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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中特别悲惨的是“南洋姐”，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她们可以作为日本女性的“原点”。这就是我选中她们，而不是选丝织业纺织业女工、农妇、女矿工、保姆来做考察而书写底层妇女史的原因。
当然，以前也并非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如森克己的《人身买卖》是就天草岛的历史人口问题从外出打工的角度研究“南洋姐”的全貌的珍贵资料。宫冈谦二的《娼妇海外流浪记》是从数千种游记中收集了旅游者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见到日本妓女的重要文献。此外宫本常一编的《日本残酷物语》、折口民俗学派写的《日本人物语》、村上一郎、鹤见俊辅的《纪实日本人》、谷川健一的《女性残酷物语》中也收录了有关海外的日本妓女的论述和见闻。编者们独具慧眼，使读者受益。关于这些海外日本妓女研究的深度和局限以后再谈。现在再谈另一本不可忽略的文献《村冈伊平治自传》。这本书昭和三十五年由南方社出版，约二百四十页。村冈伊平治是一名诱拐妇女到海外卖淫的人口贩子。他直率地回忆了从明治中期到昭和十年在新加坡、马尼拉等地开设妓院的经历。可能因为没有这方面当事人写的其它资料，而且内容好像很有趣，所以这本书成了上述一系列参考书中最重要的资料。更准确地说，有了《村冈伊平治自传》才有了上述海外日本妓女的研究。
可是据我现在的调查和从其它途径得到的依据证实，《村冈伊平治自传》的内容与事实出人甚多，不能当作历史资料。这样的话，森克己等人的海外日本妓女研究全面听信了这本特异的杜撰的自传，所以那些研究也不得不从根基上动摇了。
我对这本自传的可信度表示怀疑，有两条理由，第一，有关东南亚开发的文献很多，过去去过东南亚现今还活着的人，没有人认识自传中所讲的那个伊平治；第二，自传的记述往往与客观资料所显示的事实不一致。
第一点，东南亚开发的文献中除了明治、大正时期外务省、农工商务省的官厅资料有调查文件外，民间团体还出版开拓史以及个人写回忆录、旅行记等，数量非常之多。如在现今住有一亿人口的日本列岛，从常识上讲，从文件里找不到一个人的名字就怀疑这个人是否存在，那就太过分了。可是在明治、大正时期的东南亚，日本人的居住方式不是“平面”和“线”，而是集中在新加坡、马尼拉等“点”上的。因此，虽然东南亚地区很广阔，那里的日本人社会则很狭窄，不论是做了好事还是坏事，只要涉及任何出名的事情或做过一件出头露面的工作，所有在东南亚的日本人就一定知道他的名字，而且会被记载在某个文献上。比如后边提到的娼馆老板木下邦、仁木多贺次郎、涩谷银治等人的名字就记载在入江寅治《日本人海外发展史》等值得信赖的史籍上。
这样一来，在任何文献上都查不到村冈伊平治的名字又意味着什么呢？据伊平治自称他是明治二十二年至二十八年在新加坡设立前科者收容所并成为妇女诱拐业的头目。明治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在西里伯斯岛，被任命为泗水（印度尼西亚）的名誉领事，明治三十四年至昭和十八年住在菲律宾，被称做“老爷子”和“南洋的阿金”。无论在什么地方，不但日本人知道他，外国人也没有不认识他的。这么活跃的一个人物在东南亚开发的任何记录上都没留下名字，我们不禁怀疑，即使存在过这么个人，他也没有自己所吹嘘的那么神，他那三头六臂的活动也该打折扣。
