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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人分别是闽浙总督张经，和浙江巡抚李天宠。
而这两位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之所以会人头落地，只是因为一个无聊的人，去出了一趟无聊的差。
嘉靖三十二年（1553）十一月，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正部级官员张经，被任命为总督前往浙江，他肩负着一个特殊的使命——抗倭。
不久之后，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李天宠，奉旨来到浙江，取代驻守当地的王忬（王世贞的父亲），成为了新的浙江巡抚，张经的下级。
这两位仁兄都察院出身，合作得也还不错，面对着日益严重的倭寇之乱，尽心竭力，日夜勤勉。
就在他们埋头苦干的时候，嘉靖三十三年（1554），另一个人也来到了浙江，他就是通政司通政使兼工部右侍郎，副部级官员赵文华，可这位兄台既不是总督，也不是巡抚，之所以千里迢迢跑来这里，除了观光旅游外，倒也背负着一个特殊的使命——祭海。
让你去祭海，你就老老实实地祭海，完事后带点土特产回京也就行了，可赵侍郎却偏偏是个有抱负的人，他对倭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也想掺和一把。
一般说来，京城的领导要亲临指导，地方官员高兴还来不及，可是张经总督却不买他的帐，对他不理不睬，十分冷淡。
原因很简单，张经的官比他大。
在明代，总督不是地方官员，而是中央派驻地方工作的领导，工资、户口都挂在中央，比如张经，原先是都察院右都御史，此次是挂衔下派，而赵文华只是奉命出差，干点临时工作。
论资历就更没法说了，张经兄十七年前（嘉靖十六年）就已经是副部级兵部侍郎，而那时赵文华却只是一个小小的正处级刑部主事。大家同在京城里混，互相知根知底，高级干部见得多了，眼界自然比地方干部高得多。
老子是二品正部级、两省总督，你小子不过是个三品副部级侍郎，竟敢在老子面前耍威风，你算哪根葱？
同理，中央都察院正四品右佥都御史，浙江巡抚李天宠也不愿买赵文华的帐，每天管他三顿饭，就盼他早点滚蛋。
然而事实证明，赵文华确实算根葱，还是根大葱，你们敢欺负我，我就让我爹来收拾你们！
他爹就是严嵩，虽然他姓赵，严嵩姓严，但所谓有奶就是娘，有权就是爹，不必奇怪。
严嵩之所以支持干儿子赵文华，是因为当年他当国子监校长的时候，赵文华是他的学生。而据他观察，这位学生虽然没有什么能力，却很能拍马屁，很听话，于是他安插赵文华去了通政司。
严嵩是不做慈善事业的，他让赵文华当通政使，其中有着很深的用意。
通政司是一个副部级部门，最高长官通政使也只是三品，但这个部门对严嵩而言却极为重要，因为它主管全国各地送入京城的公文。
由于名声太差，全国的众多御史官员经常上书弹劾严党，虽说有严嵩在内阁压阵，但这位仁兄已经七十多岁了，难保有漏网之鱼，万一捅到皇帝那里，事情就麻烦了。
而赵文华兄的主要工作就是每天在机关蹲守，发现可疑邮件即刻予以删除（销毁或是压住），他兢兢业业，工作完成得很好，也由此成为了严党的第一号骨干。
接到儿子的告状信，严老爹却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回复，他托人告诉赵文华，张经并不好惹，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之前，最好还是乖乖听话。
赵文华无计可施，但这位仁兄是个比较执着的人，又从中央要了一个观察敌情的名义，硬是赖着不走。他要留在这里，等待张经的失误。
而不久之后，他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时的浙江沿海，倭寇气焰已经十分嚣张，有两万余人盘踞于此，根本不把明军放在眼里。张经也并非等闲之辈，他四处调兵，积极部署数月之久，却迟迟不动兵。
赵文华反复催促，张经依然纹丝不动。
而张总督之所以有如此举动，和他之前的一段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
