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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短篇小说和散文集-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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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了两辆公共汽车,到家了。一进门,妈妈叫了声:“阿信。”便低下头抹眼泪。三个儿子不知怎么安慰她,心中空有千种温情,无奈于不会表达,也不好意思表达。只是看着她,轮流地说:“这有啥哭头?这有啥哭头?”倒是嫂嫂有办法,把妈妈劝止了泪。 
  “吃饭,吃饭。”大家轻松了,互相招呼着。饭桌临时从妈妈住的六平方米小间搬到了哥哥嫂嫂的大房间。陈信环视了一下房间,见这间以前他们三兄弟合住的屋子变了许多。墙上贴着淡绿的贴墙布,装饰着壁灯、油画。新添的一套家具十分漂亮,式样完全根据房间的大小长短样式做的,颜色也很别致。 
  “这叫什么颜色?”陈信问。 
  弟弟内行地回答:“咸菜色。现在很兴的。” 
  囡囡把个凳子搬到五斗橱跟前,爬上去,熟练地按了一下录音机的键子,屋子里立刻充满了节奏强烈的乐曲,把人的情绪一下子激起来了。 
  “生活得不错!”陈信兴奋地说。 
  大哥抱歉似地笑着,半天才答非所问地说:“好了,你总算回来了。” 
  嫂嫂端了菜进来,笑着说:“回来了,该找对象结婚了。” 
  “嗨,我这么把年纪,长得又丑,谁要我?”陈信说。 
  大家都笑了。 
  桌子上已经满满地摆了十几样菜:肉丁花生,酱排骨,鲫鱼汤……大家都往陈信跟前夹菜,连囡囡也夹,陈信碟子里的菜堆成了一座山,大家还是接连不断地夹菜,似乎为了补偿老二在外十年的艰辛。尤其是大哥,几乎把那碗阿信最爱吃的炒鳝丝扣在他盘子里。他虽然要比陈信大三岁,可从来都受着弟弟的保护。他长得又高又细,小时候,外号叫“长豇谷”。功课虽则很好,室外反映却很慢。玩起来十分笨拙。跳长绳,绳到他脚下必定绊住;官兵捉强盗,有他的那方必定要输。因此,伙伴们都不要他一起玩。阿信就不答应了,他说:“哥哥要不来,我也不来。我不来就要和你们捣蛋,干脆大家不来。”他是说得出做得出的。大家一则怕他捣蛋,他捣起来可是了不得的;二则,少了他这样个挺会玩挺会闹的角色,也确有点可惜,于是就妥协了。后来,哥哥眼睛近视了,配了副眼镜,样子更象老夫子,外号便叫作“书头”。不知因为什么,陈信认为这个外号要比“长豇谷”更具有羞辱性。所以他一旦听人叫,立即就在那人后脑勺上敲个“毛栗子”。慢慢地,人们便不敢叫了。再后来,到了“文化革命”,初中六七届的他和高中六七届的哥哥,同时面临分配。政策很明确,翻成老百姓的话便更简洁了——两丁抽一。愁坏了妈妈,妈妈流着眼泪直说:“手心手背,唉,这手心手背……”陈信看不下去了,说:“我去插队。哥哥老实,出去要吃亏的。让哥哥留上海,我去!”他去了,哥哥送他。傻呼呼地站在送行的人群外边,一句话也不说,眼睛也不敢看他。当火车开动的时候,他却挤上前,抓住陈信的手,跟着火车跑。火车把他的手拉开了,他还跟着火车跑,跑…… 
  现在,他终于回来了。彼此都有一肚子的感慨。可陈家兄弟是很不善于表达感情的,所有的情感都表现在具体的行动上。吃过饭,哥哥立即泡来了茶,嫂嫂去天井里的“违章建筑”为他整理床铺,弟弟到浴室帮他排队……当他酒足饭饱,洗了个热水澡,躺在“违章建筑”那张同弟弟合睡的大床上时,他感到舒适得象醉了。干净暧和的被子发出一种好闻的气息,床头写字台上开着台灯,橙色的灯光柔和地照亮着这间简陋的小屋,枕边有一迭期刊,不知是谁放的,反正家里人都知道陈信睡觉要靠小说催眠的,并且都记得。哦,家,这就是家。他,漂流十年终于到家了。他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安心,没有看书便合上眼睛,睡着了。黄昏时,他醒了一下,不知是谁进来把台灯关了,他在黑暗中睁了睁眼睛,心想:“我回来了。”然后又闭上眼睛,沉沉地、安心地睡去了。 
  一早就出门,去劳动局办了手续,弟弟陪他一起去。汽车站旁边有一块三角形的空地,如今摆满了裁剪摊子和缝纫机。一个脖子上挂着皮尺的小伙子向他们迎来,说:“要裁衣服吗?”他们摇摇头,他便让开了。陈信好奇地回头看看他,见小伙子穿得衣帽整齐,上身瓦尔特服,下身喇叭裤,象是一个活的模特儿在招徐顾客。弟弟拉拉他:“车来了。这都是待业青年,上海这种人可多了。”陈信怔了一下,看看弟弟,弟弟已经挤进上车的人群里,拥在刚停靠的汽车门口,正回头叫他:“二哥,快来!” 
