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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长椅的一端坐下，双手抱膝，低下头去。忽然，一副画板和一个油画工具箱进入了我的眼帘。我不由得抬起了头，只见一位身材结实、五十出头的男性站在我的面前，一眼便可知道他和我一样是个城市人，发黄的衬衫上到处溅着油彩。想来也是，天草下岛的西海岸，海岸线蜿蜒起伏，湛蓝的海面到处突现着白色的岩石，原本就是一幅风景画，画家来此作画是很自然的。
记不清是谁先开口的，我们互相打了招呼，并都告诉对方自己是从东京来的。他还慢条斯理地对我说道，他是一位星期天画家，属于一个叫邱吉尔会的绘画团体。由于被岛上的风景迷住了，他把东京的工作交给年轻人负责，自己和夫人一起来到岛上，在这儿已画了半年画了。他的夫人在岛上为年轻人义务教茶道和花道。他跟我说了这么多，从礼节上讲我也应该把我此行的目的等直率地告诉他，可是，因为我深知谈论南洋姐的存在是这个岛子最大的禁忌，早就下了决心不把研究目的告诉任何人，所以只简单地说了句：“我来岛上是为了调查点事，住在XX旅馆。”没想到，这位男性对我的回答不仅没有表现出不悦，反而十分理解地安慰我说：“一位女性大老远地跑到这儿来，你不说来调查什么，我也大致能够猜到。你辛苦啦。”
我一边深为这位男性的体贴而感动，一边又为他敏锐的洞察力而吃惊。不久，车到了，我们终止了谈话。大概只坐了两站，他对我说了声“再见”，就下车了。虽说我们的相逢总共只有十几分钟，可它却像一股清泉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此后，每当我去天草岛，都不由得想到：他现在还在这个岛上画画吗？
但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和这位男性还有再次相逢的机会。因为我们彼此都没有告诉对方自己的姓名和住址。
六年之后，在今年六月，我和这位男性在东京银座的中心再次相见了。事情是这样的。我在某杂志上写了一篇小文章，引起了银座一家帽子店女主人的注意，当我得知她也是邱吉尔会会员时，便向她谈起了在天革遇到的那位男性。不料，那位男性正是她很要好的绘画朋友。
见面那天，我头一次得知这位男性的姓名。令人吃惊的是，这位男性——也就是T先生，他早已知道我的姓名，并一直期望有一天能再次与我见面。因为在我们相逢后的第四年，我的《山打根八号娼馆》出版了，T先生凭着直觉知道我就是那本书的作者。而且，为了表示对我工作的祝贺，他把我片刻不忘的天草下岛的风景画成三号大的油画，期待着有一天能亲手把它送给我。
也许由于充分反映了T先生的人品和天草岛的风士，这幅油画的色彩温暖柔和。但海中突出的岩石却画得令人悚然，仿佛是那些南洋姐们发出拗哭的身影。
据说，T先生虽然常年住在东京，但也是出生在天草下岛的人。六年前他在天草的滞留，也是因为惦记着卧病在床已有九十高龄的母亲的缘故。正因为是天草人，所以六年前的那天，他才一下子就猜出了我旅行的真实目的。
T先生送给我的那幅画着天草的海的油画，正挂在我家中的一室里。每当我凝视着它，就会不由得想到——相逢是多么的奇妙。
（原载《日旅》一九七四年八月号）
“大师”的故事
为了调查以往被忽视的大众女性的历史，我有时要到远离陆地的孤岛和偏僻的地方去。在这样的地方和村民们一同生活一段时间后，我常常感到当地的土著信仰在民众中依然存在。他们信仰的或是后山的山神，或是海神，或是守护森林的森林神，还有被俗称为“大师”的神等等。
在近代文明遍及日本列岛每一个角落的现代社会，也许人们会为依然有人在信这些不明不白的神而感到惊讶。不过我倒觉得，文明越发达，这种土著信仰的势力也就会越大。因为在孤岛和僻地，青壮年的人数越来越少。剩下的大多是病人和老人，他们无依无靠，所以只好求助于本地神来保佑自己。也就是说，现代文明发展的失调导致了偏远地区土著信仰的复活和蔓延。
