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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是我的另一翼。然而，要查阅“文革”期间的报刊、杂志、传单、书籍，手续也是够麻烦的。总算办通了这些手续。我在几家图书馆里，阅读了大量的“文革”报刊、传单，掌握许多史实和采访线索。我比较了张春桥为王洪文那“工总司”
所签的“五项要求”，发觉各种不同“版本”的传单内容各有出入。我不得不“追踪”原件。在一家很不显眼的档案馆里，我查到了张春桥签字的三份原件。我再根据档案上的说明，得知这三份原件是由谁提供的。尽管那位提供者已调动了工作，我颇费周折终于找到他，请他谈了安亭事件的真实经过。这样，把档案、报刊传单、采访三者相结合，我才对史实有了比较准确的了解。
采访工作是最为重要的。十年浩劫刚刚过去，许多当事人尚在。对他们进行采访，是写作本书的至为关键的一环。
采访对象大致上有两类：
一类是被迫害者。采访被迫害者，往往很顺利。即使不少人是高层领导人，我也都能采访。不过，他们往往偏重于谈自己受迫害的经历，而对于“文革”内幕所知并不太多。
另一类是“文革”要人。不少人尚在狱中服刑。有的即便出狱，也在劳改工厂或类似的单位工作。采访他们往往要经公安部门批准，要花费不少时间办手续。不过，手续对于我来说，还是其次的；最艰难的是，即使办好了手续，采访对象往往不愿深谈。我尽量在事前作好详细的采访准备，提出一系列问题，这样，采访对象会逐个答复，使采访有一定深度。我的采访是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进行的。我尊重事实。正因为这样，一些“文革”要人还是愿意跟我谈，有的一谈便是一整天。
一九八六年四月，我写出了《张春桥传》（初稿名《张春桥浮沉史》）。这年八月，写出《江青传》初稿。接着，写出《姚文元传》初稿。
这些作品，没有一篇能够发表。这倒并不在于作品本身，而是因为有人主张“淡忘文革”、“淡化文革”。特别是在一九八七年，涉及“文革”的作品在中国成了敏感题材，很难问世。好在我不是一个追求急功近利的人。我曾说过，准备十年后出版。
我仍继续我的采访，继续查阅档案和报刊。我对三部作品中的两部——《张春桥传》和《姚文元传》，作了大修改、大补充。我反复研读了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内中关于彻底否定“文革”和正确评价毛泽东功过的论述，成为我写作的指导原则。
我希望作品具有文学和史学的双重价值。我相信手头的长卷是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即便是冷置十年，在十年后仍能面世，仍会拥有读者。
一九八七年秋，中共十三大的召开，给中国文坛带来宽松的气氛。《新观察》杂志打来长途电话，率先连载了《姚氏父子》（《姚文元传》初名）部分章节。不久，香港《大公报》征得《新观察》的同意，连载了《姚氏父子》。内地多家报刊也搞载或连载。
《蓝苹外传》（《江青传》初名）原本在一九八七年第一期《青春》文学丛刊上发表。当时已经印好。鉴于一九八七年初的形势，不得不化为纸浆。该刊在一九八八年初按原发排的清样重排，一字未易，在一九八八年二期发表。刊出后，香港《大公报》即予以连载，《文学大观》和《法制文学选刊》也全文转载。此书以两个月的速度出书，第一次印刷便印了二十万册。
时代文艺出版社梅中泉先生来沪，取走了《张春桥浮沉史》（《张春桥传》初名），同样以两个月的速度印出。
这样，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原先积压了满满两抽斗的文稿，竟这么快都变成了铅字，飞入千家万户。
江、张、姚三书的出版，使我下决心把王洪文传写出来。
说实在的，虽然关于王洪文的采访，早在一九八六年已经基本完成，但是我除了写好一个简略的提纲及开头第一章之外，没有写下去。因为在“四人帮”之中，我觉得江、张、姚有深度，有厚度，经历曲折，阅历广，写作时拉得开，波澜起伏。
王洪文呢？与江、张、姚相比，显得浅薄。所以，对于这位“造反司令”，我没有太大的兴趣。我写完第一章，便搁笔了。
在一九八八年春，当江、张、姚玉书都已改定，我才拿出两年前写的提纲，重听当时采访的一盒盒磁带，着手写《王》。我又作了补充采访。这样，我终于写完这部长篇。
我感谢上海国棉十七厂给予的大力支持，使我能够在该厂进行广泛的采访。我也感谢几十位当事人给予的可贵的帮助，只是我无法在这里开列长长的名单——虽然其中不少人是当年上海“工总司”的头目，但是在我向他们进行采访时，大都并不回避当年的那段难堪的历史，以历史的见证人的身份如实地向我叙述自己当年的所见所闻。作为作者，我感谢他们的坦率和诚挚！
值得顺便说明一下的是，“四人帮”是一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这四部长篇又各自独立成篇，单独出版。我在写作时，作了总体安排，各有偏重。例如，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张》书中一笔带过，而在《姚》中则作为“重场戏”。安亭事件、一月革命以及一九七六年的上海武装叛乱，在《王》中详细铺陈，而在《张》、《姚》中则只是“过场戏”。
巴金在《随想录》中曾再三呼吁，用“受难者的血泪”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
磨难重重，“文革博物馆”迄今还只是处于呼吁阶段。我愿把我的这四部长篇，化为四块砖头，献给那座迄今尚未动工的“文革博物馆”吧。
借本书印行之际，向给予热情鼓励、支持的时代文艺出版社梅中泉先生致谢。
叶永烈
一九八八，八，二十八，于上海
补记：本书在初版的基础上，作了修改补充。现作为《四人帮”兴衰》亦即《“四人帮”全传》之一印行。
作者
一九九一，九，二十九，于上海
附录：王洪文著作目录
1．1967．1．7．《工人造反报》，《上海市委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罪行》。
2．1967．4．7．《人民日报》，《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彻底批臭》。
3．1967．7．3．《文汇报》，《彻底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是当前我们头等的大事》。
4．1967．4．22．《工人造反报》（又见于同日《解放日报》），《向首都的革命战友致敬》。
5．1967．5．1．《工人造反报》，《“五一”国际劳动节对外广播讲话》。
