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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掩卷沉思，油然生发一个问题：象张春桥这样的文痞，何以能爬上党和国家的最高层？写张春桥传如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总会叫人遗憾。回头去品《狄克公案》，就觉得它的分量似乎不够。
幸而叶永烈是一位进取不息的作家。他早年以科普文艺创作出大名，在达到极致后将笔锋转入高层人物传记创作，虚怀若谷。当我以充分理由言及《狄克公案》需要重构，需要延伸到张春桥毕生宦海沉浮历程，特别是需要把重点放在“文革”
一段后，他表示所见与我略同。于是，拆小屋、建大厦，这就有了长卷《张春桥浮沉史》。尔后写姚文元、王洪文传，也是采用全景式。《姚氏父子》、《王洪文兴衰录》没有避重就轻之嫌。他早已面世并产生过广泛影响的《蓝苹外传》，取的是《狄克外传》的写法，就写到江青三十年代混迹上海滩打止。出于客观情势的制约，当时大约只能如此，但这终究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后来，他下了决心，重新构思，全面展开，这就有了江青全传。他同时对上述三传作了修订，且改成现在的书名。
我珍惜这四部非同小可的书稿，编辑工作是颇费心思的。
我的心思用于两端：一是内容上的考究，二是表述上的推敲。
我一直想让这四本书作为高层次的史传文学传世。传世的首要前提是真实无误，任何失实都可能招致严重后果。这就需要严格的考究。
考究分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
宏观考究是掂量总体的本质真实性。反复沉吟，我认为作品体现了较清醒的历史意识，既写出了四人帮的本质真实，也写出了他们生存环境的本质真实。“文革”
十年，固然魑魅魍魉横行无忌，但无论中央与地方，总还有好多义士慷慨激昂，使错误决策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总的说邪不压正。作品涉及毛泽东，尽量避免了简单化，既写他起用四人帮的不可推诿的责任，也写他决定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历史功绩，集失误与英明于一身，不以平面涂抹，而以立体浮雕，所以显得深刻与公允。
微观考究是核定细节的事实真实性。书稿以大量卷案资料、报刊文摘、“文革”
传单、大字报、大标语、回忆录、访谈录表现事件和人物。我一一查阅材料来源，严加鉴定，凡有质疑，即加复核。
叶永烈以多产闻名。其文如流水行云，但要成其为无懈可击的传世之作，反复推敲是必要的。从书名到行文，都几经琢磨。我与作者的配合是非常好的。
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这类书稿须层层审批。凡接受审读并点头的同志实际上都承担了政治责任。要特别感谢时代文艺出版社的领导，感谢上级有关领导。没有他们的支持，就没有这套书的问世。
初版已初步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巨大的印数说明，千千万万的人乐于读到它们，迄今尚无专家学者指出它们在史料或观点上有错误。《人民日报》曾以《历史使命笔底波澜》为题，《新闻出版报》曾以《实事求是写历史》为题，对它们给予赞扬。大陆多家报刊予以转载。域外影响尤大。香港、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美国、日本诸国转载转版转引者频频，好些权威学者发表书评。总之，社会效益是好的。现在，有的修订重版，有的从新写过，当会再次博得广大读者的称颂。
为此，作为编者，我的兴奋之情是不言而喻的。
一九九二年十月，一个晴明有风而相当寒冷的日子，于长春南湖守内斋南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