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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就这样，你在这些巢穴间的沟壑里走来走去，等待着传奇忽然间开头，不知觉
中，走入了青春期。
由于是这样错踪不可遁迹的街道与房屋，邂逅和失之交臂以同样的概率发生，
我就老是觉着，在这水泥硬壳子里面，神秘地隐匿着既定的路线，它最终决定了谁
与谁走在一起。现在，新型的建筑和道路改造已经拆散了这个街区，这城市的格式
已与我们的经验背离。有一日，我无意间闯入一条旧弄，它夹在摩天楼玻璃幕墙的
夹缝里，只剩残余的一截。我茫然四顾，不知身在何处，只得向迎面走来的老者问
路。那老者正在沉思默想中，被我陡地一唤，惊起道：魂灵吓出哉！口音里带了些
周遭地区的乡俚，是这城市的正传，将“魂”发出“活”的音。我也被他惊起了，
弄内的杂音以及气味贴地而起，向我围拢过来，忽然间热泪盈眶，那隐匿在地表深
处的路线在炎炎烈日中闪烁了一下，复又埋藏进圮颓的院墙屋檐底下。那些附在具
体物件上的经验的记认在一瞬间来招领我了，而紧接着，又一撒手，放弃了我。
少年时离家，是在城市边缘的货车站登车出发。没有站台，枕木以及枕木下的
碎石地基裸露出来，远近处蜿蜒着黑色的铁轨，天地变得高远空阔。送行的人站在
车轮下，与车窗里的人需伸极了身体手臂，方可道握。这城市忽就变得粗犷剽悍，
它陡然跳出窠臼，改变了形态。随了列车驶去，这城市逐渐呈现出它的全貌。我们
所存于的局部，在它的深处，腹地的位置，完全可能与全局无碍。我睁开眼睛就看
见的这个城市，其实就只是一个长满狗尾巴草和车前子的小院子。它小极了，也荒
凉极了，可我却觉着它又大又繁荣。人家院里的夹竹桃伸过花枝来，人家院里的青
枇杷落过来，是我的花期和收获季。在它贫瘠单薄的泥土里，也还滋长着西瓜虫、
蚯蚓之类的生物。四壁围拢的空间里，也有人类的活动，那就是我，生长着，一直
长到某一日，忽然发现它已经成为虚墟。
我写《小鲍庄》
——复何志云
何志云：
好！信收到，非常高兴。这多年来，创作时而起，时而伏，朋友们关注的目光
却从没离开过。有了这些诚挚的注视，即使在作最寂寞的探索，也不感多么孤独了。
谢谢。
我写《小鲍庄》，似乎是极偶然的一件事，《小鲍庄》最终写成了这样，似乎
也是没想到的，而发表之后，面对了这么些赞誉，便有些惶惑起来。静下心回想写
作的过程，什么也想不起来了似的，其实当时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动机和想法，只是
写了就写了，平凡得很。所以，我忽然发现，“力作”往往是最“不力”之作。真
正费了功夫下了劲的，倒往往与“力作”相去甚远。至少对我是这样。
那年夏天，我去了江淮流域的一个村庄，那是与我十五年前插队的地方极近的，
除了口音和农田作物稍有区别。一下子勾起了许多。在我离开插队的地方以后，就
再没回去过，人也没回去，信也没回去。许是插队时太小了，或是太娇了，那艰苦，
那孤寂，尤其是那想家，真是逼得人走投无路。虽说才只两年半，其中有半年以上
还是在家里的，可感觉却是十年、二十年。因此我无法象很多人那样，怀着亲切的
眷恋去写插队生活，把农村写成伊甸园。但时间究竟在抹淡着强烈的色彩，因而纠
正了偏执，也因为成熟了，稍通人世，不敢说透彻，也明了了许多；还因为毕竟身
不在其中了，再不必加入那生存的争斗，有了安全感；或许也还因为去了美国数月，
有了绝然不同的生活作为参照。总之，静静地、安全地看那不甚陌生又不甚熟悉的
地方，忽而看懂了许多。脑海中早已淡去的另一个庄子，忽然突现了起来，连那掩
在秫秫叶后面的动作都看清了，连那农民口中粗俗的却象禅机一样叵测的隐语也听
懂了。
回来之后，首先写的并不是《小鲍庄》，而是《大刘庄》。《大刘庄》的写成
