的每一项战斗号令。
这一天，王洪文和他的伙伴们在着力捉摸一个新的政治名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