  “等下一部吧。”陈信望着满腾腾的车厢和站上拥挤的人,犹豫着说。 
  “越往后越挤,上吧!”弟弟的声音象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挤吧,力气他是有的。他扒开人,使劲往里钻,好容易抓住了车门的栏杆,踏上了踏板。他又抖擞了一下,重新振起,象纵深进军,终于在一片哇哇乱叫声中挤到了窗口座位旁边,抓住了扶把。然而他感到十分不舒服,怎么站都站不好,一会儿碰前边人的头,一会儿碰后边人的腰。左右前后都得不到个合适位置。周围的乘客纷纷埋怨起来: 
  “你这人怎么站的。” 
  “象排门板一样。” 
  “外地人挤车子真是笨!” 
  “谁是外地人?”弟弟挤了过来,他十分愤怒,眼看着要和人家吵起来了。陈信赶紧拉住他:“算了算了,挤成这样子还吵什么。” 
  弟弟轻声说:“二哥,你这样:朝这边侧着身子。哎,对了对了,左手拉把手,这样就好了,是吧?” 
  确实好了许多,陈信吁了一口气,总算找到了个安定的位置。虽然还是挤,胸口紧贴着一个背,背上又紧贴着一个胸脯。但究竟能站稳脚了。他扭头看看,见人们象是有个默契,全都向左侧着身子,一个紧挨一个。这种排列方法确实足以使车厢容纳量达到最大限度。他想起那个他曾生活过的偏僻小城,人们挤汽车都是拚着命横挤,一无科学的考虑,搞得拥挤不堪,紧张不堪,而实际上,汽车里的人却并不多。上海人是十分善于在狭小的空间内生活的。 
  “下一站西藏中路,下车的同志请准备。”扩音机里传出售票员的报站声,她用普通话和上海话各报了一遍。这些售票员姑娘的神情就象皇后一样,又高傲又冷淡,好在有严格的工作制度,客观上还是给予了乘客们一定的方便。他又想起那地方的汽车和售票员。汽车就象是从轰炸区开来的,满是灰尘和伤疤,常常不等关门便开跑了。售票员既没有为人民服务的热情,也没有工作制度,不报站名,还经常把车门夹住乘客的后边衣服。到底是上海,一切都是井井有条,在这样的环境里,由不得也要认真起来。 
  下了车,弟弟带他穿过一条街,这街上是个热闹的自由市场,有菜、鱼、鸡、鸭;有羊毛衫、拖鞋、皮包、发夹;有生风炉炸油墩子的,卖小馄饨的;还有卖纸扎的灯笼,泥做的娃娃,竖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民间玩具。陈信忍不住笑了,他没想到,大上海也会有这样的“集”。这集市,同前面繁华的现代的南京路相映成趣。 
  弟弟说:“现在上海这种地方可多了,政府还鼓励待业青年自找出路呢!” 
  一提到待业青年,陈信的眉头不由皱了一下。他停了一会儿问道:“阿三,今年你怎么搞的?又没考上学校。” 
  弟弟低下了头:“我也不知怎么搞的,我读书好象很笨。” 
  “明年你还准备考吧?” 
  弟弟不说话,沉默了半天嗫嚅了一句:“大概也还考不上。” 
  “你这么没信心就行了吗?”陈信有点生气。 
  弟弟厚道地笑笑:“我读书怎么也读不进,我不是读书的料呀!” 
  “我和大哥想读书没有读,你有得读却不读。你是我们家唯一可以上大学的,却不争气。” 
  弟弟不响。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弟弟又笑笑,还是不响。这时,突然听身后有人叫:“陈信。” 
  回头一看,见是一个三十几岁的年轻女人,手里牵着一个很白很好看的男孩子。她烫着长波浪,穿着很时新。陈信一时上想不起是谁了。 
  “不认识了?我就老成这样了吗?” 
