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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谱(梁斌)-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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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老明说:“不能光为运涛,也得为春兰。你跟闺女说说,要是说对了,这门亲事就算做成了。”
  老驴头说:“你看,俺老两口子守着她一个,她出门走了,俺俩要是有个灾儿病儿,连个做饭的人儿也没有。再说这家里也冷冷清清的。”
  老驴头这么一说,朱老明紧跟着问:“没的,叫春兰在你门里住一辈子?”
  老驴头说:“我想寻个‘倒装门’,又是女婿又是儿。”说着,又嘻嘻笑了半天。说:“你要是说着老忠把大贵给了我,将来我这门里有男有女,有大有小,也算成了家子人家了。有二贵一个,也够他老两口子享受一辈子的。”
  朱老明说:“这样一来,你们老了,有一儿一女在跟前,倒是不错,街坊四邻也少结记你们,可是大贵也得干哪!”
  老驴头说:“跟老忠说说吧,咱乡亲当块儿,谁家人人口口、那厢屋子那厢炕都知道,也用不着隔村求人去打听。老忠和大贵同意了,我这几间房子几亩地,也就成了他们的事业。”
  说到这里,春兰娘掀开门帘走进来,说:“老明哥!老忠舍得吗?那么大小伙子了?”
  朱老明说:“反正是这么个两来理儿,大贵不上你家里来,春兰就上他家里去。”
  一边说着,几个人又哈哈大笑了半天,朱老明才走出来。春兰正在灶堂门口烧火做饭,她听到这刻上,就完全明白了。但当前占据她思想的不是大贵,是运涛。象有两只明亮亮的大眼睛,又在看着她。那个良善、淳厚的面容,很难使她一下子忘下。于是,思想就象静下来的春天的潮水,重又返卷上来,鼓荡着喧哗着,激动着她的心情,再也不能安静下去。她把饭做熟,也没吃,就走回屋里。灯也没点,一个人趴在炕席上,两只手抱起脑袋,呜呜咽咽地哭起来。
  老驴头和春兰娘摸着黑影喝稀粥,老驴头看不见春兰端碗,问:“春兰又不吃饭了?”春兰娘说:“可不是,又哭哩!”自从运涛陷在监狱里,春兰不吃晚饭,半夜里一个人抽泣,已经不是一次了。可是,当娘的又有什么办法呢?
  老驴头吃完了饭,摸着黑影走到屋里,坐在小杌凳上,看着春兰呆了一会,说:“闺女!你也不小了,你上无三兄下无四弟,你本身的事儿不跟你商量,可跟谁去说呢?大贵,你们小里常在一块,再说当兵回来,长得越发的壮实了,你看怎么样?”
  老驴头一说,春兰哇地哭出来。老驴头又生起气来,拍打着大腿说:“你看,这是跟你商量哩!你这是为什么?”
  春兰一行哭着,说:“什么也不是,是嫌我吃你的饭,你多嫌我。早晚我拉着一枝枣树棘针,端着个破瓢,要着饭吃离开你这门……”
  春兰这么一说,老驴头也火了,说:“我就你这么一个闺女,谁又多嫌你来!”
  春兰见老驴头发了火,跺起脚跟说:“你,你,就是你!
  早先儿你就为冯家老头谋算我!”
  春兰娘赶上去插嘴说:“运涛要是十年不回来呢?”
  春兰说:“我等他十年!”
  春兰娘又问:“他要一辈子不回来呢?”
  春兰说:“我等他一辈子。”
  老驴头一听,可不干了,一下子闪开怀襟,脱了个光膀子,拍着胸膛说:“你瞎说白道,当爹的穷了一辈子倒是情真,可没有鬻过儿卖过女!”
  父女两个,闹得不可开交。春兰自从运涛坐了狱,哭哭啼啼,天天想念。可是她不能明哭,只是偷偷饮泣。多少屈情郁积在心里,今天象黄河决口一样,哇啦地哭起来。一边哭着,心上想念着运涛。一想起运涛,心上越发地难受。她猛地把脑袋一扎就往外跑,说:“今日格我活尽了命了!”一股劲出了大门,望着井台上跑。
  春兰娘看她要去跳井,抬起腿追出来。春兰一出门,碰上一个人从街上黑影里走过来,说:“谁?谁?是谁?跑什么?”春兰一听是忠大伯,停住脚楞住。春兰娘一五一十地对朱老忠说了,说到春兰要跳井,就象撮住朱老忠的心一样,跺着脚对春兰娘说:“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又折掇她?春兰!
  你给我回去!”
