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王洪文手里，拿着报纸。他在逐字逐句地捉摸着。眼下的他，已经真的在吃“政治饭”了。他非常注意北京发出的每一项战斗号令。
这一天，王洪文和他的伙伴们在着力捉摸一个新的政治名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那是五天前，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林彪在庆祝国庆十七周年大会上，提出了新的见解：“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两天前，富有权威性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题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又一次强调：“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
全国各报登载了林彪讲话和《红旗》十三期社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个从未见诸于马列经典著作的新名词。时下如此强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显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战略部署”。王洪文的目光扫过报上一个个铅字，正在“吃透”着北京新的号召……
其实，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的来历、最清楚者莫过于当年“中央文革”成员，“王、关、戚”的那个“关”——关锋。林彪的讲话，他参与起草。十三期《红旗》社论，亦出自关锋笔下。笔者于一九八八年三月，在北京访问了闭门幽居的关锋。据他解释，产生这一名词的背景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初，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一文中，猛烈地抨击刘少奇“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毛泽东在这里所抨击的，是刘少奇派出工作组这一做法。
顺着毛泽东《炮打司令部》这一思维，一种新的提法产生了：党内存在着“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
“两个司令部”的名称易定：“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
“两条路线”。呢？其中一条的名称，早已见诸于报刊，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么，与之对立的另一条路线，叫什么好呢？
这下子，使“中央文革”的秀才们颇费脑筋。按照对偶的规则，最初提出来的，自然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正好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应。
不过，“反革命”是有着专门的政治含义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一词，似乎火药味太浓了点，容易产生误解，即把执行这一路线的人都说成“反革命”。
王力思索良久，加上两个字，变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这么一来，固然区别于“反革命”，但是念起来十分拗口。林彪在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用过这样的提法：“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
反复揣摩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一文，关锋从其中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一句得到启示，提议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关锋等为林彪起草国庆讲话及《红旗》十三期社论，用上了“资产阶级巨动路线”这一名同，送毛泽东、林彪审阅，他们都画了圈。于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便响彻中国大陆……
坐在复兴岛上，手中拿着报纸，王洪文虽然并不明白“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的来历，但是他已有着“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如同大彻大悟一般，他说出了自己的“学习体会”：“过去，我反工作组，只是因为工作组要整我；现在，学习了林副主席讲话、《红旗》社论，我的觉悟大大提高了，我们要从路线斗争的高度，在厂里立即掀起一个批判工作组的高潮！”
一张大字报的底稿，在复兴岛上拟就了。
两天之后——十月七日，上海国棉十七厂里贴出王洪文等署名的长篇大字报，那标题颇有气派：《就目前形势谈看法》。
大字报指出：
“目前，我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的这种局面，曲折和阻力仍然来自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工作队某些人。……”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分化为两大派：一派保工作队，一派反工作队。
厂礼堂里响起洪亮的声音。辩论会在那里一次又一次举行。保有保的理由，反有反的依据。每一个上台的人在发言之前，都要念一通毛主席语录。辩论会有时成了“语录战”。令人百思莫解的是，双方都把“最高指示”作为信条……
就在大字报、大辩论乱哄哄之际，却不见王洪文的身影。
据说，王洪文病了，托人交来了“病假单”。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在定海路的小屋里，也不见他的踪迹。
王洪文到哪里去了？他在干什么？
十月十一日，王洪文出现在厂医务室，要求厂医再给他开几天病假。
“王洪文，你这几天到哪里去了？”一个工人当面质问王洪文。
“你是保卫科的？你管得着？”王洪文白了他一眼。
“你在装病！你在骗病假单！”那位工人大声嚷嚷。
“你是医生？你管得着？”王洪文霍地站了起来，双手叉腰，毫无生病的样子。
“我就是要管——你反对工作队！”
“工作队执行资反路线，就是要反！”