  “哦,是你,袁小昕!真认不出了,但不是因为老,而是因为漂亮了。”陈信笑了起来。 
  袁小昕也笑了:“真该死!一个集体户共事两年,居然会认不出来。我看你是忘本了。” 
  “不,我是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你不是第一批招工走的吗?现在还在淮北煤矿?” 
  “不,去年调回来了。” 
  “怎么回来的?” 
  “一言难尽。你呢?” 
  “我也调回来了,昨天刚到。” 
  “哦。”她的口气很平静,“张新虎、方芳也都调回来了。” 
  陈信兴奋地说:“太好了!我们一个集体户回来了一大半,什么时候找个时间聚聚。唉,总算熬出头了。” 
  她没说话,只是淡淡一笑,眼角堆起了薄薄的一迭皱纹。 
  “舅舅,”忽然那孩子对着陈信发言了,“你头上有白头发,和外公一样的。” 
  陈信笑了,弯下腰握住孩子的手:“儿子?”他问袁小昕。 
  “是我妹妹的。”她脸红了,赶忙解释,“我还没结婚呢。要结了婚,哪能回来。” 
  “啊!”陈信不由有点吃惊,他知道袁小昕是同大哥一届的,有三十三、四岁了吧,“回来了,怎么还不抓紧解决?” 
  “怎么说呢,这种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陈信沉默了。 
  她抚摸着孩子毛茸茸的脑袋,轻声说:“有时候,我觉得为了回上海,付出的代价有点不合算了。” 
  “不要这么说,能回来终究是好的。”陈信安慰她。 
  “大阿姨,电影要迟到了。”孩子大声提醒道。 
  “噢,我们走了。”她抬起头对着陈信笑了,“对不起,扫了你的兴。你和我不一样,你是男的,又年轻,来日方长……会幸福的。” 
  陈信望着她的背影在人群中消失,心情不由有点沉重。 
  “真是死蟹一只。”耳边忽然响起一个声音,是弟弟在说。 
  “什么死蟹一只?”他诧异地回头问。 
  “三十几岁还没有朋友,死蟹一只,僵掉了。”弟弟解释着。 
  “袁小昕并不是找不到,她是有想法的,你没听她说,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你懂吧?” 
  不知弟弟是懂了还是没有懂,他不以为然地一笑:“反正是个老大难,三十几岁不结婚的男人哪儿有?要么是有缺陷或者条件极差的,要么就是条件极好,要求极高,这种人又是喜欢找年轻漂亮的。现在二十几岁的小姑娘都接上班了,多的是。” 
  陈信想说,还会有一种情况,是一直没寻找到爱情的。可又一想,这话和阿三说,他未必理解。这一批小青年和他他这一代似乎大大两样了。他斜眼瞅瞅弟弟:“你可真内行。” 
  弟弟自负地笑了,这小家伙,连哥哥话里的刺儿都听不出来。陈信又有点不过意,便和缓了口气说:“你现在每天的时间是怎样安排的呢?” 
  “也没什么事情,反正就是看看电视,听听半导体,困困觉。” 
  “你到底有什么打算呢?”陈信又提出了这个问题。 
  弟弟不响,一直走到劳动局大楼下,上了台阶,他才说:“我蛮想工作的。” 
  陈信站住了脚,弟弟走了几级台阶回过头来说:“走呀!”弟弟的眼睛是坦然而诚恳的,陈信却避开了他的眼睛。 
  上班了。妈妈的工厂很远,路上需要转三辆汽车,花一小时另二十分钟。厂里分配他开车床,这是他从来没接触过的,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他戏称自己是三十岁学生意的老学徒。其实,难的倒并不是车床技术,而是要习惯和适应新的生活、新的节奏。这里的节奏是快速的——下了第一辆汽车,必须跑步到第二个车站,正好赶上车到站;下了第二辆,又是跑步到第三个站……这一环扣着一环,脱掉一环也不行。要想抽支烟,或者思想开个小差,都是不允许的。三班倒的工作制也是他难以习惯的。一周夜班欠下的觉,下两个星期也还不掉,于是,他老感到睡不够。两个月下来,他的脸盘已瘦了一圈。不过,人家都说瘦了好,好看了。在外地的那种胖是虚胖、海胖,吃面粉发的,并非健康的象征。 
  不管怎么样,他总是回上海了,他心满意足。然而,满足之余,有时他却又会感到心里空落落的,象是少了什么。十年中,他那无穷无尽的思念,现在是没有了。这思念叫人好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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