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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最精明的历史家也考证不清，据《洪大泉自述》，洪秀全“有三十六个
女人”。据幼天王自述，“他有八十八个母后”。这么多后妃集中在一起，
管理教育自然是个大问题。于是洪秀全又以“天父”的名义作诗晓谕：
一心对日是娘娘，心不对日罪难当。
果然心正邪难入，万载千秋配天王。
狗子一条肠，就是真娘娘。
若是多鬼计，何能配太阳？
晓照本心是娘娘，不照本心罪难当。
不照本心就是鬼，速照本心对太阳。
草木接日得菲芳，臣下接日得荣光。
智者踊跃接为福，因何草不接太阳？
这里的“太阳”都是洪秀全自称。诗中，洪秀全要求他的后妃们“一心对日”，
不搞“鬼计”。此类《天父诗》共五百首，其中四百多首都是对后妃的“诗
教”。它们细致地规定了服侍天王的各种要求，以致娘娘们的姿势、声调、
眼神、头颈、口形、动作等，都有明确的阐述，如：
悠然定叠莫慌忙，细气娇声配太阳。
月亮不同星宿伴，各炼长久做娘娘。
这是在告诫“娘娘”们行动文雅，谈吐柔媚了。蒙昧社会里不会有近代文明。
洪秀全自称“太阳”，以之作为号召群众，推翻清政府的手段，对此，不应
过多地非议，但用以管理他的“娘娘”，则实在蒙昧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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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平天国时代，并不只是洪秀全自称“太阳”，别人也是这么称呼他
的。某次，杨秀清审问叛徒，其词为“皇上帝有无所不知之能，又知得日头
能照得普天下，今天父皇上帝在此，尔主天王日头又在此。”可见，在杨秀
清的嘴里，天王和“日头”已经紧密相连而不可分。
古书上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又说：“圣王在上，则日光明而
五色备。”还说：“日者，太阳之精，人君之像。”可见，在我们民族的古
老文献中，太阳从来是和“王”、“君”一类人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现象出
现于封建社会，自无足怪。洪秀全虽然是太平天国的革命领袖，但他是小生
产者的代表。小生产者总是皇权主义者，他自称“太阳”，也无足怪。然而，
在号称“史无前例”的年代，“红太阳”，“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一类
呼声响彻神州大地，这倒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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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田亩制度》与“割尾巴”
不知怎的，近来读《天朝田亩制度》，常常想起那些年头的“割尾巴”。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
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
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
饱暖也。”这是我们的史学著作竞相引用的名言，一向被认为是农民革命的
伟大理想。这诚然是不错的。对于缺少土地、啼饥号寒的广大被剥削、被压
迫的农民来说，无异是向他们展示了一个诱人的美丽的天堂，会激励他们去
推翻现存的只给他们带来贫穷和痛苦的社会。但是，未来社会果真是那么诱
人吗？《天朝田亩制度》接着写道：“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
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
这就是说，每家都束缚在土地上，除种地外，还要植桑、养蚕、缝衣，
可以养五只母鸡，两头母猪。这里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家家只养母，
不养公，如何交配、繁殖？不能交配、繁殖，如何能生生不已地养下去？第
二，如果有一家想多养几只鸡、几头猪怎么办？对于第一个问题，《天朝田
亩制度》没有回答，笔者无从揣想；那第二个问题倒是好解决的。 《天朝田
亩制度》接着说：“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
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苧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
这里说得很清楚，每家只能留足自己的使用部分，其超额部分，则要无偿“平
调”，“归国库”了。自然，你要是多养了一只鸡、一头猪，也是要“归国
库”的。这就是为什么会使笔者想起那些年头的“割尾巴”的原因。虽属比
拟不伦，但总不是匪夷所思吧？
史书上说，太平天国地区，农民生产积极性很高，太平军所到之处，地
主不是被杀，就是逃亡，无地、少地的农民也就有了土地，自然积极生产。
然而史书上又说：《天朝田亩制度》似乎从未实行过，因为它根本行不通。
先不论它那烦琐的平分土地的办法，即以规定每家“五母鸡，二母彘”而论，
也不足以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不足以造成强大的社会生产力。动
不动就“余则归国库”，谁还肯多干呢？
太平天国以“处处平匀”相标榜，它之所以规定“余则归国库”，看来
也是为了保证“处处平匀”，不致于造成贫富分化的“不匀”现象。但是，
“处处平匀”从来都只是一种幻想，即使在太平天国也没有严格实行过。就
拿吃肉来说吧，太平天国规定：天王每日给肉十斤 （天哪！我不知道洪秀全
的肚子如何吃得下），依次递减，至总制（相当于知府），每日半斤，总制
以下则不给肉。至于鱼，有材料说，只有诸王才可食用。所以，凡是平均主
义盛行的地方，总是伴生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同时也伴生着普遍的贫穷和匮
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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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的“妙语妙事”
因为工作关系，接触过康有为、梁启超一派人流亡海外时期的文献，觉
得很有些“妙语妙事”，可以介绍给读者。
俗话说：“江山好改，本性难移。”历史上有一流人，形成了某种立场、
观点之后，就很难改变。戊戌变法前，康有为、梁启超把维新的全部希望寄
托在光绪皇帝身上；变法失败后，仍然纹丝不变，把扶助光绪皇帝复位作为
