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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我被你其淡如菊的气质和美丽震住了，呆呆的盯住你凝望，不知说什么才是。
也许是前世的缘分未了，自从我们相识之后，发觉两人有着太多相似的地方，从剪裁衣服、煮菜、爱穿长裙子、爱美术、喜欢熬夜、酷爱读书，到逛夜市、吃日本菜、养花、种菜，甚而偶发的童心大发跑去看人开标卖玉，都是相同的。
我虽然口中叫你师母，其实心里相处得如同姊妹，我们一个在国外或台北，一个在台中的东海校园，可是只要想念，就会跑来跑去的尽可能一同像孩子般的玩耍。你的衣服分给我穿，你的玉石和印章，慷慨的送给我。只要我去台中，我们必然夜谈到天亮，不管老师在卧室里一遍又一遍叫喊着：“去睡啦！不要再讲话啦——”我们还是不理他。等他睡着了，两个人一人一杯乌梅酒喝喝谈谈，不到天亮不肯去睡。
只要我去了台中，我们必去你的故乡竹山找三姨，我跟着你的孩子叫三姨，那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姨，被我叫成了亲戚。
师母，你喜欢看我打扮，也喜欢看见我快乐，无论什么心事，除了对小丁神父，我就只对你一个人说。如果不能见面，我们来来往往的书信就跑坏了邮差先生，在国外，只要我不写信，你就每天在邮差抵达的时刻不停的张望。
我们看来是完全不同的外型，你的美，蕴含着近乎日本女子的贤淑与温柔，我的身上，看见的只是牛仔裙上的风尘。
可是我们的灵魂以及对生命的热爱却是呼应不息的。
去年的春天，老师一个电话将我急出的眼泪，老师说你头痛痛昏了过去，被救护车送到了大医院来。我匆匆的赶了去，你的神志还算清楚，只对我说：“师母前五年开过癌症以后没有肯听医生的话每三个月做一次追踪检查。你千万不能大意，什么事都可以放下，医生一定要去看的，我知道你没有去，你是听话不听话？”
那日我看你神情和脸色还是不差，心里骗着自己；你的头痛只是一时的，不会有大事。可是老师在病房外抱着我痛哭的当时，我猜你的癌细胞已经到了脑子。
那时候我工作忙碌到几近崩溃的边缘，可是我每天跑一次台大医院去握住你的手。你拉着我胡言乱语起来，不肯起床吃东西。我试着喂你，哄你，你将身子背过去不看我，说病人不好看。那天清晨，你突然昏迷了，我赶去时，手术房里开脑的手术刚刚结束。而前一天，你那么爱美的人，不怕开刀，只说没有了头发叫我替你去找一顶假发。我含着泪与你笑谈假发的样子，然对跑出病房外面擦去眼泪。
那么多深爱你的人在外面守护着开过刀的你，加护病房没有人可以进去，我偷穿了一件蓝色的制服——工作人员脱下来的，混到加护病室一个床一个床的去找你。你清醒了，喊了一声“三毛”，我将手指张开，问你能不能数，你说是“五”，我又不知为何流下了眼泪。
那时候，我手边三本书一起要出版，加上母亲也在荣总同时开刀，而我又在这种水深火热的时候正在整理剪裁丁神父的那本《刹那时光》，同时，滚石唱片公司的一张唱片歌词也已经开始修改。在这么重的工作里，我压积着对母亲和对师母你的病况，几乎日日夜夜含着泪在工作的空档里分秒必争，在荣总和台大医院两个地方来回奔跑。
那时候，母亲康复出院了，师母你，却发觉肺部也有癌细胞和肿瘤。我一日一日的进出医院，总是笑着进去看你、抱你，出来时在电梯里痛哭。
我问护士小姐开肺的人事后麻醉过了痛不痛苦，护士诚实的告诉我；那是一个大男人也要痛得在叫的。我又因为不能代你去痛而涌出了眼泪。
十天之后，你开脑再开肺，那个医院，好似再也走不出来。回想到因为我个人的忙碌，在你前几年健康情形尚好的时候，无法分出过多的时间给你而自责甚深。因为我知道你是那么渴望的与我相处，而我不是不愿而是不能。