嘉靖十六年（1537），总督两广军务、兵部侍郎张经，奉命去平定广西断藤峡叛乱，在长期艰苦的山区作战中，他养成了稳重进兵的习惯，更重要的是，在这次战争中，他还发现了一个十分可怕而特别的战斗群体——狼土兵。
狼土兵以少数民族为主，大都不习文化，好勇斗狠，战斗力十分彪悍，当年曾让张经吃尽了苦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到了浙江之后，张经才发现，那些被朝中大臣轻视，所谓乌合之众的倭寇，却是一帮前所未见的强敌。
在皇帝同志专心修道，大臣们专心斗争的时候，日本正处于极度混乱的战国时期，全国分成三四十个诸侯国，你打我，我打你，打赢的自然风光，打输的就只能跑路。日本就那么大，土地又不多，还时常喷火山乱地震，实在不是个人呆的地方。于是众多讨生活的倭人就不远万里，为了日本人民的致富事业跑到了中国。
这帮倭人不请自来，而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故文言有云：倭人为寇，是为倭寇。
但恶劣的品行并不能否定他们的战斗力，且不说这帮人的武艺和战术水平，单说人家冒着掉进海里喂鱼的危险，跑上千里路来抢劫，就能充分说明他们的犯罪决心和毅力。
而与倭寇相比，张总督手下的大都是浙江、山东等经济发达地带的兵，他们当兵是为了混碗饭吃，就算不当兵还能种田，犯不着去拼命。
于是张经决定，调狼土兵进入浙江，抗击倭寇。
这个决定为他赢得了暂时的胜利，却永远地送了他的命。
张经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费尽心力调兵遣将的时候，赵文华已经设计好了一个圈套，准备将他致于死地。
张总督久经官场，并不是个善茬，上任一年多来，他已在当地安插了自己的亲信，而对于赵文华，他也安排了专人监视，总而言之，整个浙江已然成了他的地盘。
然而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赵文华依然找到了一个盟友，这个人的名字叫胡宗宪。
胡宗宪，字汝贞，徽州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
胡宗宪的考试成绩很一般，运气却不错，他没能选上庶吉士，分配到地方当了县官，不久后因年度考核优良，升为御史，巡视宣府、大同。
之所以说他运气好，是因为在明代朝廷，御史是个不错的行当，以骂人为主业，天不怕地不怕，想骂谁就骂谁，如果运气好，摸准了政治方向，骂对了人，没准还能官运亨通，一飞冲天。
不过胡宗宪的这份御史工作却有点特殊，因为宣府和大同是当时的军事前线，刀光剑影，呆在这的都是些粗人武夫，如果胡乱告状，没准晚上就被人趁黑给剁了。
于是胡宗宪在那里老老实实地啃了几年干粮，这段经历最终成就了他，因为正是在那个地方，这位安静的御史开始进入另一个新奇的领域——兵法。
在血肉横飞，生死悬于一线的战场，胡宗宪懂得了战争的法则，而蒙古骑兵烧杀抢掠、难民家破人亡、哭天抢地的惨象，也让他了解了战争的残酷。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后，那个曾经喋喋不休、满口圣人之言的书呆子，已然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实用主义者。
因为在边关表现良好，胡宗宪奉调前往浙江，担任浙江巡按，似乎是为了考验他的能力，就在他离开这里之前，上天给他安排了一次毕业考试。
当时驻守大同的左卫军突然接到谕令，命令他们即刻转移驻防至阳和一带，事实证明，这是个一道要人命的谕令。
大同已经是前线了，而阳和不但更为靠前，且条件极其艰苦，当兵的过得苦，好不容易在当地安个家，转眼间又要妻离子散，自然是打死不搬。
可是命令不能不执行，于是大伙一合计，索性闹事不干了，哗变！
这下子问题严重了，情况报到大同参将那里，开会征集意见：这事怎么解决，谁去解决？
没人应声。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个超级黑锅，这不是农民起义，而是士兵哗变，全部都是抄家伙的职业打手，也不讲道理，要是跑去谈判，十有八九就把自己捐给了国家（学名是为国捐躯）。