我对这种土著信仰的亲身体验是在九州的天草下岛，神的名字叫“大师”。我跟村里一位信仰大师的老婆婆一起去拜访过几次住在隔着一座山的邻村的大师，总算知道了小部落里的大师信仰是怎么回事。
大师的“房子”在山脚下一个只有二十来户人家的村子里。说“房子”是因为它没有一点神社的样子，只是一间普通的农舍。唯一的不同，是在一进门的房间里，有一座不到两米宽的祭坛。祭坛上面挂着一小块紫色的幕，中间用绳子系着。我没想到，老婆婆笃信的对象竟被这么简单地供奉着。然而，更令我吃惊的还是侍奉大师的那个巫女。
跟我同去的老婆婆管这个巫女也习惯地称作大师。她的使命是：信者来了，她替信者向大师祈祷，然后接受大师的意旨，再代替大师把神的旨意传达给信者。可是，这位“大师”白天几乎根本不在大师的房子里。
这么说，读者可能会想她大概是去传道了吧，其实不是。她白天大抵是在地里锄地施肥。也就是说，“大师”平时跟村里人一样只是个普通的农妇，只有当她披上白披肩，拿起念珠，在信者面前祈祷时才变为“大师”的。因此，去拜大师的人，要先到附近的田里把大师找到。“大——师——”只要你大声一喊，那位大师准会一边乐呵呵地用毛巾擦着晒得黑黑的脸，一边向你走来。“大师”跟来访者边聊着庄稼的长势边向家里走去。进了门，“大师”给来访者端上一杯粗茶，再拿出一大碗那个季节的腌菜，然后，就山南海北地扯开了。来访者讲出自己的牢骚不满和得意事都是在这个时候，那些话“大师”可能听过几遍几十遍了，但还是一个劲儿地附和着耐心地听着。
到这里，访问者——信者的脸上已开始露出笑容。于是，“大师”便站起身来，往干活儿的衣服上披块白披肩，坐到祭坛前。随着她囔囔的祷告声，信者大多进入一种忘我的境地。她的祷告词很特别，往往把几分钟前喝茶时听到的话都编了进去。如祈祷时说：“去大阪挣钱的儿子不来信，使我放心不下。”而将神的旨意传给信者时则又说：“大师会全力保佑他，请你放心。”这时，信者紧锁的眉间开始舒展，来时的愁云不见了。于是，信者心情愉快地回家去了。
可以依靠的年轻人都进了城，而社会福利的保障又不完备。对于这些偏远地区的人们来说，农妇打扮的“大师”给他们心灵带来的安慰是无法衡量的。然而，面对那些孤岛和偏远地区正在复活和蔓延的庶民信仰，已无所谓信仰的我既感到羡慕又不得不为之悲哀，因为它无疑是现代日本文化畸形发展的结果。
（原载《Junon》一九七四年一月号）
我的“母亲”
人生许多事都取决于偶然。在我看来，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亲子关系了。人，无论如何也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尽管如此，正如“血浓于水”这句话所说的那样，亲子的纽带固然是十分牢固的。
不过，我从三十五、六岁时起就开始觉得，人除了原有的血缘关系外，也应该可以有通过自己意志选择的“母亲”和“父亲”。而我现在就很幸运地拥有这样一位“母亲”。
不久前，我就为看望这样一位“母亲”，坐飞机从东京到熊本，又乘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到天草岛上的一个小村落去了一趟。东京虽是春光明媚，可天黑后到达目的地时，那里却是狂风大作，暴雨倾盆。
我看了下手表，已是晚上九点了。我想，这会儿她也许上床了，但还不会睡着。于是，就冲进雨中，手扶着大门高声喊道：“晚上好。”可是，不仅大门纹丝不动，从窗缝儿往里看，家里也不像有人。当司机不放心地从车里跑出来看我时，我早已全身湿透，“晚上好”的问候也变成“妈妈，朋子来了，快开门啊”的喊叫声了。
我亲切地称之为“母亲”的这位女性，十岁时就以“南洋姐”的名义被卖到海外，曾长期遭受外国男性的蹂躏。我把她的一生写进了《山打根八号娼馆》中。写这本书我花了很多时间，完稿后由于怕给她带来麻烦，在箱底还压了四年多。所以，我们的交往已有七年了。她不识字，我们每月通过代笔人通几次信，有时我还去看她，我们都为彼此的健在而感到欣慰。