比之《小鲍庄》，其实更花了力气；想的很多，想要表达的也很多，倒确是苦心经
营了一番。之后，又多了一个中篇《历险黄龙洞》和几个短篇《话说老秉》等等，
一直到了秋末，我才坐定开始写《小鲍庄》。为什么到这时才写，也说不清楚，只
是隐隐地有一种感觉：似乎可以写，有一个什么东西已经成形了，已经有了。究竟
有了的是什么，却又不甚明了，开始我叫它作“金岗嘴”，一直到草稿完成，抄上
稿纸的时候，我才改叫它为“小鲍庄”。“金岗嘴”和“小鲍庄”，都是与我所插
队的大刘庄邻近的两个庄子。就是这样，好象它自己长成了，我必须写了，我只需
写了。于是就写了，写得不苦，十分顺利，一个星期初稿，第二个星期，便完了。
我写了那一个夏天里听来的一个洪水过去以后的故事，这故事里有许多人，每
一个人又各有一个故事。一个大的故事牵起了许多小的故事；许多小的故事，又完
成着一个大的故事。我想讲一个不是我讲的故事。就是说，这个故事不是我的眼睛
里看到的，它不是任何人眼睛里看到的，它仅仅是发生了。发生在哪里，也许谁都
看见了，也许谁都没看见。我很抱歉我说得这么乱七八糟。总之，好象是从《大刘
庄》或许更早开始的，我努力地要摆脱一个东西，一个自己的视点。这样做下去，
会有两个结果，乐观的话，那么最终会获得一个宏大得多的，而又更为“自我”的
观点；可是，也许，事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会有结果，全是徒劳，因为一个人是
永远不可能离开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的。不通过自己的眼睛，却又要看到什么，是
那么的不可能，就好象要拔着自己的头发住上飞一样的不可能。可我无法不这样做，
好象小说写到了这步田地，只有这样做下去了。我不知道《小鲍庄》里是不是有点
这个意思，但是《小鲍庄》比《大刘庄》好，这点大约是肯定的了。《小鲍庄》写
好之后，有一种奇怪的满足感，而《大刘庄》写完了则总有点惶惶的，好象少了点
遗漏了点什么，却又不知遗漏的是什么，无处去找。我的感觉还不曾欺骗过我，所
以我相信，《小鲍庄》不错。
但我写到这里，忽发觉，《小鲍庄》写作的开始，似乎不应只从秋末那个在书
桌前坐定的早晨开始，应该从《大刘庄》算起，或者更早。如是这么样算起，那么
《小鲍庄》的写成便不是那么轻松也并不是偶然的事情；所谓“力作”，大约也确
是“力作”；而从某一点上来说，创作的延续本就是：一稿，二稿，三稿。
然而，《小鲍庄》究竟是受过许多的赞誉，我感到了压迫。上海作协召开的
《小鲍庄》讨论会上，有人说：《小鲍庄》对你自己，也是一个挑战！于是便有些
说不出话，默默地想着今后，不知道前边等着的是什么。
不多说了，就这些！
安忆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上海
（原载《光明日报》1985年8月15日）
附录
回到文学
——读王安忆的《心灵世界》
作者： 戴燕
小说家王安忆在复旦大学开了一学期课，讲“小说到底是什么”，这一学期课
的讲稿现在变成一册书，书名取做《心灵世界》。前年，我在《上海文学》等杂志
上偶然读到这本书的部分章节，那时候它们便引起我的注意，我有些好奇，作为一
个小说家，她怎样在课堂上讲小说？
之所以有这个兴趣，是因为长久以来，从事文学这一职业的，基本上分成了两
摊子人，一摊子专管写，俗话叫创作，一摊子专管评，又号称研究，而在大学里，
由于有“不为培养诗人小说家，只为培养文学研究者”的明确口号，不用说，更是
加深了研究者与创作者之间的隔膜。今日大学的讲坛，已经很少有具备创作经验的
教师了，而按照现有的教科书和教学方式，说得严重一点，文学在我们的课堂上正
在日益失去它的文学性——或者抽象为高深莫测然而枯燥教条的理论，或者沦落为
适于记诵然而形同衣冠的知识。无论中外，无论古今，无论什么样的作品，课堂上
