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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是船底，航行之中很少有人来，所似她们的声音谁都听不见。
过了几天，因为船室饮用水断水，负责供水的人打开煤舱的门调查水泵和管道，从黑暗之中东倒西歪地走出来的竟是头发纷乱、满脸煤灰和血的姑娘们。惊呆了的船员们再检查煤舱内部，又发现了几个姑娘的尸体，她们咬住水管，满嘴鲜血。一旁还有两个男人的尸体，他们埋在煤块里，浑身都是咬伤和抓伤。原来，渴得受不了的姑娘们在黑暗之中本能地找到了水管，由于一心想喝水，就用牙咬破了水管，水管进了空气后水一瞬之间回落入水槽之中。姑娘们为了泄愤，把火发在人贩子身上，才落成这个结果。
除煤舱的惨剧之外，也有藏在水槽里发生的悲剧。几个姑娘被偷偷送出境，人贩子和内线水手合谋将她们藏在空水槽里。不知哪里出了差错，水又流入空水槽。惊恐之余，姑娘们不顾事先讲好的绝对不准出声的约定敲打着铁壁，大声叫喊。无情的水。从她们的脚踝漫上膝，又从膝漫上腰际，一个劲儿地往上漫。船出发几天以后，船员们从水管子用杯子接水时发现水里有长头发，还起着白泡，发出臭味。水手们到给水槽去查看，原来那里浸泡着姑娘们的遗体。因为南方航路气温高的缘故，腐败菌活动颇为活跃，遗体已经腐烂不堪了。
除此之外，如果我们仔细翻阅序章列举的海外妓女的文献，还可以找到无数这样的例子。海外妓女们即使被人贩子顺利地偷运出境，忍受住地狱般的船上生活到了外国，她们的生命也没有保障。她们每天晚上向客人们提供自己的肉体，收入极低，根本不被当人看。老板动不动说她们对顾客态度不好，挣钱太少，对她们非打即骂。一旦真正有了相好的会遭老板的白眼，得了性病和地方病也不给医疗费。
在《村冈伊平治自传》中有某个情节讲伊平治在上海去过一个妓院，见到患了一种不知名病的已经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的日本妓女，她请不起大夫，濒临死亡。而老板只给她送过两次仁丹，就算是服药。伊平治救了她。他对妓院老板说：“给病人吃这么硬的饭，像是对待一只狗，这女人也是日本国民呀，你想饿死她吗？这样对待她我简直看不过去。有事以后再说。”随即他用带子将穿着睡衣的女人背在背上，用双座的人力车将她送往医院住院……伊平治将住院费、探视病人的车费、三个月的伙食费留下，一切事情拜托小西先生和常盘馆的两位先生处理了。——妓女的悲惨命运，连以拐骗女人为生的人贩子都看不过去了。
伊平治救助的海外妓女，是熊本出身的三宅小松，当时十八岁。她好不容易恢复了健康，三年后在新加坡再次与伊平治相见了。可是他们中间也有不少人一病不起，或患梅毒全身糜烂，或病情恶化疼痛难忍，含恨死在异乡。
在马来经营橡胶园的长田秋涛，颇有些二叶亭四迷的风格，是国家主义者，也是知名的法国文学研究家，译过《茶花女》。他写过一本东南亚游记《图南录》在大正六年出版，其中有以下的记载：“试凭吊于世界各地的我日本人的墓地，累累而立的墓标主人十人之中有七、八人是海外妓女，所谓是红颜薄命之亡骸，可怜的女人没有儿孙后代来祈求她们的冥福，只有异乡的风雨无情地吹打她们的坟墓。”我在这里引用这段话时，感到后背有一股寒气，东南亚十座日本人的坟墓中就有七、八座是日本妓女的。正因为秋涛详细地了解东南亚的日本人状况，所以他的游记虽然充满诗的色彩，但仍是可信的。
与以上令人为之哭泣的日本妓女的生涯相比，阿崎婆的命运相对来说要好一些。阿崎婆生在天草岛，从历史上讲这个地方出了很多日本妓女，她们与山室军平遇到的姑娘不一样，阿崎婆小时候不是不知道女人到外国去打工意味着什么，而是略微知道一些，自己主动要去的。她去外国时还是小孩子而不是警察所注意的偷渡的大姑娘，所以她没必要躲到煤舱或水槽里去。而且，她到了山打根之后不仅遇到了鬼一样的老板，也遇到了有人情味的木下阿邦那样的鸨母。虽然给洋人当妾的时间很短，但毕竟也发迹过。她没有得不治之症病死异乡，而是保住一条命回了国。
