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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随着加拿大、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语言学校的留学市场迅速饱和，中国青年们又开始探索和开拓新的留学领域，像东欧的匈牙利、大洋洲的新西兰，以及南美诸多不易记住名字的国家。总之，到了90年代，如果有一天有幸遇到某位在马尔代夫或伯利兹或纽埃留学的中国学生，千万用不着大惊小怪。
在80年代席卷全中国的“出国潮”中，我们看到了无数人生的悲喜剧。
无论其中有多少事情让人感叹，让人悲哀，让人看不惯，让人痛心疾首，难以否认的一点是：中国人开始摆脱掉身上的“惰性”，重新具有了活力。这或许是中国民族精神张扬的开始。
一个大家族，如果子女们没出息，一定会都守在家里，为一点遗产打得头破血流、你死我活；相反，子女如果有出息，一定会走出家门，开创自己的事业。
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大家族。80年代，千千万万中国青年敢到海外去闯天下，或许是下一世纪中国兴盛的先兆？
变化着的数字
1978年以来，到底有多少人出国留学？准确的数字或许无法真正弄清楚。
1988年10月，美国出版了一部有关中国留美学生状况研究的专著《中国留美学生：政策、问题和数据》。该书作者、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问题专家里奥·奥林斯（Leo A．Orleans）在书的序言一开头就写到。“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不能确切地知道，现在或自1978年双方开始交流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到底有多少中国学生和学者在美国学习。”
在这里，缺少的不是统计数据。数据有不少，只是这些数据常常自相矛盾。在一大堆不断变化着的、有时相互矛盾的统计数字中，有两个数字似乎值得特别注意。1988年底，国际教育协会公布了名为《门户开放》的年度报告，报告指出，在1987年至1988年间，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出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总数为42481人。尽管当时在美的留学生中，中国台湾的学生人数仍然占首位，但不到一年，就在同年11月，美国新闻总署公布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年度调查报告，报告宣布：在美国各大学攻读学位的中国大陆留学生的总数已达29040人，第一次超过了台湾。
中国海外留学生派遣规模日益扩大，到了1991年，人数猛增到170000人；1992年，又增加到190000；1995年的最新数字是220000人。
与“多少人出去了”有关或许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人出国留学了？”
一种常见于海外和港台报刊并被反复重复的说法是：出国留学的主要都是一些高干子弟。
尽管能举出不少例子，但上面这种颇具误导性说法的产生显然不是基于数据的分析。就整体而论，近十年来中国出国留学生的挑选和派遣，如同大学高考招生制度一样，是一种相当公平的竞争。
1990年3月，中国留美学生学者政治学学会曾就中国未来的政治问题在留美学生学者中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调查组织者分两次向全美18所大学寄出了问卷。
在这份调查报告中，引起我兴趣的是留美学生学者的背景分析。根据调查报告的统计，在被调查的留美学生学者中，52％的人来自大城市，29。8％的人来自中等城市，8。4％的人来自集镇，8。8％的人来自农村；其中，51。8％的人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24％的人出身于政府官员家庭，10％的人出身于工人家庭，7。2％的人出身于农民家庭。调查报告的作者由此分析说：“较多的学生学者为男性，来自大城市，来自学校，生于60年代，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没有参加任何政治组织，在国内获得较高的学位。”
这些数据和分析或许有不够精确之处，但离事实大概不会太远。
第三章 海外的震撼
文化冲击
1989年8月30日，在太平洋上空飞行了近20个小时之后，我到了密执按大学，大学在离机场40英里外的小城安娜堡（Ann Arbor）。那时已近傍晚，阳光仍浓烈，但不再烤人。我向校园方向走去，路上看到的景象令我难以忘怀。
一路上，到处都在开晚会。节奏强烈的音乐在空中荡漾，烤肉的香味在傍晚惬意的凉爽空气里隐隐弥漫着。穿着一色西装、短裙的大学兄弟、姐妹会的成员们，排着队去参加晚会，一边走，一边唱着歌，不时传出阵阵欢笑。城中，无数穿T恤衫、牛仔裤的男、女大学生们拥挤在街上的小餐馆、咖啡店、酒吧和冰激凌店，喝着罐装啤酒，吃着高杯冰激凌，谈着，笑着。街上一片喧闹。站在城中的街上，可以望见通向校园广场的圆形拱门和法学院那爬满常青藤的古典式尖顶建筑，更远处，是夕阳辉映下高高矗立的钟楼。
这是学校秋季开学前的最后一个星期，经过漫长暑假后返校的学生们正在抓紧时间尽情欢乐。面对眼前的景象，我内心感到一种震动，好像有某种过去一直很完整的东西突然在心中断裂开来。
但是，就在那一瞬间，我懂得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中国人——至少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可以有别一种生活。第一印象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更为强烈的文化冲击。
美国是个金钱社会
美国是一个真正的金钱社会。在那里，金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着社会转动。这是一个“流动”的社会：它没有什么贵族和平民，没有什么上层和下层，有的只是有钱的人和没钱的人。但是，有钱的人可能会渐渐没钱，而没钱的人可能会慢慢有钱。