头等重要的政纲。为此，他们大造舆论，把光绪皇帝说成是中国历史上几千
年才一见的“天纵之资”。所谓“天纵之资”，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天才
了。
在康、梁看来，光绪不做皇帝，中国就要亡国，光绪一做皇帝，中国就
要成为头等强国。光绪皇帝的才能可谓大矣哉！神矣哉！要问什么是个人迷
信的话，此即一例。
1899年 月，康有为在加拿大组织保皇会，全称7 “保救大清皇帝会”。
8月4日，适逢光绪皇帝生日，康有为率领侨胞在中华会馆庆祝。那场面，
据描写是：“烛设辉煌，箫鼓铿锵，冠裳璀璨，龙牌在上，龙旗在顶”，一
群人或长袍，或短衣，一律“拳跪起伏，九叩首”。康有为因为感情冲动，
竟至于嚎啕起来。当然，那时有不少加拿大人在旁看热闹，康有为以为他们
也很感动，居然记载说：“西人左右视，皆以为未之见云。”
这以后，保皇会逐渐发展到中美、南美、檀香山等一百四十余个城市，
会员据说有数百万之多。该会逐渐形成了一套仪式和规条。其内容据记载是：
“会所奉万岁圣牌，会众悬皇上圣像，圣寿则张灯结彩而恭祝，旬日则召众
议事而齐来。会所之室，尊奉万寿之牌，会员之衣，人悬圣主之像。”一处
说是“万岁圣牌”，一处说是“万寿之牌”，两相比勘，推想起来，不外是
一块牌子，写上“恭祝今上大清皇帝万岁万万岁”，或“恭祝今上大清皇帝
万寿无疆”之类的语句。至于“人悬圣主之像”，笔者因对徽章史素无研究，
不知道保皇会员胸前所挂的是个什么样的东西。铜质乎？铁质乎？圆形乎？
星形乎？三角形乎？还有，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光绪皇帝的
“御容”是怎样制作上去的？这些问题，均不得而知。国内文物部门倘有收
藏，那是亟愿一观的。
至于会议程序，檀香山保皇会有一次会议是这样开的：
“先生（指梁启超——笔者）率同志一齐起立，恭祝皇帝万寿，齐声喝
彩三声，声震全市；次祝康先生到处平安，又喝彩如前。”不仅要祝“皇帝
万寿”，而且要祝康先生“平安”，还要“齐声喝彩三声”。笔者读了这段
记载，想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场面，不禁哑然失笑。历史是何等相
似呀！当年，“四人帮”之流以扫四旧、立四新相号召，口口声声指责别人
为“保皇派”，然而，他们所立的“新”呢，不过是康、梁保皇会的余唾而
已。
历史有着巨大的堕性。霉腐的封建陈渣有时会包裹着华丽的装潢，仿佛
是什么代表时代趋向的新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读点历史，长长见识，还是
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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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游美国而梦俄罗斯
1903年2月至10月，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逛了一趟美国。这一
逛不打紧，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大变化。
戊戌维新之前，梁启超就暗中向往共和；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流亡
海外，向往共和之情更常常溢于言表。但是，他一到美国，这个他不久前歌
颂过的“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时，却大大失望了。
在美国，梁启超见到了城市的壮丽，工农业的繁盛，见到了 19世纪与
20世纪之交出现的“怪物”——托拉斯，见到了美国的“平民政治”、“地
方自治”，见到了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但是，他也见到了纽约的贫民窟，
见到了美国的“党派之私”和“选举之弊”，还见到了华侨社会的种种缺点，
于是，他得出了结论，共和不适用于中国。在《新大陆游记》中，他写道：
“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
适何！”他甚至说：“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共和。”
早在 1899年，梁启超就介绍过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学说。从美
国回到日本不久，梁启超又读到了德国人波伦哈克的著作——《国家论》。
这两位洋人，都攻击共和制度，梁启超觉得找到了理论根据，于是决定与共
和制告别。他在 《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写道：
吾党之醉共和，梦共和、歌舞共和、尸祝共和，岂有他哉，为幸福耳，为自由耳。而熟意
稽之历史，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征诸理论，乃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然则吾于共和何求哉，
何乐哉！
梁启超的文章一向以“笔锋常带感情”著称，写着写着，他不禁哭将起来：
呜呼痛哉！吾十年来所醉、所梦、所歌舞、所尸祝之共和，竟绝我耶？吾与君别，吾涕滂
沱。吾见吾之亲友者而或将亦与君别，吾涕滂沱。吾见吾之亲友昔为君之亲友而遂颠倒失恋不
肯与君别者，吾涕滂沱。
梁启超大概哭得很伤心，所以一连写了三句“吾涕滂沱”，又写了一句“吾
与汝长别矣”，以示其悲感之深。其后，他忽然觉得有人可能会问，那末中
国今后怎么办，是不是以“君主立宪”为追求对象，于是，他接着写道：
不然，吾之思想退步，不可思议，吾亦不自知其何以锐退如此其疾也。吾自美国来而梦俄
罗斯者也。
原来，他与共和、民主告别之后，梦寐以求的对象是俄罗斯——沙皇专制主
义的俄罗斯。1906年，他干脆大谈“人民程度未及格”、“施政机关未整备”，
提倡在中国实行开明专制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一度领导中国的思想界和舆论界，成为许
多年轻人的偶像，但是，自从他发表“游美国而梦俄罗斯”的言论以后，他
在那个时代年轻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
1904年4月，上海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有一位年轻人，读了梁启超上述
关于伯伦知理学说的文章后，写了三首诗寄给他，其一云：
新相知乐敢嫌迟，醉倒共和却未痴。君涕滂沱分别时，正余情爱最浓时。
—— 《读任公所作伯伦知理学说题诗三章即以寄赠》
这位年轻人，就是后来的南社发起人，自号江南快剑的高旭 （天梅）。
《楚辞》云：“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