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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执政，重用外戚，杜根上书太后，要求归政皇帝，太后大怒，命人把他装
在袋子里，在殿上扑杀。执法者因钦仰他的为人，命施刑人不用重力，杜根
当时死去，但随后苏醒。邓太后命人检查，杜根装死三天，隐身逃亡，在外
当酒保。邓太后死，安帝亲政，邓氏人或诛或逐，杜根复出为侍御史。本句
写对同时被捕的维新党人的期待，希望他们中有人能像杜根一样，虽受酷刑
而仍能忍死生存，在备历困厄后终得胜利。西太后发动政变时，与谭嗣同先
后被捕的尚有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等人。
以上两句用典。由于中国古典诗歌高度精炼，要求在最小的篇幅里包含
最丰富的内容，因此，诗人就不得不借助于历史上的人物和故事来表达当时
的事件和感情。这样，就可以引起熟悉有关历史的读者的丰富的联想，从而
增加诗歌的思想内涵，扩大其表现力量。以本诗前两句为例，它写的是东汉
后期的两个著名历史人物，表述的却是19世纪末年中国维新党人的斗争和处
境。其中既有对战友命运的系念，也有对战友坚持斗争的期待。
“我自横刀向天笑。”这是全诗写得最明朗的一句，也是艺术精华所在。
如果没有这一句。全诗将黯然失色。
诗人被囚在狱中，但豪情不减，他把自己想像为横刀跃马的威武斗士。
“天”是尊严的、神圣的，主宰一切的，但诗人却以一“笑”相对。这一“笑”，
典型地表达了谭嗣同藐视威权、藐视艰难、藐视命运、藐视生死的英雄主义
精神，一个顶天立地的高大形象站立起来了。
“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是全诗最难解的一句，也是解说最纷纭的一句。
梁启超在 《饮冰室诗话》中提出：“两昆仑”，一指康有为，一指侠客大刀
王五。梁称：谭嗣同少年时曾向王五学剑。光绪被软禁后，王五曾准备到中
… 21…
南海瀛台夺门营救。但是，此说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即：康有为与王五不能
构成“去”与“留”的对照，而且，康、王不是一个社会层次的人物，谭嗣
同也不会将二人并列。
敝意以为：去，指出亡国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留，指留京被捕的维新
党人。西太后发动政变时，谭嗣同决意留京，作中国为变法流血的第一人，
他力劝梁启超出走时曾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
主。”“肝胆两昆仑”，意谓不论出走或留京的维新党人，都肝胆磊落，如
昆仑般高大、巍峨；言外之意是，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中国的希望。
此解似可贯通全诗，不知读者以为然否？
… 22…
《奴才好》不是邹容的作品
奴才好！
奴才好！
勿管内政与外交，
大家鼓里且睡觉。
古人有句常言道：
臣当忠，子当孝，
大家切勿胡乱闹。
……
这是邹容《革命军》中引用过的一首诗（诗长，不具录）。多年以来，一直
被认为是邹容的作品。1974年4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邹容》一书说：
“他又以辛辣的笔触，写了一首《奴才歌》，讽刺不许革命的奴隶哲学。”
1975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辛亥革命前夜的一场大论战》一书说：“邹
容还写了一首乐府《奴才好》”，“怀着悲愤的心情，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孔
学在政治上的反动性，痛斥孔孟之道就是奴才之道，它不仅维护了封建主义
的统治，而且维护了帝国主义的统治。歌词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尊孔与崇洋之