这次离开东京前两天，我又收到她一封来信。看到代笔的女孩子在信上加的那句“奶奶身体有些虚弱了”，便迫不及待地赶来了。我心里明白，她虽然虚弱了但还健在。可是，站在紧闭不开的窗前，突然一种“莫非她——”的不安掠过脑海，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
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司机的帮助下终于挪开了沉重的大门。当阿崎婆被这声音吵醒，一边说着“谁呀，这么晚了”，一边从里面走出来时，我内心的喜悦已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紧紧地盯着阿崎婆的脸，仿佛要把它望穿。雨水从我身上流下在草席上形成了一个水洼，我坐在那里心中只是不住地重复着一句话——“幸亏还活着，幸亏还活着。”
第二天天空晴朗，阳光灿烂，我和阿崎婆一起到附近的镇子去。路只有一条，周围是舒缓的山地，我们按着她的速度慢慢地走着，忽然她停下脚步，指着前面的小山说：“你下次来了，我带你到那儿去看看。我父亲也埋在那里。”
小山上的确有些墓碑样子的东西，但山上长满了樱树，有种比奥津城更像赏花地的风韵。记得秋天从这条路上走过时，山坡上的枫叶仿佛是燃烧的火焰向上延伸着。
假如真的能安息在这么一个无论春秋都景色优美的地方，该是何等的幸福啊——想到这儿，我终于把在我心里搁置已久的问题向她提了出来——“我想，您最终也是要到山上您父亲那里去吧？”
于是，她一边继续用温柔的目光凝视着山冈，一边回答说：“不，我觉得人只属于活着的时候。我死了，用不着往墓地里埋。只要有谁随便找张席子把我一卷扔进崎津的海里就行啦。朋子，你是个大忙人，不用为葬礼什么的往这儿跑。”
我从年轻时起就常开玩笑说：“如果我死了，就请你们把我的尸体扔到大海里去。”由于我父亲是在我年幼时乘船出海后失踪的，所以，对我来说大海既是父亲的故乡也是他的坟墓。而且，我丈夫平日也常说：“我死后不要墓碑，只希望你们为我种上一棵树。”我们就是这样一对夫妇。不过，话虽这么说，真到那时会怎么样，谁也无法断言。因为即使是信仰唯物史观的人和虚无主义者，当人生的黄昏接近时也会突然开始筹措墓地、准备起墓碑来，这样的例子我见的实在太多了。这或许是由于人有既软弱又贪心的一面，因而死后也想通过石头把自己的存在继续留在人世，希望人们永远不要忘掉自己。
无论是学者，还是宗教家、实业家、艺术家，大多数人都很难克服这一弱点。然而，如今已年届八十的我的“母亲”却十分坦然地说：“死了就把我扔到海里，也没必要举行葬礼。”听到这位还是个孩子时就被迫离开家人到南洋做妓女的人希望以这种方式给自己的一生划上句号，我不由得感慨万千。
于是，我立刻想到——假如她得知我昨晚在大门外想到她也许会死时吓得几乎要背过气的狼狈模样，她会怎么想呢？恐怕一定会说：“朋子，坚强点儿，我没有那么没出息的女儿。”不过仔细想想，从昨晚我全身透湿地进屋时的表情中她也许早就看透了我的心思，所以才借我有关墓地的问话，送给我一副有关人生终结的手杖。——无论怎样，拥有这样一位“母亲”，我感到无比幸福。
“在活着的时候一定再见。”说着每次都重复的话，我登上公共汽车，离开了天草。可是，不到一个星期，我的心又飞向了“母亲”身边。
（原载《新潮》一九七五年六月号）
两位有教养的人
后天，我就要去九州的天草岛短期旅行，是为看望我在《山打根八号娼馆》中所写的“阿崎婆”去的。迄今为止，我大概到天草岛去过六、七次了。前两次是有关南洋姐的研究旅行，我因此写成了一本书。后几次则既不是为研究也不是为去天草旅行，而只是为了亲眼看看“阿崎婆”是否安康。
我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由于阿崎婆是位独居的老人，又不识字，无法亲笔把自己的情况写信告诉我，还有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