你一言，我一语，在医务室里展开了大辩论。
辩论声惊动了四周，一百多个工人涌进了医务室。王洪文被围在当中。
据王洪文回忆：“有人扯我的衣襟，我一还手，就打了起来王洪文不吃眼前亏，滑脚溜了。
第一次见到“红太阳”
王洪文“失踪”了。
入夜，仍不见王洪文回到定海路小屋。
王洪文的许多伙伴，也“失踪”了。
他们到哪里去了呢？
一直到两天之后——十月十三日清早，上海国棉十七厂厂内大道旁，贴出了大字报《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信》，人们才知道王洪文一伙的行踪。
《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信》是王洪文等十五人联名签署的。这封信的底稿，迄今仍可从档案材料中查到：
“亲爱的同志们，战友们：
我们抱着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必胜信念，暂时跟你们分别了。我们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身边——首都北京去了。……”
哦，一连串写了四个“誓死”，原来他们学着北京红卫兵的样子，去“大串连”了！
哦，王洪文请“病假”，原来是在准备去北京呢！
自从北京红卫兵来上海大串连以来，王洪文发觉，北京红卫兵的见解，大大“超前”于上海。他便暗暗下了决心，要到北京去串连，到“文革”的中心去“取经”。
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以来，各地红卫兵涌向北京。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向红卫兵们挥手致意。王洪文也盼望着亲眼见到“红太阳”。无奈，他不是红卫兵。红卫兵们已经“停课闹革命”，要走就走。他毕竟要去厂里上班。不上班，就要被扣工资……
他用十分羡慕的目光，送走了廖祖康。作为厂里技校的学生，廖祖康佩着红卫兵袖章，到北京串连去了。
十月十日，廖祖康带着一肚子的“北京消息”回来了。他说：“北京住满了前来串连的红卫兵，还有机关干部、工人……”
“工人也能去？”
“他们是上北京告状的！中央办公厅、国务院都设立了接待站，专门接待上京告状的机关干部、工人。”
“北京消息”使王洪文下定了去北京的决心。第二天——十月十一日，他就到医务室开病假单。厂医知道他这个保卫科的干部是不好惹的，总是能够按照他的需要给他开病假单。前几天他开病假单，为的是想集中精力写批判工作队的大字报。
这一回，他是为了去北京而请“病假”，万万没想到，他在医务室一露面，竟意起了那场意外的风波。
当天晚上，王洪文秘密地来到唐文兰家中。
那是王洪文难忘的夜晚：他的十几个伙伴，先后悄然来到那里。王洪文提出的三项建议，都顺利地得到通过。他曾说过，这三项建议，都是“历史性”的。
哪三项建议呢？
头一条，王洪文以为，造反派必须建立自己的组织，才有力量。
这一建议当即得到热烈的响应，伙伴们公推王洪文为头头，唐文兰为副手。王洪文为自己的组织，取了一个长达十九个字的名字——“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斗队”。
如此冗长的名字，表明王洪文实在“略输文采”。当这个名字在大字报上出现之后，群众不得不简称为“誓死队”，变得不伦不类。
第二条，王洪文提议赴京上告，告厂党委的状，告工作队的状。当即有十四个人表示愿与王洪文同上北京。
第三条，以“誓死队”的名义，写一封《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这一建议，当然全体通过。
于是，王洪文口授，唐文兰笔录，当场写成这封信。大抵因为王洪文格外喜欢“誓死”的缘故，那封信一开头就来了四个“誓死”！
翌日——十月十二日，下午三时，王洪文出现在上海一条闹中取静的小马路东新民路，走到一一五号，那里是泰山电影院。他的“誓死队”的十四名队员，也从不同的路途到达那里。
到齐之后，他们又分散开来，步行前往就在附近的上海北站，踏上了那拥挤不堪、满载着红卫兵的列车，前往北京……
当留厂的“誓死队”队员们贴出那封《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王洪文乘坐的火车已经行进在长江以北了。
十月十四日凌晨，在极度的困乏与极度的兴奋交织的心情之中，王洪文一行十五人，终于随着红卫兵洪流，涌出北京站。
北京，拥挤不堪。到处是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的红卫兵。北京站的长椅上，歪着、躺着的，都是红卫兵。
到处是毛泽东的画像和毛泽东的语录。高楼上，围墙上，公共汽车车身上，都刷着“最高指示”。就连自行车的龙头上，也挂着一块块“语录牌”。
上车已不必买车票。因为红卫兵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就连住学校宿舍、住招待所，也不花钱。王洪文一行，当然向红卫兵“学习”。
下车之后，他们直奔国务院接待站。那里简直成了“旅店介绍所”。一听说是“来京告状”，工作人员便给王洪文开了一张条子。于是，王洪文一行住进了北海公园附近的北京商业招待所。王洪文住在西楼二二二室。自然，住宿是不花钱的——“干革命”嘛！
在北京的那些日子，王洪文带着他的“誓死队”，简直马不停蹄。
象朝圣似的，王洪文一伙前往北京大学“取经”。那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地。他渴求一见仰慕已久的聂元梓。她是他当时心目中的英雄。他的第一张大字报硬要凑齐七人签名，便是出于对聂元梓的效仿。不过，这时候的聂元梓，已是北京名声鼎沸的“造反英雄”，而他，仅仅是上海的一支小小的“誓死队”的头头，够不上聂元梓接见的资格！不过，北京大学校园里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那雪花一样飘舞的传单，毕竟使王洪文一行大开眼界。
出了北大，来到清华。密密麻麻的大字报，使他们目不暇接。
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也留下了王洪文串连的脚印。他向那里的造反派认真“取经”，因为比起北大和清华来，那里的经验更加适用于上海国棉十七厂。
国务院接待站留下了王洪文一行三次上访的记录。接待他们的，是那里的工作人员朱贵玉。他们反映了上海国棉十七厂党委的“严重问题”，反映了那里的工作队如何“镇压群众运动”
对于王洪文来说，北京之行最为难忘的日子是十月十八日，他平生头一回亲眼见到了毛泽东！
十月十八日，这是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一大早，王洪文就挤进红卫兵的行列，久久盼望着“幸福时刻”的到来。
当时的报道，记录了十月十八日那如痴如狂的场面：
今天，首都碧空万里，灿烂的阳光普照全城。当太阳从东方地平线上喷出万道霞光的时候，英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