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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都不在香港，他们乐意陪我到新界去。
汽车过九龙，上了环新界的高速公路。人们都在过节，路上汽车稀少。两次到香港，对这里的公路印象极深。高速公路、高架桥、立体交叉，四通八达，畅通无阻。即使在像广州旧街道那样的内街，公共小巴和中巴也开得飞快。这里的汽车大约比广州多几倍，但在广州饱尝塞车之苦，在这里却不必担心受阻。光在交通上节约的时间就难以计算了，而时间就是财富。这种差别，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产生并不断扩大的呢？我想起吴有恒同志在《羊城晚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说到，1959年建国十周年的时候，广州有了无线电视，香港还没有，广州有了大北路立体交叉，香港还没有，以后情况就逐渐翻过来了。当我们“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候，人家是经济建设年年干、月月干、天天干；我们的政治口号响彻云霄，人家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我们“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人家的过海隧道、地下铁道豁然贯通……就这样差距越拉越大。及至从恶梦中醒来，大家睁开眼睛，全民族“啊”了一声，老一代深感内疚，青年人感到耻辱。过去了，过去了，那样的历史再也不能重演了。
车至流浮山，梁宪指着山顶一处建筑说：“那是警署，这里叫差馆，专抓海上的偷渡者的。现在他们比较清闲了。”
驶过一个小墟镇，沿着简易便道朝海边开去。在一个荒僻的转弯处，车子停了下来。
下面就是海。这是瞭望蛇口的最佳地点，梁宪他们来过多次了。现在我能完全体会他们的心情了。
这几千米宽的海面，波光粼粼，海鸥点点，多么平静。怎能想像，在过去对面大搞“政治边防”的时候，许多年轻人硬是冒着生命危险黑夜泅渡。有的侥幸过来了，有的葬身鱼腹，有的尸体又被浪潮推了回去。蛇口崛起之后，这种悲剧终于收场了。日新月异的蛇口使人们看到了希望，谁还再拿生命作赌注呢。现在从这边望蛇口，比从蛇口望这边好看多了。我们指点着蛇口的建筑：看，那是南海酒店，那是面粉厂，那是……虽然不能一一分辨，却能想像那每一座熟悉的楼层。这种了望，真是一种美好的精神享受。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今年春天袁庚与《世界经济导报》记者的谈话。他说：蛇口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蛇口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干部和工人并不羡慕资本主义。蛇口的工作人员，经常因公到香港和国外去，没有一个人不愿意回来。
袁庚的话，真使人扬眉吐气！
生意兴隆通四海
海通公司是招商局盈利居于前列的公司。1972年创办时，只有五六十人，任务是为远洋搞物料。现在已发展到169人，12个分公司分布在蛇口、广州、香港和欧洲，多元化经营，真是生意兴隆通四海。
总经理耿全，四十五岁，大连人，学的是机械，在海上跑了14年。那时知识分子很臭，他只能当个轮机工，抬不起头来。打倒“四人帮”，他才当上了轮机长，正想大干一番，忽然通知他上岸，满肚子不高兴。
“派你去香港。”
“干什么？”
“不知道，到那里再说。”
换了别人，也许求之不得，兴高采烈了。他可高兴不起来。他舍不得离开航海生活。
1978年3月，耿全到香港招商局报到。满以为招商局会派他上船，谁知第一个任务就是叫他搞油漆。他不懂化工，不知从何下手，可是他没有讨价还价的习惯，只好硬着头皮接下这副重担。边干边学，终于在葵涌建了个小油漆厂，年产几百吨油漆。刚上手，袁庚又来动员他搬到蛇口去，他又不高兴了。
