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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沈约当年以八病的形式，从反面对诗歌加以声律上的限制一样，它的相对的宽
松程度和包容性，对于诗歌本身来说，比之后来严格的唐律，未必就不好。肯定固
然重要，可是否定却更能够促人反思，尤其当文学已经非常地意识形态化、非常地
体制化的时候，以一种瓦解的姿态，首先令文学重新回到文学的位置，令人们对于
文学的感性得以恢复，得以自然蓬勃地生长，大概正是必须要经过的步骤。
（王安忆《心灵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 9 9 7 年版。）
附录
生活经验与审美意识的蝉蜕
——《小鲍庄》读后致王安忆
何志云
安忆：
你好。读罢《小鲍庄》（《中国作家》1985年第二期，编者注），我感到由衷
的欣喜。
也许你注意到了，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把你的《庸常之辈》说成是“一支委婉可
人的雅歌”。其实我是把它作为你的创作一以贯之的特色的。你从“雯雯”（《雨，
沙沙沙》）的世界走进“欧阳端丽”（《流逝》）的天地，这些年来，那视野是大
见开阔，体验也渐趋深沉，只是眼光始终依旧——诚挚，温柔，充满着对人生的理
解与同情。也许这种眼神和心态，正好契合也更能发挥你在个性素质上的优势？也
许这恰巧就是你的作品能为众多读者欢迎的原因？但同时我又想，假若从另一方面
看，这可能又构成了对你的限制。一方面，这种“雅歌”式的态度，在纷繁驳杂的
生活面前，常常不免显得有些简单；另一方面，从创作总体考察，又反映了你对生
活的审美方式上的单一。人们可能会不满足，因为世界还可以而且应该有另外的视
角，呈现出别样的面貌、形态与色彩。更重要的是，世界归根结蒂是丰富而统一的，
赤橙黄绿青蓝紫，色色都有；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
现在你以《小鲍庄》叫我们瞠目。在《小鲍庄》里，你仿佛一下子变了，变得
让大家不复认识，就象蛹儿在一个清晨蝉蜕为蝴蝶，没有思想准备的人看到了就要
大吃一惊。虽然这一变化蓄积于往日（比如《舞台小世界》就已见端倪），并有赖
于一定契机的触发，但毕竟是在《小鲍庄》里，你完成并显现了这样的蝉蜕。
在《小鲍庄》里，人们熟识的带有鲜明“王记”印迹的眼光和心态彻底褪隐了，
代之而来的是对小鲍庄世态生相的不动声色的描摹。你牵引着读者，走进这个小小
的村子，走进生于斯长于斯还将终于斯的五、六个家庭，结识这十好几口人。他们
种地、打粮，生儿、育女；有人疯了，有人死去，不疯不死的人依旧过自己的日子；
他们时而皱眉，时而叹气，时而也开怀；时而吵架，时而相爱，时而还做梦；老的
小的，男的女的，的的确确一批芸芸众生，所有的欲望、感受、情绪、心理看来都
那么平凡而卑微。
但是真实而丰富的人生，就在这里潜藏着迸涌着，压迫着读者的神经。你描摹
着这一切，并不试图去过滤什么，提纯什么，结构、剪裁和各种技巧的运用，目的
全在于传达人生的真实与丰富。因此，在小鲍庄的这幅世态生相图里，愚昧与人情
相交，凄婉与温暖并杂，卑微与崇高消长，沉重与欢欣互缠，相生相克，相辅相成，
彼此间难解难分地纽结在一起，糅杂在一起，人生于是便满溢着深厚浓重的情味。
就连你的态度似乎也不好清理，有时明明觉得你要笑了，冷不防发现你似笑非笑地
皱着眉；有时感到你眼看要怒不可遏起来，猛然又觉察到你其实还隐藏着崇敬。加
上你又有意不时荡开几笔，或写小冯庄与小鲍庄偶而的交叉（通过拾来），或写小
鲍庄数千里外的北京、上海的对映，或写远古时或不那么远古时的传说，更有货郎