听到的，似乎永远都是那一套以不变应万变的老话，那几刀不见肉也不见血的标准
化切割，那几条颠扑不破不说也罢的规律，和那几句不痛不痒顶多隔靴搔痒的官话。
板起面孔教训的，虚情假意敷衍的，洋洋洒洒一大篇看到底却没有一句着实的，想
方设法取悦于人而出语低俗格调卑下的，不但在课堂上，就是在专门的文学评论、
文学研究的文章里，甚至在以文学鉴赏为名目的出版物中，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
我们好像越来越丧失了阅读文学的能力，在那些活泼生动、变化万端的文学作品面
前，我们好像感觉迟钝而又心力衰竭，苍白单调的理论和千篇一律的说辞，麻木了
我们柔软和富于弹性的文学触觉，更可畏惧的，是在某一种绝对理性的支配下，我
们不知不觉地站到文学的对面。
说到底，我自己也是在这样的语境里边，养成了所谓文学研究的习惯，并且日
复一日不由得不跟着惯性走的，这自然使我对王安忆的讲稿抱了一种期望。恰好被
王安忆选中的小说，都是比较为人熟知特别是为我这一代人熟知的，像《心灵史》，
像《复活》，像《呼啸山庄》和《百年孤独》等，这给阅读带来了很多方便，事实
上也正由于对这些小说的熟悉，使我很快意识到作为小说家的王安忆，到底是有点
不同凡响。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并不从通行的文学概念入手，也不遵照早被人视
之为当然的分析逻辑，她是先用自己个人化的感觉，触及将要进入分析视野的小说，
只在自己的感性光照之下，沿着那些小说的肌里，耐心地将它们剥笋般地剥开来，
一层层剥到芯芯里边，当然，她那支特别擅长写故事写人物写场面，总能曲尽其妙
的小说家的笔，也恰到好处地帮助了她的感性的延伸，往往是那些被分析的小说，
在她的解说过程中，又还原成为一个小说，借用她在讲稿里解释现实世界与小说世
界的关系，最喜欢打的一个比方，便可以说是当她把人家小说的房子拆成砖，顺手
就再砌了一座小说的房子。以这样的方式教学——虽然我不知道王安忆实际上是不
是这样讲、讲课的效果又如何——等于是把小说原汁原味地送给了学生，我想，它
的好处至少是不会让学生读小说读到最后，只拣到思想纲要或索隐系年一般的硬骨
头。
王安忆也许还不能满足我们文学课堂上所有的需要，但这不妨碍她给我们以聪
明的启示，现在，当我看到这些讲稿的全部，又进一步了解到原先所感觉到的王安
忆的那种独特的感性，其实也是有她自己的理性为根基的。她在第一讲中就告诉我
们，文学绝不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反应或翻版，文学是一种独立的存在，这是
她的很强的一个理念，整整十三讲，每一讲都是在强调亦可以说是在精心地围绕着
这一点。她说，小说是描述心灵世界的，这才是文学的本质，我相信，她这样规定
文学的本质，这样强调小说的脱现实性，是有她的道理的，因为有道理，也不怕轮
到别人的时候，再给文学下出一个别的定义来。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我以为王安忆
特别看重的是，第一，她要尽可能瓦解文学是意识形态工具的观念，第二，她要瓦
解小说的集体话语意识，这就是她的道理所在，是这十三篇讲稿的核心，而我也以
为恰是在今天，她的这一想法真正地切中了要害。
所以，我特别赞同她在第一讲里所做的，在给小说以明确的定义之前，从“小
说不是什么”讲起。我有一种感觉，对应于现在的文学教学和文学评论及研究状况，
把小说定义为什么，或者说把文学定义为什么，也许还不是那么迫切需要做的事，
就像沈约当年以八病的形式，从反面对诗歌加以声律上的限制一样，它的相对的宽
松程度和包容性，对于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