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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突，却总是不得其所。“文工团”是革命新文艺的产物，可是“我们这个地区级
文工团的前身，是一个柳子戏剧团。”新文明的团体脱胎于旧文明的戏班子，譬如
说其中的老艺人，他们与生俱来的土根性，他们代代承传的老做派，将怎样委屈求
全地适应新文艺的要求，而在历经改造之后却又脱胎不换骨？这个由老艺人、大学
生、学员、自费跟团学习的等带着各自特征的人员杂糅组成的文工团，在时代的变
幻莫测中风雨飘摇，颠沛流离，终于撑持到尽头。
“我”隐退到“我们”
现在，让我们回到与王安忆这些小说初逢时的印象。这些作品，起意就好像置
小说的传统规范和通常的构成要素、构成方式于不顾，作者就好像日常谈话似的，
把过往生活存留在记忆里的琐屑、平淡、零散的人事细节，絮絮叨叨地讲出来，起
初你好像是有些不在意的，可是慢地，你越来越惊异，那么多不起眼的东西逐渐
“累积”（而不是传统小说的“发展”过程）起来，最终就成了“我们庄”和自由、
美丽地表达着“我们庄”人性的姊妹们，就成了一个萍水相逢的城市蚌埠和“我们”
初涉艰难世事的少年岁月，就成了文工团和文工团执着而可怜的惊心动魄的故事。
“发展”使小说的形态时间化，而“累积”使小说的形态空间化了，开始我们还只
是认为叙述只是在不断填充着这些空间：“我们庄”、文工团、隐居者的藏身之处，
后来才惊异地看到这些空间本身在为叙述所建造的主体，那些人事细节就好像这个
主体的鼻子、眼睛、心灵和一举一动的历史。能够走到这一步，不能不说是大大得
力于一个亲切的名之曰“我们”的复数叙述者。“我们”是扬弃了“我”——它往
往会演变成恶性膨胀的叙述主体，严锋在《文工团》的简评中说，在新时期的文学
中到处可见一个矮揉造作的叙事者，或洋洋得意，或顾影自怜，或故作冷漠，怎一
个“我”字了得——而得到的。
“我”并非消失了，而是隐退到“我们”之中。
附录
王安忆要与张爱玲“划清界线”
祁建文
许多人认为王安忆是当代中国最有争议的女作家，并将她与张爱玲作比。
对此，王安忆说，首先我不认为张爱玲是这个阶段最杰出的作家，我对她的评
价没高到这样的程度。把我和她往一起比，可能因为我们都是写上海生活的。
我和她有许多不一样，事实上我和她世界观不一样，张爱玲是非常虚无的人，
所以她必须抓住生活当中的细节，老房子、亲人、日常生活的触动，她知道只有抓
住这些才不会使自己坠入虚无，才不会孤独。在生活和虚无中她找到了一个相对平
衡的方式。我不一样，我还是往前走，即使前面是虚无，我也要走过去看一看。
我出生的时代，上海已经是无产阶级的天下，张爱玲的上海是小资产阶级情感
为主的上海。上海是个舞台，作家写小说需要周围的人物生活在一个舞台上。我认
为我的情感范围要比张爱玲大一些，我不能在她的作品中得到满足。我与她的经历、
感受没有共通之处。
——摘自《文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