的拔郎鼓敲着，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的戏文唱着，这都使得这块贫瘠土地上上演的
人生活剧，置身于更加广阔的时空舞台上，从而更显现出人生世相的斑杂诡谲。这
又逼迫读者不时试图挣脱小说具象的压迫，去作某种超越时空的思索。
就是这样，在《小鲍庄》里，你第一次显现了在人生经验与审美意识上的复杂
化趋向，从而显示出一种全面把握和驾驭生活的能力。这种趋向，一方面体现为你
对生活的审美感受有了综合性的趋势，另一方面体现为你对生活的探究有了历史性
社会性的眼光。你已经不再把自己完全沉浸在笔下的生活与人物之中了；你也不再
听凭自己的情感去重新拼合和创造生活：在你的眼睛里，即使平凡卑微如小鲍庄里
的生活，也不再具有简单明了可以一语破的般的性质；对生活的某一面，某一个故
事或人物，你也不再怀着确信去加以解释，无论你多么理解、多么同情这一切。于
是你耸身一跃到了这样一个高度：你干脆不去理会这些，从容而冷静地来俯瞰小鲍
庄，在对小鲍庄生活的综合感受和宏观观照中浓缩生活。正是这种浓缩了的生活，
把宽阔的想象与思索的空间留给了大家。
我认为，作家在生活经验与审美意识上的趋于复杂，是小说发展过程中的历史
性标志，也是现代小说区别于传统小说的最显著的特点。当然毫无疑问也是现代小
说家走向成熟的台阶。这种复杂化趋向可以体现为各种形态，但趋向本身则是中外
一律地澎湃着。小说要表现人生的历史，传达人对人生的体验、认识和追求，自然
允许有各种特定的角度和渠道，但复杂些总比简单化要更接近真实。何况，无论人
生还是人，现代比之从前本来就复杂多了。
生活经验与审美意识上的这一突变，连带引起了《小鲍庄》在创作形式与手法
上的变异。他在叙事体态上果断地以结构方式代替了情节方式。单一的故事和情节
线索，固定的叙述角度，都只会限制和妨碍你去传达繁复的感受和认识，于是你把
小鲍庄分解为若干个面，若干个面包容着若干个人物，带出若干个故事，它们错综
交织，齐头并进。这种块块式的拼合和交错，在共同的时态中集团向前迈进，就使
你笔下的生活具有一种立体化状态和综合性情势，于是也就更能体现那种俯瞰式的
观照意味。《小鲍庄》形式选择适应自己的内容的艺术方面的成果也不容轻觑。
《小鲍庄》的毛病恐怕在开头的两段“引子”。尽管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拓深了
作品的内涵，而且还交代了环境和背景，和末尾的两段“尾声”遥相映衬，但读后
总使人觉得不够简截豁目。不知道这是否反映了你的某种犹豫，由于害怕读者不理
解你的用心，干脆加上两段多少点一点？
你写了好几年的小说，成绩斐然，我一直为你感到高兴。但高兴到不可自抑的
地步来给你写信，还是第一次。“蝉蜕”啦，“毛病”啦，也许会让你和别的朋友
不以为然，那就容我姑妄言之，你们也姑妄听之吧。
此致
敬礼！
何志云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八日于北京东郊
（原载《光明日报》1985年8月15日）
附录
王安忆要说的其实是上海
高芾
王安忆《飞向布宜诺斯艾利斯》是早闻其名了，不料现在看到的却是《妹头》。
说是新作，其实倒是似曾相识。王安忆就是这点好，像她所喜欢的张爱玲说苏青的
话：“最好的时候能够做到一种‘天涯若比邻’的广大亲切，唤醒了古往今来无所
不在的……回忆，个个人都熟悉，而容易忽略的。”
张爱玲还说苏青“实在是伟大的”。这话用在王安忆身上，其实还是不会错得
太多去的。王安忆的伟大在于她对上海顽强的书写。她紧紧地抓住上海，这个或许
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具魅力的城市，竭力要变成它的记录人和传言者。王安忆笔下的
上海，或者说，王安忆想象中的上海是成格式的，有着固定的象征物和表现形态。
比如说：淮海路上的女孩。
妹头，又是一个“淮海路上的女孩”。《长恨歌》里的王琦瑶也是淮海路上的