6．1967．5．21．《文汇报》，《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又见于1967．5．23．《工人造反报》）。
7．1967．6．18．《人民日报》，《大长革命人民志气，大灭敌人威风》。
8．1967．7．12．《人民日报》，《整掉不良的作风》。
9．1967．8．13．《文汇报》，《正确处理两类矛盾，坚决反对武斗，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又见于1967．8．15．《解放日报》）。
10．1967．9．17．《工人造反报》，《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促进革命大联合新飞跃》。
11．1967．9．20．《人民日报》，《来一个革命大联合的新飞跃》。
12．1967．10．3．《民日报》，《坚决贯沏“斗私，批修”的战斗号令》。
13．1967．10．7．《工人造反报》，《坚决响应毛主席“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 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
14．1967．10．27．《工人造反报》，《排除干扰，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5．1967．12．4．《工人造反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6．1967．12．25．《工人造反报》，《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 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胜利》。
17．1968．1．25《工人造反报》，《向解放军学习无限忠于、永远忠于毛主席》。
18．1968．4．12．《解放日报》，《誓死保卫毛主席，粉碎右倾翻案风》。
19．1968．5．7．《工人造反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乘风破浪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20．1968．6．5．《解放日报》，《向门合同志学习，攀登“忠”字的高峰》（又见于1968．6．6．《文汇报》）。
21．1968．7．31．《文汇报》，《永远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又见于1968．8．1．《人造反报》）。
22．1968．10．11．香港《大公报》，《台湾一定要重归祖国怀抱》。
23．1969．1期，上海《支部生活》杂志，《发扬一月革命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
24．1973．9．2．《人民日报》，《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编余絮语 梅中泉
从一九八七年初开始，六度春去秋来，《四人帮全传》（亦即《四人帮兴衰》）
的编辑工作终于打上一个句号，这是一件可引以自慰的事。
古人云：“意在笔先。”说的是书法家动笔写字之前，意象中已有了字的形神。
我想，借这句话说出版，未尝不可。
早在接到叶永烈先生四人帮传记稿以前，我就开始了对于四人帮传记稿的希冀。
毋庸讳言，我这希冀带着浓厚的经验色彩。
我的最为痛苦的经验，莫过于十年“文革”的遭际。“文革”闹了十年，我被关了五年半“牛棚”，遭受了难以言喻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罪名则是“莫须有”。
这就生发了一种超越欲：希望免于无辜罹害的境遇。待到恩准“解放”，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眼见神州遍体鳞伤，方知十年内乱岂止一己之不幸，实乃中华民族之大不幸。于是超越欲得以升华：由欲求一己之超越扩大为欲求国家民族之超越——希望中国永不重蹈历史的覆辙。
其时我以笔耕为业。我的小说习作几乎都是围绕这一主题：揭示这场内乱的根源。而回头自审，总觉得力度有限，总觉得运用史传文学的体裁更容易取得淋漓尽致的效果。
其后我专事出版，便广泛征集这类书稿。文友们纷纷赠我以心血之作。时约一年，得稿二十余部。然而质量参差不齐，可付梓者微乎其微。这就有个优选问题。
优选的前提是孰优孰劣的价值判断。我的判断标准是三条：
一曰“圆”优“扁”劣。“圆”是立体，“扁”是平面。这两个词借自英国一位作家谈人物描写的文章。凡立体化的人物，他称为“圆的人物”：凡平面化的人物，他称为“扁的人物”。任何事物，大至宇宙，小至原子，都是立体——具备色彩各异的多侧面和结构复杂的内核。作家只有将人物和环境立体化，才能写出真的人物和真的环境。反之，平面化即简单化，只能浮光掠影，很难给人以真实感和深刻感。
二日实优虚劣。东汉大学者班团在《司马迁传赞》中评《史记》云：“其事核，其文直，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把《史记》永恒的魁力之本归之为“实”。这“实”，我以为有两层意思：一是崇尚本相而不是凭空杜撰的真实；二是有血有肉而不是苍白无力的充实。古往今来，只有如此真实且充实的文章，方为经得起岁月考验的好文章。反之，以理念强奸事实，或根本缺乏事实，必是缺乏生命力的坏文章。
三曰冷优躁劣。冷是冷峻，躁是浮躁。作家只有排除任何先入为主的成见，冷静观察，冷静表现，方可写出隽永的好文章。反之，对所要表现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一知半解，诉诸文字，往往冷峻展示不足，浮躁评议有余，当是不可取的。
以这三条标尺对案头二十多部书稿一一掂量，可取的不过二三，其一是叶永烈先生的《狄克公案》。
《坎克公案》写的是张春桥（狄克）三十年代混迹上海滩的种种丑行，分寸准确，材料翔实，尽可能让原生态说话，没有空洞的议论，没有廉价的抒情，就作品论作品，无可厚非。
然而，我掩卷沉思，油然生发一个问题：象张春桥这样的文痞，何以能爬上党和国家的最高层？写张春桥传如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总会叫人遗憾。回头去品《狄克公案》，就觉得它的分量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