现今还活着的与村冈伊平治几乎同时代在东南亚各地从事各种工作的老人中，有没有人知道伊平治的呢？没有。后边将提到我在天草下岛的旅行，我在那里访问过十几个“南洋姐”，她们都已八、九十岁高龄，曾去过新加坡、马尼拉、黎牙实比，在她们的记忆之中既没有村冈伊平治这个人，也没有绰号为“南洋的阿金”这么个人。我用在《村冈伊平治自传》中得来的知识，问这些老太太，说伊平治对有前科的人或妓女是很温情的时候，老人们用一种嘲笑我的口气说：“妓院老板的要求都是有条件的，只想吸我们的血，我们还不知道竟然有过这样有温情的老板。这种光吹不干的男人在南洋是要多少有多少。”
我还访问了去过东南亚的侨民，同样使我失望。其中有新加坡的日侨先驱者笠田直次郎的长女笠田朝香，她生长在新加坡，想必她一定从她父亲那里听到过许多包括妓院老板在内的日侨人名，可她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村冈伊平治。唯一的例外是现在住在福岛郡山市曾在《达沃日报》担任副主编的星笃比古。据他讲，他死去的夫人、结婚前姓西冈的繁子认识伊平治。可她对伊平治的评价是“一个会撒谎的人”。
说到这里，既然从文献从人们那里得不到证据，只能对《村冈伊平治自传》做批判，确认其内容的真伪。可是连试一下这方法也成问题。这就牵涉我刚才讲的怀疑《村冈伊平治自传》的可靠性的第二个理由——伊平治的叙述与客观资料显示的事实往往不符。
举几个例子说明，伊平治说他于明治二十年六月至十一月随上原勇作中尉到西伯利亚内地旅行。上原后来当上了陆军元帅。伊平治见到那里有许多日本妓女，以此为契机使他产生以后开妓院的想法。可是根据《元帅上原勇作传》，那段时间上原在对马海峡出差，与伊平治的书对不上号。
伊平治写道，明治二十三年十二月在新加坡见到板垣退助，第二年十月见到伊藤博文，而且还以对话形式口语体记下了谈话的情况。可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板垣与伊藤当时奔走于国内搞政治活动，根本没去东南亚。另根据东南亚及日本人会昭和十三年出版的《南洋五十年》（以新加坡为中心的日本人活动）中收有从明治二十二年至大正十年的《新加坡领事馆日记抄》，凡到新加坡访问的，连商社雇员的人名都没有遗漏，可在哪儿也找不到板垣退助和伊藤博文。
到此，我好像论据十分充分了，下边再举一个例子。伊平治好像是立了多大功劳似地吹嘘他在明治二十三年十月率先在新加坡设立了日本人会，并兼任会计和顾问。可是据《南洋五十年》和作为开业医生桥居新加坡四十年的西村竹四郎写的《在南三十五年》记述，在那里设日本人会和因设日本人墓地立下功劳的是妓院老板兼杂货店主仁木多贺次郎，而村冈伊平治这个名字不论在日本人会会员名册还是在墓地募捐者的名册中都找不到。仁木多贺次郎像是明治时期新加坡日本人妓院最大的头目，他除了把自己的四英亩土地捐出做日本人墓地外，还在其它方面为日本侨民办事，在日中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时还让妓院妓女捐钱给日本政府，《村冈伊平治自传》也记载伊平治在日俄、日中战争中搜集了妓女募金之事，结合日本人会和墓地的事考虑，恐怕伊平治把仁木多贺次郎的事算在自己帐上了。
人们常有对不知自己底细的人美化、夸张过去的心理倾向。这种被美化、夸张的过去也会被作为事实认知。根据心理置换反应，越是现在的境遇大不如从前的人，谈起从前的事时，越容易强烈地加以渲染。从《村冈伊平治自传》后记中可得知，晚年他的长子先他逝世，工作也不顺心，由于听从偶尔相识的旅行者的劝告，才写下了这本书。如果这样，自传中的美化与夸张就不奇怪了。
也许我过分地拘泥于这本《村冈伊平治自传》了。可是作为海外妓女研究最具权威被人注目的这本书，其内容不可信到如此程度，那么我们上边举的一系列海外妓女研究怎么叫人相信？只要这些研究大都依据《村冈伊平治自传》，我就把它们与《村冈伊平治自传》同样对待。
当然，上述的几种海外妓女研究不仅报告了历史的事实，还通过了“南洋姐”的存在指责日本的国家主义。这样的研究可能不受事实的真假、误差的致命影响。可是，即便如此我也不认为这样对海外妓女的研究就充分了。
说研究不充分的理由，还有它们全是出自男性的手，《纪实日本人》中收的一篇森崎和江的《某南洋姐的生涯》纪实文章除外。我并不主张女性史只能由女性来写，对此，我没有任何偏见，我希望男性参加女性史的研究或作为读者积极参加。可是，妓女或海外妓女的研究如不通过女性去发掘，就不会搞清楚。