女孩。那本书里，王安忆是把王琦瑶当成是上海的城市精神的象征，而妹头显然承
受不了这样沉重的使命。王琦瑶是个美人，妹头不过是薄有姿色。王琦瑶的聪明过
人、雅致周到，到了妹头这里只剩下点世俗生活的精明。样样打了折扣，连书的厚
度都只剩下了小半，但我们仍然不妨将《妹头》看作是《长恨歌》的某种延续，是
王安忆“上海往事”系列中的一部。
王安忆的特长是写琐碎生活，《长恨歌》还有惊世骇俗的一面，毕竟王琦瑶当
过“上海小姐”，不是凡人。妹头从名字开始就是个生活化的典型，整个故事又是
司空见惯的青梅竹马加别恋离婚。这一次王安忆是过足了一把瘾。从前遮遮掩掩的
琐碎生活总还借一点传奇的幻丽来点染润色。如今的王安忆放开了手脚，大大方方
地写弄堂里的无是无非。
可这么一放，她的伎俩也就使完了。雯雯系列的矛盾冲突，三恋的“解放”，
《米尼》的慧黠，到了《妹头》都消失殆尽了。剩下一点似曾相识的只有王安忆自
己的回忆碎片。小说后附的散文《死生契阔，与子相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
《妹头》中，王安忆似乎已经放弃了一个小说家的权利，我指的是按照生活虚构和
让人惊奇地叙述的权利，转而用一种淡远的笔调抒写有些过早降临的怀旧情怀。
倘真是这样，也就罢了。让王安忆津津于革命岁月的弄堂回忆中，也不失为一
份逼真而有趣的记录。偏偏王安忆并不甘心于此，她的“巴尔扎克冲动”自《长恨
歌》后就未曾止歇，作一个城市的书记官吧，她的内心一定是如此期许。不只妹头，
还有小白、小白阿娘，薛雅琴，都是作为一种符号出现，似乎是代表着这个或那个
时代的类型化角色。这篇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没有什么个性特色，甚至场景，
早上排队买油条，宁式眠床上的交欢，似乎都带有一股程式化的气味，只有明白她
们都是在为“叙述上海”的目的服务，才能理解王安忆为什么要用一种“新写实”
的姿态来写作这样一个平平无奇的故事。
书中附的另一篇散文《寻找上海》可以作为参照的文本。王安忆充满感情地追
忆着记忆里的上海，最终却按捺不住地滑向了一种“大叙事”。她抱怨着“上海”
的消失：单一化，过于光鲜，连方言也在向北京话靠拢，变得可以注音了……但当
她坐在1987年香港的丽晶酒店里，才蓦然看见了“上海的面目”：“灯光明亮地镶
嵌在漆黑的海天之间。这真是海上奇观，蛮荒之中的似锦繁华，是文明的传奇。”
到处都是上海，只要那是一幅文明传奇的面孔，但上海又是那样的独一无二，就像
淮海路上的那么多的女孩子，来来去去，在小白眼里，都是他熟悉的，而被他关注
的只有妹头的脸，“是他说不出哪一种类的，可却无法混淆。”
附录
王安忆作品谈
王安忆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事实上，早在八十年代初期，王安忆便以《雨，沙沙沙》、《阿跷传略》等系
列作品，取得公众的注意。这些作品主要是以平实细腻和充满伤感的文笔，描写大
陆自文革後生活的转变。然而，当时的王安忆，与大陆许多已而或正要走红的作家，
如阿城、韩少功、莫言、苏童等相较，总好像缺了点甚麽。
举例来说，《小鲍庄》那样的道德寓言，感人有馀，却不如韩少功的《爸爸爸》、
《女女女》来得令人惊心动魄；写情欲荒原里男女间挣扎的「三恋」故事，则又缺
少了苏童《妻妾成群》、〈罂粟之家》一类作品旖旎多姿的魅力。而她的其他长篇，
如《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千言万语，却被批评为「流水账」。及至九十
年代，王安忆终能以《叔叔的故事》大放异彩，随後的《长恨歌》和《纪实与虚构》
等，亦证明她驾驭长篇说部、想像家国历史的能力。
既是文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