可是，在我与她朝夕相处一有机会就一点点地打听她的往事的过程之中，仍然被她的海外妓女生涯压得喘不上气来。她被高滨的人贩子由中太郎造卖出海外时，大概知道女孩子到外国去意味着什么，那时她虚岁十岁，实足年龄只有九岁，按现在讲不过是小学三年级学生。这样看来，与我女儿美美——在东京期盼我回家的女儿恰巧同岁！在三十瓦的昏暗的灯光下，我注视着背靠破拉门慢慢述说的阿崎婆那布满深深皱纹的脸，它不知不觉地与我女儿天真烂漫的脸重合到一起了。
刚刚过了幼女期的女孩子，在不知海外妓女的营生的情况下被卖，或知道它意味着什么而为了亲人自卖自身，究竟哪一种更残酷一些呢？如果说都很残酷的话，的确如此。如一定要比较的话，我认为后者更加苛酷。
山打根的妓院里的情形，超出我们的想象，是令人异常难受的事实。根据阿崎婆所讲，平时接客人数不多，但有轮船靠岸的时候，前面一个客人还没走，后面一个就在门前等着，人多的时候一晚上接三十人。我担心这是目不识丁的阿崎婆信口开河，所以过了几天变更了地点换了一种问法又问了一次，阿崎婆的回答仍然是这样，一点儿也没有犹豫。
过去对海外妓女的研究没有涉及接客人数和性交次数，所以，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从日本内地的数据来看，不用引用明治、大正时期的数据，而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情况为例，有专门研究卖淫问题的专家中村三郎写的《白线之女》。这本书专门搜集了昭和三十一、二年东京都内十七处特别饮食街妓女的营业状况。据此可知，妓女一个月接客人数，住夜二十九人，不住夜六十七人，性交次数住夜客二点二次，不住夜为一点二次。依此算出平均值，她们每晚接待的嫖客把住夜的一人与不住夜的二点二人加在一起约三点五人，性交次为四至八次。此外，社会学家有渡边洋三于昭和二十五年出版的《街娼的社会学研究》，是以冷静的态度和科学方法写成的唯一研究书籍。该书调查街娼一日平均接客人数最低为一点一人，最高四点一人，平均为二点一至二点二人。作为特例，也有街娼一日接客十人的最高记录。
可是，阿崎婆一夜接客人数平常为四至五人，多的时候达到三十人。反正都是卖身，讨论这些可能很无聊。如果嫖客为二至三人的话，互相之间还可能说上一两句话，虽说是交易，也可能卖笑，至少还能反映出人类的心理活动。如果在有限的时间接待三十人，从感情上没有任何交流，她们只被男人当作“物件”，她们本身也彻底打算成为“物体”了。可是她们毕竟不能完全压抑住人类的感情吧。
度过地狱般的一夜，天明之际，所有的客人都离开了自己的房间，只剩孤独一人，她仰望南国碧空，不是也背着别人恸哭了吗！这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国家，许多人都有自己的福份幸福地生活着，为什么唯独自己要离开故乡在遥远的异乡流浪，忍受这种悲惨的命运呢？她们不是捶打着洒着椰子树影子的大地在那里哭诉吗？
我通过查阅文献，得知了许多海外日本妓女的悲惨生涯，心情很沉重。可是现在与我住在同一屋顶之下的阿崎婆的生涯，使我的心情更沉重。阿崎婆告诉我的往事，全都在她矮小的身体上留下了痕迹，都是她亲历的事实，每当我想起这些，我就不由得心酸，想放声大哭。但如果真的哭出来，心地善良的阿崎婆一定不会再讲令我难过的话，避开山打根的话头。明白了这一点，我好容易忍住了呜咽，而内心深处却想抱住她那瘦小的身体尽情地大哭。
我尽力克制自己想大哭一场的愿望，是很痛苦的。这种痛苦我应在哪里发泄呢？答案是清楚的。我是为了倾听过去海外的日本妓女们埋没了的声音来天草的，又住进了阿崎婆的家。最好的回报方式是尽可能地搞清她的生平的各个细节，而且在听完她自己讲述的半生曲折之后，从与她直接相关的人那里取得旁证，这样才能更加深入地了解她海外妓女时代的生活。