袁庚来香港考察时，他就接触过。这个老干部受了多年的罪，不计个人得失，还有这么大的劲头，他从心眼里佩服。可是油漆厂刚刚投产，又叫搬家，这不是瞎折腾吗！蛇口一片荒山，有什么搞头？搬一个厂又有多少麻烦！
袁庚也不压他。把他带到友联船厂。
“你看，我们一个船厂才这么点地方，怎么发展？你那葵涌也伸不开手脚。到蛇口我们说了算，可以大干！”
跟袁庚去蛇口看看吧。坐上海燕8号，往蛇口开去。船到中途，看到海上漂着几具尸体，他忍不住扭过头去。
耳边响起袁庚沉重的声音：
“看到了吧？这说明我们国家穷。我们为什么不能搞得像香港那样？对下一代怎么交待？！”
他似乎明白了袁庚要开发蛇口的用心，开始想通了。仔细想想，在香港发展也真难。油漆是化工危险品，限制很严，已经花了十来万港币搞安全措施，至今还说违例。搬吧，为本身的发展，也为支援蛇口工业区。
1980年12月在蛇口破土动工，1981年10月就开工了。海虹油漆厂是蛇口工业的第一家工厂，耿全是第一任厂长。参加开幕典礼的有内外宾300多人，喜气洋洋。这时耿全对蛇口的感情已经难分难解了。
“去一次变化一次，隔几天就变。”耿全经常对人这样夸蛇口。
1986年，海虹油漆厂的产量达到5000多吨，10月举行了搬迁五周年庆祝会。耿全早已离开工厂，就任海通公司总经理，可油漆厂作为海通公司的子公司之一，始终在他心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他亲眼看到，随着生产的发展，油漆厂职工的生活使香港人也有些羡慕了。青年工人结婚，一登记就有房子。技术部主任家的摆设，像他这样在香港工作了八九年的人也办不到，光那音响就值11000元。海虹是他的骄傲。
耿全到香港不久，正碰上香港选美。那时看电视只准看体育运动，其他节目不准看，看到选美镜头就关。在香港能把眼睛堵住吗？越限制越要看。说起那时的戒律，耿全觉得好笑，“现在很少看电视了，反而对国内电视感兴趣。”其实，耿全并不爱好娱乐，香港的花花世界对他没有吸引力。他满脑子装的是工作。过去做几百万的生意，现在做几亿元的生意，用他的话说，“我们信誉很高，做生意只要招商局担保就行。”这样的工作本身就有强大的魅力，为工作东奔西走，也就乐在其中了。
一个多月前，国家经委体制改革局局长王乐梅带工作组来香港招商局集团进行考察。耿全晚上刚从欧洲回来，第二天还未适应时差的变化，眼睛红红的，就去向王乐梅汇报，大讲打进国际市场的情况，讲得热了，解开领带，眉飞色舞。晚饭时有一道芦笋做的菜，耿全说芦笋可以出口，王局长说江苏、湖南出芦笋，耿全记在心里，马上派人到内地组织出口货源。他触类旁通，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利用的信息。真正把生意做活了。
他最佩服袁庚和江波。江波来招商局之前，是中国远洋公司副总经理。有一次袁庚亲自向江波推销蛇口生产的集装箱，正好耿全在场。江波认为质量不合要求，不肯购买，袁庚也不认为丢了面子，双方都从工作出发。这使耿全很受感动。
当时上层和下层都有人说招商局开发蛇口是“不务正业”。耿全把这些议论告诉了江波。江波说：
“不要听这些闲话，看远点。折腾了多年，什么叫社会主义都搞糊涂了。蛇口说不定能摸出中国式社会主义的路子，那是很大的贡献，超过赚多少钱的意义。”
这话使耿全深受教益。他去对袁庚表态说：
“袁董，你用主要精力去抓合资厂吧。海虹交给我，放心，绝对不给你丢脸。”
江波没文凭，在航运界搞了几十年，哪方面的工作都懂，都能一抓到底。他没有什么个人爱好，一天到晚想工作，想开拓，对己对人都严。调到招商局后，耿全被他批哭过一次。耿全后来说：“他对我很凶，发火，抓住不放，但批过以后就没事了。常常是我没想到的他想到了，所以向他请示工作得先考虑成熟。”
招商理财人
袁庚上了“香港第一课”之后，调来华东财经学院毕业的章秉权整顿财务，卓有成效，我早就想会会这位财神。终于如愿以偿了。
在他的办公室，和他对面而坐。他现在是招商局集团的财务部总经理。人有点发福了，外表颇像个香港老板。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亲切、随和。