开肺以后的一天，师母你突然跟我讲起蒋勋，那时他正去东海做了美术系主任，你说：“蒋勋是一个懂得美的人。”我欣喜你放开了数月与病的挣扎，说出了这样如同我们过去的谈话形式来，我以为你可能就此慢慢康复，而当时的我，却因工作和心理，里外相熬，已在精神崩溃的边缘。有一阵，快二十天吧，我病倒了下来，不能睡、无法吃、止不住的痛哭、记忆力已丧失到无法找到自己回家的路。在那种情况下，我的病引出了父亲、母亲的焦虑，而我，除了喊累之外，就是不能控制的大哭和想自杀。
清清楚楚的记得，那天师母你的孩子惠民打电话来，说师母你已昏迷，不能救了。
我撑着身子坐计程车去看你，你的手上还在打点滴，可是眼睛闭着，我轻轻的将脸贴在你的脸上，我的泪流在你的颊上，我喊你：“师母、师母。”你不回答我。护士小姐进来请我离开，我舍不得走，我抱着你，你没有动静，我跟你说：“师母，你怪过我这几天的不来看你吧？你一定在伤心我的不来，现在我来了，你为什么不理我？”
护士小姐强迫我走开，我再度亲亲你那依旧美丽的脸孔，哽着声音，向你说：“那么我们暂别了，师母，我的好朋友，这一条路，谁陪你去呢？”
出了病房，我坐在台大医院边门的石阶上埋头痛哭，想到你跟我那份不可解的友情，我实在是舍不下你那么孤孤单单的上路。
那个黄昏，我上车，计程车司机问我去什么地方，我发觉我的脑中又是一片空白，我不能记得父母家住在哪条街、哪条巷子。我在车中坐着流泪，讲不出要去的地名。我下车，在街上走了很久很久，发觉自己的身体好似被一个灵魂附住了似的痛苦难当，我眼睛开始看不清东西。我靠住一个电线杆呕吐，那时候，我记起了自己独住的家在什么地方，我喊了车子带我回去，在那份无以名之的痛苦之夜里，我的视力越来越朦胧，我一直全身发抖和抽筋，我等到天刚亮，挣扎着打电话去光启社给丁松青神父，说我病了，不要告诉我大病初愈的妈妈，不要大医院，请神父快给我找一个医生，因为我支持不下去了。
当我在那天终于因为精神极度衰弱而住进了医院的当时，正是师母你临终的时刻。我突然明白了死的滋味，因着我们在心灵上太相近太相亲，你濒死的挣扎，如同电波一般的弹入我的身体。我也几乎在那时死去。
你的火化，我没能去。你在台中的告别式，我不能有体力去参加。躺在病房里，我不肯讲话，只在催眠药的作用下不安的翻去又醒来。我的去年，真真实实与你一同走过死阴的幽谷，而我康复了，你，师母，你却永远的走了。
照片中的一块玉石，一抹血红的印章，是师母你留在世界上给我的纪念，睹物思人，还是觉得这不过是一场梦。你的走，到现在也不能被我所接受。我常常会等待，等待你在我的梦中出现，可是你不来。师母，现在的你是不是在我身边？如果你正在摸摸我的头发，我怎么没有感觉？我们的缘，来生再续下去，你必然愿意的，正如我心渴望的一般，我们来生再相见了，能吗？能吗？请你回答我啊——。
这篇文章，送给知我、爱我、疼我、惜我的江师母——杨淑惠女士。
擦鞋童
那个孩子不过七、八岁吧。提着一个小木箱，拖住我的腿不给人走路。
我笑看着他，问：“球鞋怎么能擦呢？你自己想一想？”我穿的，就是一双球鞋，而这个小孩子偏偏要替人擦皮鞋。那时我正在玻利维亚的首都——拉巴斯。
小孩子不肯走，用眼泪攻势，不讲话，含着一眶泪死命缠住不放。
“我不理你哦。”我说，轻轻推开他就走。
他又追上来，像打橄榄球一般，往前一扑，又抱住了我的腿。
“再追就踢你了，没有礼貌的小孩子。”又讲了一句，可是语气根本不重，警告是重的。
“求求你。”孩子说。
我看了一下四周围上来的一群群擦鞋童，不敢掏钱只给这一个。这种被饥饿的人群包围的感觉很令人难过。常常，弄得自己吃顿普通的饭菜，都丢不掉那几百只在窗外观望的眼睛。
玻利维亚其实还算很好的，比较之下。