1990年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研究学院的组织下，我曾随着“美国政治与政策”暑期研究班去华盛顿进行“实地考察”。在那里，我们参观了一家专门从事国会游说的律师事务所。接待我们的是该事务所的主要合伙人之一库兹威尔律师。座谈时，这位正值盛年、西装笔挺、一点不愿掩饰自己有多么精明的职业游说家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地告诉大家：“美国的一切问题说到底都是一个Dollar（美元）问题。任何变化，无论是一项法令的通过、一位议员的当选或是一个案例的判决，最终都意味着美元从一些人的口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口袋里。”
的确，在美国，金钱不但能够左右政治，影响经济，而且，成为了一种价值判断的标准，甚至渐渐渗入了人的思维方式。
90年代初，美国前总统布什曾在电视上正式宣布开展一个全国性的反毒品运动。没有标语，没有口”号，也没有什么动员大会，布什所采取的主要行动就是要求国会通过一项几千万美元的反毒品专款的预算案。这个情景颇似NBC电视台“周末夜生活”节目里对1992年总统候选人佩罗的讽刺：这位德州的亿万富翁解决洛杉矶种族暴乱的办法就是给洛杉矶寄去一张支票，然后宣布，洛杉矶的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
美国社会就像一个不断制造金钱又不断吞食金钱的不停转动的大机器。所有的人，无论是商人还是学者，无论是政客还是百姓，只要在这个社会生活一久，就会身不由己地被卷进去跟着一起转，不愿意停下来。
一个三十五岁的访问学者，到了美国后，什么也不干，不访不问也不学，每天就是打工挣钱。他说，他开始的目标是攒够一万。可挣够了一万，又想攒两万、三万。结果，欲罢不能，就这样一直打了下去。
90年代初，国内曾一下子出了好几本描写所谓海外留学生活的纪实性畅销小说。在这些小说中，人物命运各异，异域生活多彩，只是主人公在海外是否获得成功，其主要标志都是最后“发”了没有。
孤独的阴影
在西方社会个人自由主义的背后，常常隐藏着孤独的阴影和一种无援的感觉。生活在中国社会，总是会有许许多多的“不痛快”．却少有抑郁的感觉（Depression）。而在美国生活的时间一长，不但有了Depression的体验，而且也懂得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美国人要去看心理医生或要用毒品来毁掉自己物质条件优裕的生活。
进入美国社会的中国留学生，在享受到个人自由的同时，自然也会体味到那种孤独的阴影和无援的感觉。
一个在康州某大学读生物化学的三十三岁留学生曾向我描绘过他某一时期的抑郁心态：“开始是感到孤独，每天就是工作，工作，工作，没有生活，也没有人说话。然后，是精神抑郁，对什么都没兴趣，什么都不想干……这种抑郁，时间一长，慢慢地就变得难以忍受了。你会觉得自己一步步走向疯狂。最后，你真会觉得自己需要去看心理医生了。”
一位1982年到加州州立大学读书的二十九岁的女研究生说，在美国，她最感凄凉的时刻就是周末一个人背着书包走回住地，身边一辆辆汽车开过，载着欢叫着的美国学生去参加聚会或去度假……
的确，在美国，当你望着大都市里一座座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当你看着公路上一辆辆从身边急速驶过的汽车，当你面对着街上急急忙忙赶往某一地方去的人群时，恍惚中，一种凄凉的孤独感会油然而生。你突然意识到，尽管你站在那里，眼前的一切却意味着另一种人生，可能和你毫无关系；代表着另一个世界，你也许永远无法真正进入。在那一刻，你是自由的，可以做一切想做的，说一切想说的，可没有人会注意，没有人会在乎。突然之间，你会感到自己好像被世界遗忘了，你的存在一下变得毫无意义了。
人在生活中需要有一种归属感。许多习惯于集体生活和组织关怀的中国留学生，来美国后，常常转向其它的群体来寻求这种归属感。在西方社会，能够为人提供这种归属感的是各种宗教组织。我大学里的一位女同学，当年曾是班上集体活动的积极分子，出国留学前还人了党，在外几年后，听说已成了一名虔诚的天主教信徒了。这并不是一个特别的例子，留学生中，真真假假地信教入教的人并不在少数。
人类一直在追求自由，但人在生活中需要的不仅仅是自由。
面对另一个社会
我们从小生长在一个社会里，很自然地会将那个社会中的一切——社会制度、政治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尽管我们可能喜欢或不喜欢某些东西，但对其存在的合理性，我们几乎是从不会怀疑的——一切本该如此。
但是，有一天，当我们进入另一个社会，发现那里的人们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政治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下同样正常地生活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困惑和震惊。于是，我们对自己社会中的一切所保持着的简单而坚定的信念便开始掺入一丝怀疑。
这也许是许多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后的最深刻也是最复杂的感受之一。
我们的思维不自觉地被自己的社会存在所局限，并进一步被自己的文化传统所局限。就像人类的思维无法摆脱人类自身存在的局限一样，我们也很难真正超越这种社会和文化的局限。我们很容易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社会所代表的一切，无论好坏，都是正常的，并毫不怀疑地予以接受。
但是，对一个人或民族来说，真正可怕的还不是这种意识的局限，而是在这种局限中形成的一种绝对思维模式。我们不自觉地以自己社会的一切作为是非标准来断判其它社会的一切。有时，我们能走出国门，却走不出这种绝对思维模式。
人们几乎是先验地从自己的社会生存方式中获得“正常”的观念，并不自觉地以其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就在把自己放在“正常”位置上的同时，他们便将别人放在了“异常”的位置上。于是“天经地义”的东西变成了“唯一正确”的事情了。
在一次野餐时，我和一位美国人类学教授谈起这个问题。我问他，在美国历史上，有没有一个时期，人们具有这种绝对思维。他先是不假思索地说：“没有。”想了想，说“有。在清教徒时期。”过了一会，又说：“现在也有。”
实际上，正是人类学研究使人们注意到人类社会生存方式的多样性，从而帮助人们逐渐摆脱了过去狭窄的意识。
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留学生具有和我相同或相近的感受，但我相信，那几十万足迹遍布全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从各自不同经历中学到和带回中国的将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