于是，我开始把采访阿崎婆多次提到过的几个人提到日程上来了。据阿崎婆说，在山打根的妓院里一起生活过后来成为好朋友的富美现在生活在大江，富美的朋友阿霜逝世了，但阿霜养大的富美之子松男还活着。如果阿崎婆的话属实，她崇拜的妈妈木下邦的故乡是二江，买阿崎婆的人贩子由中太郎造的出身地为高滨，去这些地方可能找到他们的儿孙能打听出些东西来。
这么一考虑，我决心访问这些人了。首先，想访问一下离阿崎婆家最近的住在大江的富美，可是要访问富美必须要知道富美住在大江镇的什么地点，还必须寻找拜访她的适当的理由。于是，我翻来覆去想了几天之后，一天晚上，我向阿崎婆讲明了我的想法。
惨死——富美的生涯
那天晚上，我们吃完这几天常吃的很简单的晚饭后，我很随意地对阿崎婆说我去大江有点事要办，又加了一句：“妈妈您若要给富美带口信儿的话，我可以去她家一趟的。”于是阿崎婆照例不问我去大江有什么事，只说：“我和富美已经很久没见了……”又追问：“你去过大江吗？”
我含糊地回答说我没去过，但是我朋友的朋友在那里住。阿崎婆考虑了一会儿说：“一个人去很难找的，如果你去大江的话，我也去瞧瞧吧。”她又像自言自语似地嘟囔说：“富美可不是能把去过外国的事对人讲的人。”我感到我的内心世界被她看穿了，不由得心怦怦跳起来。我装作若无其事地说，如果您去大江的话，富美不知该有多高兴啊，然后迅速地变了话题。
很快，天就黑了，我躺在那个婆罗洲棉的褥子上，再不能像从前那样很快入睡。阿崎婆对我说她也想与我同行这倒没什么，可她为什么说“富美可不是能把去过外国的事对人讲的人”呢？我心中感到不安，阿崎婆是把我当做背景复杂的风俗女，出于对同类的怜悯收容了我，或许，她觉察我有不对劲的地方了？我多少也是一个能读书的女人，她是不是知道我是来调查像她那样的在外国卖身挣钱的女人历史的呢？
后来我知道了，她从直觉上早已悟到我来访问她的隐蔽目的，而且打算帮助我。可那时候阿崎婆的这一句话让我紧张了好一阵子。
关于这件事下边还要提到。总之，第二天从早晨起就晴空万里。早晨十时我们出了家门，过了河，到下游的杂货店——店主洋子也曾是海外日本妓女——买了一袋点心做礼品，向着大江方向出发了。我们从阿崎婆的村子走到崎津镇。崎津虽有公共汽车通往大江，但阿崎婆晕车，所以只好继续步行了。
阿崎婆走惯了路，她个子小，一个劲儿地迈着小碎步疾步前进。我这个大个子走起路来反而累得够呛。“好容易离开了崎津镇，接着要沿着海走了。”我刚这样一寻思，阿崎婆在一条小路的岔路口招手叫我：“朋子要不要走这边山路，这边要近得多。”我们选了右边小道。这山只三、四百米高，是天草特有的小山，在到达山顶要下山时我可来了神儿，登山时不曾望见的天草的海，在秋日湛蓝的天空下出现了，纵目远眺，一片蔚蓝。
我被这美丽的风景迷住了，不由得高声欢呼起来，阿崎婆像是守护幼儿园的孩子一样，目光慈爱地看着我。我们继续走，她突然停下脚步指着山脚下的某处说：“你看，那边不是有瓦房和红、白两色的旗子吗？那就是军浦大师的庙。”我按着她手指的方向找到那杆充满乡村风味的粗鄙的旗帜之时，她已把双手合在胸前，没忘记做一次短暂的祷告。
祷告结束、阿崎婆对我说：“重要的事，比如关于勇治、我的孙儿们的事我都向大师祈祷。每次来参拜时，我也替富美祷告。”她就顺着这个话头儿断断续续地谈起了富美。关于吉本富美《阿崎》那一节谈到过，下面尽量避免重复，将阿崎婆在路上对我讲的话记录如下——
……富美是我最最要好的朋友。人呀，住同村一天到晚在一起也有不对缘的。可是住得很远，三五年见一面的人彼此还是息息相通。富美和我就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啦。
富美的确姓吉本，是大江人，她父母是干什么的，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