  春兰听得说,悄悄地走回来,也不哭了。朱老忠走到春兰家里,对老驴头说:“闺女是你的,可比我跟前的还疼。你们要是再折掇她,我就不干!”
  老驴头说:“我那天爷!谁折掇她来,谁家闺女不出阁呢!”
  朱老忠说:“俺春兰就是等着运涛,看你们怎么的?大贵要是成亲,去找别人。”
  老驴头说:“好,她不愿出聘,叫她在家里老一辈子,我再也不管了。”
  朱老忠说:“管,你也得管好。这么大的闺女了,比不得小孩子,不能叫她老是哭哭泣泣。”
  朱老忠看老驴头和春兰娘不再说什么,春兰也不哭了,就抬起腿走出来。他还有更紧要的事情,为了组织农民宣传队,还要去找严志和。
  婚姻事情,在春兰的一生中是件大事,可是在锁井镇上来讲,也实在算不了什么。目前家家户户,街头巷尾,人们谈论的是反割头税、反百货税运动。
  锁井镇上,逢五排十加二七,五天两个集日。每逢集日,有成车的棉花,成车的粮食拉到集上。有推车的、担担的、卖葱的、卖蒜的、卖柴的、卖菜的。有木货铁货、农器家具、匹头苇席,要什么有什么。
  那天早晨,老驴头还没有起炕,就叫春兰:“春兰!春兰!
  今日格你跟我赶集去。”
  春兰从被窝里伸出头来,问:“干什么?爹!”
  老驴头说:“咱去赶个集,卖点菜什么的,换个钱好采办点年货,快该过年了。”说着,伸了伸胳膊,觉得很冷,重又缩回去,蜷伏着腰睡了一会。才说披上棉袄起炕,一阵风从墙缝里钻进来,吹在他身上。他又把棉袄向上一耸,盖住头温了温。伸上袖子,拿起烟袋来抽烟。吧嗒吧嗒一袋,吧嗒吧嗒一袋,抽了两袋烟,棉袄还是暖不过来,又盘着脚合了一会眼。他上了年纪,火力不足了。一到冬天,老是觉得脊梁上发凉。
  春兰娘从门外探进头来说:“忙起呀,不是去赶集吗?”
  老驴头问:“今日格是小集大集?”
  春兰娘说:“大集。”
  老驴头才穿上棉裤,他又想起来:这几天身上老是觉得痒,兴许是长了虱子。昨日晚上他就想叫春兰给他拿拿,可是又忘了。他又脱下棉裤来拿虱子,拿得不解气了,伸出牙齿,顺着衣裳缝咬,咬得咯嘣乱响。
  春兰娘又说:“饭熟了,还不起?”
  老驴头穿上裤子,再穿袜子,才穿上袜子,裤腰带又找不见了。翻着被窝找了半天,一欠身子,原来在屁股底下坐着。
  老驴头吃了饭,拿了两只筐,拾上几捆葱,几辫蒜,抱上两抱白菜。叫春兰挑上头里走,自己背了秤,在后头跟着。
  一过苇塘,就听得集上的喧闹声,早就人多了。
  春兰挑着担子在集上走,看见昨日晚上有人把农会的标语和告农民书,贴在聚源号的门外头。她楞了一下,把筐放在聚源号对过,挤了个空摆上摊。不一会工夫,聚源号门前挤了一堆人,都在那里看传单。朱全富老头,看了会子传单,从人群里挤出来,捋了捋胡子,摇着头说:“咳!又出了一宗税。”
  老驴头把秤递给春兰,赶过去问:“你说什么,出了什么税?”
  朱全富老头说:“割头税。”
  老驴头问:“什么叫割头税?”
  朱全富老头把割头税的事,告诉了老驴头。说一块七毛钱,老驴头还不惊,后头那一大堆零碎儿可值钱不少,他又问:“墙上贴的那些红红绿绿的是什么?”
  朱全富说:“那是出了农会,出了共产党,要反割头税!”老驴头点了点长下巴走回来,嘴里不自觉地嘟念着:“咳!杀过年猪,也要拿税了!”他从春兰手里接过秤来,开始照顾买卖。
  平时都是他一个人赶集,今天年集上人多,一个人照顾不过来,才叫春兰在一边帮着。有抽袋烟的工夫,朱老星那个矮个子走过来,他头有点横长,满脸络腮胡子,眯细着细长的眼睛,蹒蹒跚跚地走着。听人们正吵吵杀过年猪拿税的事,他说:“种地要验契,吃盐要加价……杀过年猪也拿税钱,这玩艺更是节外生枝!”