但如果放任不管，这帮人万一成了叛军，知根知底，带着蒙古人回来抢劫，麻烦就大了，所以黑锅总得背，具体说来是总得有人去背，可是谁也不背。
这时胡宗宪站了出来，他说：我去。
参将大喜，问：你要带多少人？
胡宗宪答：不用，我一个人去。
在短暂的目瞪口呆，鸦雀无声之后，大家集体起立，走到营帐外，热情地为勇敢的胡御史送别，感谢他牺牲小我，成全大家的背锅精神。
胡宗宪不是白痴，也没有背黑锅的嗜好，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只是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
他一个人骑着马跑到了哗变士兵的营地，对那些手持兵器、情绪激动的人们说了几句话，奇迹就发生了，士兵们停止了吵闹，安静地回到了自己的营帐。
当大家再次看到胡宗宪时，都极为惊讶，踊跃上前询问，他到底用了什么方法，解决了如此棘手的事。
胡宗宪一脸轻松回答道：没什么，我只是告诉他们，谕令已经取消，他们不用迁徙了。
于是大家又懵了，迁移是上级的命令，总兵（相当于军区司令）都没发话，你怎么敢信口开河？今天你忽悠过去，过两天没准就直接造反了！
然而胡宗宪镇定地看着惊恐的同僚们，告诉他们：丝毫不必担心。
事实证明了胡宗宪的预言，很快，上级下达指令，之前的谕令取消，军队仍在原地布防。
准确的人心洞察力、惊人的局势判断力，这就是胡宗宪的卓越才能。
嘉靖三十三年（1554），奇才胡宗宪来到了浙江，他将在这里开创自己的伟大事业。
其实在当时的浙江，胡宗宪只是个小人物，因为他的级别太低（浙江巡按）。
巡抚和巡按虽只有一字之差，品级却差很远，胡宗宪是都察院监察御史，奉命巡按浙江，负责监察纪检事务，他的品级只有七品。而李天宠则是四品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奉命巡抚浙江，负责浙江全省的管理事务，相当于省长。
赵文华好歹是个副部级，之所以对胡宗宪一见如故，称兄道弟，实在是因为他太过孤单。在张经的阴影下，没人愿意陪他玩，只有胡宗宪对他礼遇有加。
于是他向这个新朋友和盘托出了自己的计划，并许下了一个美好的祝愿，只要计划成功，你就是新的浙江巡抚！
赵文华是一个坏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但一个坏人，能够干到副部级侍郎，说明他是一个有能力的坏人。
赵侍郎的计划是这样的，他准备告张经的黑状，罪名是张经畏惧倭寇，拿了朝廷的钱，不帮朝廷办事，消极避战。
看上去很简单，实际上不简单。
张经不是吃素的，赵文华上书后不久，他就得到了消息，但他的反应却十分怪异，不但没找赵文华算帐，也不上书辩解。
因为他已有了绝对的把握，筹划已久的行动即将开始，狼土兵已经到位，各路大军也已到齐，只等他一身令下，发动总攻。
有凶悍的狼土兵助阵，张经相信他会取得胜利，而到那时，捷报将是对赵文华攻击的最好回应。
看上去是正确的，实际上是错误的。
志得意满的张经没有想到，在这个看似天衣无缝的应对中，有着两个小小的疏漏：他并没有真正看懂那封告状的上书，而更重要的是，他低估了赵侍郎的水平。
作为严党的主力成员，赵文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事实上，张经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但他仍然敢在此时上书，是因为他已料定，此书一上，张经如不胜，尚有活路，如若战胜，则必死无疑！
嘉靖三十四年（1555）五月，缺钱花的倭寇耐不住寂寞，开始大举向嘉兴进犯，却就此掉入了陷阱。
张经等待良久的机会终于到来，他当即调集手下大军水陆并进，在王江泾与敌军遭遇，大破倭寇，斩杀敌一千九百余人，史称“王江泾大捷”。
这是东南自倭乱以来的最大胜仗，张经十分得意，当即写下告捷文书送往京城，等待着朝廷的封赏。
事实证明，这次朝廷的办事效率相当之高，没过多久，张经就等到了他应得的赏赐，不是金银财宝，高官厚禄，而是两个人，具体说来是两个锦衣卫。
他们送给张总督的见面礼是一副闪亮的镣铐，然后大声传达了皇帝大人的贺词：“经（张经）欺诞不忠，着令入京问罪！”
张经的脑袋有点乱，明明自己打了胜仗，怎么就成了“欺诞不忠”？
张总督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