明治时代初期到大正时代流落到东南亚的日本海外妓女恐怕其中百分之九十的人连平假名都写不出，是文盲，当然她们不可能拿笔写出其生活实态，诉说苦恼。即使她们会写文章，也可能保持沉默。作为女性来讲关于卖淫的细节，写出来是有抵触的。坦白卖淫生活对家庭家族都是羞耻的，这就足以作为最大障碍。研究者只能通过残存的妓女的生活与思想，找出海外日本妓女的真正的状态。根据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时候，她们紧闭的心扉会向站在购买她们的性的男性立场上的男性研究者敞开，还是会向同一性别的女性研究者敞开？谁更会听到她们真实的声音？其答案是，男性研究者更擅长于调查拐诱妇女的方法与经济组织。但没有人研究她们的性交实态和心理结构，这对妓女研究来讲是极不完全的。
民俗学者柳田国男的著作《木绵以前的事》中收有一篇《女性史学》文章。文章讲女性的智慧与力量应在男子想做而力不能及的领域内发挥，这才是真正的女人的学问。因此，女性进行海外妓女的调研恰好符合这一观点。
立志搞海外妓女研究的我，从东京到九州找到老年妓女，只能从听取她们的自白开始我的工作，别无他法。我虽然是她们的同性，但是只是一个旅行者。对于那些想忘记自己的过去来生活下去的人来讲，她们不可能告诉我她们过去的娼妇生活。这样的话，我只能考虑到有“南洋姐”的乡村或家庭，与她们共同生活共同哀乐，等待她们打开关闭已久的心扉。
可是，虽然我这样考虑，但在她们分布最多的九州的岛原和天草，我一点儿关系门路都没有。我的朋友中有住在福冈县中间市写《某南洋姐的生涯》的诗人森崎和江、天草出身的农民小说家岛一春。能不能托他们介绍他们认识的老年妓女呢？
但是我不能光想靠这些人的关系。访问别人已采访过的老妓不会引起人注目，而且那些有记载的“南洋姐”现在的生活都比较富裕，属于老年妓女中比较发迹的人。
我想找那些研究者记者谁都没造访过、真正隐姓埋名生活下来的海外妓女。为此，我不要人介绍，作为没有任何背景的女人进入岛原或天草的农村去。于是四年前的夏天，我就试探性地到天草下岛旅行。虽然我第一次到天草来，但我意想不到如愿以偿地邂逅了我所想见的老年妓女。这本书，虽称不上是海外妓女研究，也称不上是游记，但它是我与这位老年妓女三周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记录。我们两人的偶然相遇成为决定的契机。这还得从第一次天草之行谈起。
邂逅——第一次天草之旅
我第一次到天草旅行，是昭和四十三年（一九六八年）八月上旬，仲夏的阳光热辣辣地照射着大地。因为父亲曾是海军军官，因他工作的关系，我生在长崎，幼女时代也在那里度过，可是儿时记忆已模糊了，对我来讲，九州好像是第一次踏上的陌生的土地。
虽说我不打算靠任何关系寻找老年妓女，但是一个人到从来没去过的地方旅行总还是忐忑不安。我首先造访了住在福冈县中间市的森崎和江女士，当她知道我是第一次去天草观光兼探找老年妓女时，她认为缓解我的过度紧张是顺利采访的关键。她将她的朋友丰原玲子介绍给我。丰原玲子在大学图书馆工作，还画油画，恰好以写生旅行为名与我一起去天草。
在森崎家住一夜后，我和丰原从福冈乘上去鹿儿岛的列车向熊本县南端的水俣市出发。昭和四十一年架设天草五桥以后，去天草最方便的路是从熊本市坐车由贯通宇土半岛的汽车道南下。我们没有打算走这条路。因为森崎说过：“如果你们要体会南洋姐们离开天草岛时的苦难心情的话，这次旅行就不要走平坦的陆路，而至少走一次海路，而且，海路的风景颇为壮观。”
我们从水俣乘中型的交通船渡海而去，这个季节里每天夜里海面上都要燃不知名的火，所以人们把这海叫做不知火海。在海面行驶两个钟头可以抵达天草岛的南大门——牛深。乘船的人多是天草本地人，他们是一些到水俣去卖鱼贝归来的中老年男女。其中的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