  伍老拔拖着两条长腿,象长脚鹭鸶,一步一步迈过来,提高嗓子大喊:“这年头,兵荒马乱不用说,又要割头税,真是万辈子出奇的事!”
  你一言我一语,谁也不愿交割头税。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朱老忠也走到人群里,说:“城里出了农会,要反割头税。冯家大院包了全县的割头税,刘二卯和李德才包了全村的。他们有衙门里的公事,我有这个……”说着,解开怀襟,掏出红绿纸印的传单标语,在人们眼面前一晃,又揣进怀里。
  春兰在那里看着,忽然间在人群里闪出一个人,长头发大眼睛,长得和运涛一样。嗯,怎么长得一样?就是个儿矮一点。她心上乱起来,脸上有些热。仔细一看,她才知道:
  “是江涛!”
  江涛在一边看着,咂着嘴,不住地笑着。他觉得这个小宣传队真是不错,党的号召在人们心里生根了。正在得意地寻思,冷不丁人群里闪过一个稔熟的面影,他怀疑是“眼离”,擦了擦眼睛,定了定神一看,一点不错正是严萍。她穿着绿绸旗袍,花呢靴子,拎着个竹篮在买东西。江涛笑模悠儿地走上去,扯住她的篮系儿,说:“你也回来了?”
  严萍睁开眼睛怔了一下,说:“回来了!你比我回来得更早。”说着,她嗔着脸撅起小嘴,低下头也不看他一眼。江涛心里有点慌,脸上红起来。严萍说:“一进腊月门,老奶奶就捎信:‘叫萍儿回家过年。’爸爸说,奶奶年纪大了,想孩子们,就叫我回来了。我去找了你好几趟,老夏说你有病,去思罗医院了。我又一个人跑到医院去看你,没有。又说你上北京天津去了……谁知道你上那儿去了呢?近来你的行踪老是叫别人捉摸不定。”她生起气来,脸上白里透红。
  江涛问:“你是和登龙一块回来的?”
  严萍说:“那你就甭管了。”
  江涛拎起篮子,帮她在大集上买了猪肝、肉、黄芽韭、豆腐皮和灌肠什么的。他们在头里走,春兰在后头跟着。走到街口上,春兰好象从睡梦里醒过来,一下子站住。心里笑了笑说:“看,他们有多好!”由不得眼里掉出泪来。她看见严萍就想起自己,看见江涛,就想起运涛来。她觉得自己和她们不是活在一个世界上。
  太阳暖和和的,道沟里有融了的雪水。白色的雪堆,在旷地上闪着光亮,乡村在阳光下静静睡着。严萍从脖颈上拿下围巾,眨着眼睛问:“今天大集上象是有什么动静,嗯!人们嚷着‘要反割头税’!‘要反割头税’!”她仄起头,眨巴着眼睛瞅江涛。象是说:“你一定知道。”
  江涛迟疑了一刻,想:“不能再不对她讲明白了。”就说:“是的,要发动一个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反对蒋介石的割头税、百货税、印花税。”他对她讲了目前农村经济状况,讲到农村的剥削关系,又说:“农民负担太重了,生活再也无法过下去,要自发的闹起来呀!”
  严萍说:“啊!可就是,乡村里太穷了,太苦了!到底是什么原因?”
  江涛说:“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太多。工业品贵,农业品贱,谷贱伤农,农村经济一历历地破产了!”
  严萍说:“不错!退回一年,你这么说我还不懂。现在讲我就明白了。在城市里住久了,忘了农村生活的苦相。苦啊,农民生活苦啊!吃不象吃的,穿没有穿的!”她低下头走着,看见两只花鞋尖,在地上带起尘扬。
  江涛说:“所以我们要发动农民,组织起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
  严萍两眼不动窝地瞅着江涛,心里说:“怎么?小嘴头儿这么会说,讲得那么连理,那么有理。”她想笑出来,又不好意思。又说:“真的,我真是同情农民!”
  走到小严村村头上,严萍立住不走了。伸手拎篮子,说:
  “我要回去。”
  江涛把篮子一闪,说:“到我家去。”
  严萍坚持说:“不,到我家去。”
  两个人正在道口上争执,一伙赶集的人们走过来,向他们投过希奇的眼光。江涛只得跟严萍抄着小路走过小严村,走到严萍她们村头上,村南有个小水塘,塘边长着几棵老柳树,塘里冻下黑色的冰,塘北里有个黄油小梢门。走到门口,江涛又站住,把篮子递过去。严萍歪起头看着他,问:“干什么?”
  江涛犹豫说:“我想回去。”
  严萍说:“为什么?”她猛地把篮子一推,径自走进去,江涛只好提着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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