“孩子，我穿的是球鞋，你怎么擦嘛？”
说时，我在街边的长椅上坐了下来，不走了。那时，一个卖冰棒的小贩走过来，我买了好多只，分给四周的擦鞋儿童们吃，至于钱，就是不能给。
“那我擦你的鞋圈好了，求求你。”
“不讲理的孩子，你要多少钱呢？”
“一块美金。”他说。
我不再理他了，自己吃起冰棒来。
等着等着，眼看没有希望了，这个孩子望了我一眼，丢下一句话：“那你别走开哦，我马上回来。”
说完飞跑而去了。
再回来的时候，孩子跑得气喘喘的，斜背的擦鞋箱里，被他拿出来一只可以开合的小盒子。就是照片中那一个。
我“啊”了一声，接过手来，轻轻把那幢如同小教堂一般的盒子打开来。原先以为，里面必然是一座圣像或十字架，没有想到，躲藏在盒子里的居然是三个人正在观看一位斗牛士斗牛。
这样东西非常有趣。里面还有一个太阳呢。
“孩子，你要拿这个来卖给我吗？”我问。
那个孩子点了一下头，把擦鞋箱往身边一放，就蹲在我膝盖边。
“那你情愿擦鞋圈呢，还是情愿卖这个盒子给我呢？”我问。
“你怎么想？”小孩居然反问一句。
“我想——盒子比较好，你说呢？”
他立即笑了，笑时露出白白的门牙来。
“嗯，我还在想，这个盒子是你的吗？”
“我妈妈的，我爸爸的。”孩子自自在在的说。“好，那你带我去看你的妈妈。”我说。
“好。”孩子坦荡荡的说。
我们一起走了，我的手臂环在孩子的肩上。
走到几乎出了城，开始爬坡，在那海拔接近四千公尺的世界最高的首都，每走一步，都会喘的，因为不习惯。
爬了好高好高的斜坡，走到一个有着天井的大杂院，里面一个印地安妇人背着一个婴儿蹲在水龙头边洗衣服。见到她的儿子带了一个外地人来，这妇人立即站了起来，呆望着我，一双手不安的摸了摸粗粗的麻花辫子。我走上去，向她打招呼，问说：“是你的儿子吗？他要替我擦球鞋呢。”
那妇人很羞涩，连说了好几声对不起。
“这个盒子，是你要卖出来的吗？”我又问。
妇人点点头，又点头。
我笑问她：“那你想要多少钱呢？”
她也说不出，憨憨厚厚的站在我身边，头低低的。
看着这一位印地安妇人，我的心里掠过一丝似曾相识的温柔。掏出了口袋中的票子，塞在她手中，她呆在那儿，说不出什么话。
“那我谢谢你，小盒子就算买下了。”
再深看了那妇人一眼，我拉起她孩子的手，对他说：“走，我们赶着黄昏以前再进城去，这一回，你可不能弄错了，那些穿球鞋的游客，不必上去抱住脚了。”
印度手绣
前年吧，新加坡《南洋、星洲联合报》举办了一次文学征文奖。同时，在颁发“金狮奖”的时候，邀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居住在美国的华文作家去开会。我算敬陪末座，代表了台湾，同去的还有痖弦，我们的诗人。
对于开会，我的兴趣极少，可是去这么一趟，能够见到许多闻名已久的大作家，这就不同了。我喜欢看名人。初抵新加坡时，举办单位做事太细心，不但安排食宿，同时还很周到的交给每个与会的人一个信封，里面放了两百块新币，在当时，相当于一百美金，算做零用钱。这个所谓文学集会，在那几天内认真的开得如火如荼。这的确是一场扎扎实实的大会。只怪我玩心太重，加上新加坡朋友也多。开会开得不敢缺席，可是我急切的想抽空跑出去街上玩。
就在一个不干我事的早晨，散文组部份没有会可开，我放弃了睡眠，催着好友李向，要他带我去印度店里去买东西。那一百块美金，因为忙碌，怎么也花不掉。
就在急急匆匆赶时间去土产店的那两小时里，我在一家印度店中发现了这一大块色彩惊人艳丽的手工挂毡。盯住它细看了十分钟，觉得不行——它太丰富了，细细的观看那一针一线，一年也看不够。
我还是盯住它发呆。李向在一旁说：“就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