“过去的招商局，历史很久，名声很大，底子很薄。”
开宗明义，他就作出了如此概括。“那时楼不过三层，码头临时租用，没有基业。三中全会后中央给权，开放先走一步，多元化发展，这才发展了起来。”
我明白这“发展了起来”的含义。1978年的财产，不过是现在的若干份之一，就是说，八年间财富增加了许多倍。
“中央给了贷款500万美金以下不报批的权力，过去是800元以上构成固定资产都要报批。这就是差别。当然，钱不能随便借，要讲经济效益，有利才借。香港没有一个资本家不借债，招商没有一年不借债。借债，一个钱当几个钱用。中国远洋公司借钱买船，现在有了1000多万吨的船队，借钱立了大功。我们借钱建立驳船队，现在也还清了。每次借钱，都要有可行性方案。”
“您是怎样理财的呢？”在他面前，我真是个小学生。
“每天算账。这里流通各种货币，利率不同，必须天天算。要有很强的时间观念、信息观念、竞争观念和信誉观念。为了及时掌握信息，我们花10多万元装了路透社的信息终端机，每天从这里看行情。星期六东京银行的信息必读。1981年，光靠这个节约了200多万美金。不能老坐在办公室里，会计师、律师、建筑师我都请教，所有的银行我都接触。还要讲信誉，签了字就认账，信誉是重要的无形资本。”
大概是职业养成了精确的习惯，他讲话简明扼要，很少虚词，更无废话。
“1981、1982两年，我们帮助中国远洋公司买船，紧张极了。买谁的船，给谁的货币。远洋的收入是美金，买日本船支出日元，这就有风险。当时1美元兑换270多日元，日元处于低潮，而最高时是兑换170元，最低时300元。汇率起伏不定。我们必须选择合理时机，避开风险，以最有利的价格买进月B时日本生产情况好，贸易有盈余，日元很可能升值。有一次，我为了等待有利时机，守在终端机前，整整两周没有睡好觉。”
像听一个将军回忆惊险的战斗，我也屏住了呼吸。
战斗结束了。国家省下了大量外汇。我松了一口气。
“我这工作，要和各国人士打交道。日本人鬼，美国人大大咧咧，英国人刻板。当然，这是一般而言，只是我个人的观察。”他笑了笑，“现在我有主动权了。”
只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才能富国
招商局的人，梁宪是我接触最多的了。从1984年在蛇口“夜访梁宪”开始，已记不清和他打了多少次交道。但他是个大忙人。每次都是来去匆匆，无法深谈。他给我的印象，是多次交往中积累起来的。
短小精干，行动敏捷，大脑门，过早的脱发使脑门显得更大，金丝眼镜后面闪动着深思熟虑的目光，使你觉得他那脑袋里不知装了多少思想和信息，这就是梁宪。我以为招商集团研究部总经理那把皮转椅，他坐最合适了。袁庚知人善任。到底找到了一个机会，听梁宪深谈。
“袁董最近提到商品经济与产品经济的问题，”梁宪开始了他的谈话，“政府到底怎样管理经济？蛇口和某些城市最大的不同，在于蛇口是小政府大企业，政府为企业服务，企业左右政府。企业的人、权、物不需要政府管，政府只需创造企业盈利的条件和机制。使人民国家富起来，是政府的最高职责。而某些城市却是相反，大政府小企业，政府把什么都拢起来，不让企业去干，政府又管不了。他认为‘企业是我的’，他有人权、财权、批件权，就必然搞产品经济，而产品经济又必然按权分配，不顾价值规律……”
这时我想起了袁庚在十多天前的一次讲话，即12月12日，他在深圳大学举行的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的讲话。他也讲到了这个问题，不过讲得更生动。他说：
“从产品经济到商品经济，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是个巨大的变化，它带来一系列变化。首先是观念上的变化。商品经济‘认钱不认人’，产品经济‘认权不认人’，前者比后者当然是一个进步。产品经济造成的等级观念，无孔不入。有一次我问方毅同志是否有过这个笑话，他笑而不答。这个笑话说，方毅坐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