间的关系，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激发了广大人民的革命意识”。云云。
这首诗果真是邹容写的吗？在《革命军》中，邹容说：“近人有古乐府
一首，名《奴才好》。”这里，说得很清楚，它的作者是一位“近人”，而
不是邹容自己。
这位“近人”是谁呢？查《奴才好》发表于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第
86期，署名“因明子”。“因明子”是蒋智由（观云）的笔名，因此，《奴
才好》是蒋智由的作品。
… 23…
柳亚子与“松陵女子潘小璜”
打开1904年出版的杂志《女子世界》第4期，人们可以发现传记栏内有
一篇《中国女剑侠红线、聂隐娘传》，写的是唐末两个精娴武技的侠女故事，
作者为“松陵女子潘小璜”。文中，潘小璜高度评价了中国古代的游侠阶层，
声言：“吾二千年前之中国，侠国也；吾二千年前中国之民，侠民也。侠者，
圣之亚也，儒之反也，王公卿相之敌也。重然诺，轻生死，挥金结客，履汤
蹈火，慨然以身许知己，而一往不返，一瞑不视，卒至演出轰霆掣电、惊天
动地之大活剧，皆侠之效也。”
紧接着，《女子世界》第7期上又发表了同一作者的《中国民族主义女
军人梁红玉传》；后来还有一篇《为民族流血无名之女杰传》，歌颂明末时
一位抗清的无名女子。在《女子世界》上，还有这位女作家署名的两首诗，
题为 《哭陶亚魂》。看来，这位女作家不仅会写传记，而且会写诗；不仅极
为熟悉中国古代的历史和文化，而且具有强烈的近代革命意识。她到底是谁
呢？
《女子世界》第10期上，有一篇《女雄谈屑》，叙述明末妇女抗清事迹，
其中谈到一位名叫杨娥的云南女子时，作者写道：“顷嘱吾友潘小璜女士为
女杰作传，鼓吹芳烈。”作者署名亚卢，亚卢是柳亚子的笔名。这样看来，
潘小璜是柳亚子的朋友。然而再一查考，上述署名潘小璜的 《哭陶亚魂》诗
竟收在柳亚子自编的《磨剑室诗集》内，陶亚魂，名赓熊，与柳亚子同为吴
江黎里镇人。1903年时，曾与柳亚子一起组织中国教育会黎里支部，其后，
又一起进入著名的上海爱国学社读书，并一起资助邹容出版《革命军》。1904
年病故，柳亚子写诗哭悼他是很自然的。然而，最初发表时为什么署名“潘
小璜”，并且冠以“松陵女子”的头衔呢？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潘小璜者，
并无其人，不过是柳亚子故弄的玄虚而已。这一解释还可以从柳亚子的自编
文目——《磨剑室文目》得到证实。在该目内，上述署名潘小璜的几篇传记
均赫然收录，雄辩地说明它们都是柳亚子的作品。此外， 《女雄谈屑》谈到
的云南女子杨娥的传记，后来也确实写了，并且发表了，但署名并不是“潘
小璜”，而是柳亚子自己。
柳亚子自称：“从小袒护女性”，“有些像《红楼梦》上的贾宝玉”。
及长，更加关心妇女问题。 《女子世界》创刊后，他曾以安如、亚卢、松陵
女子潘小璜等为笔名在该刊发表过不少作品。这些作品的主题已经不是一般
地提倡女子教育和女权，而是号召女子参加革命，标志着当时的妇女运动已
经大大超出于戊戌维新时的水平。
柳亚子化名女性为女子杂志写稿，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它不仅说
明柳亚子的天真和热忱，而且也说明了当时女作者的缺乏，参加妇女运动的
妇女的缺乏，以致男士们不得不“鱼目混珠”，冒名顶替，借以扫除寂寞，
壮大声势。《女子世界》虽名为女子的“世界”，其实作者仍以男士占多数。
有些冠以女士头衔的作品，恐怕也还是柳亚子一类男士的手笔吧！
… 24…
《孙中山致徐锡麟函》是伪作
最近读到书目文献出版社新出版的《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徐锡麟、
秋瑾、陈伯平、马宗汉），其中收有《孙中山致徐锡麟函》一封，为各本孙
中山集所无。《年谱》编者盛赞此信的史料价值，认为这是孙中山和徐锡麟
“在革命活动中有直接联系的唯一明证”，把他“一向探索的症结解决了”。
乍一看，这封信确实很重要。研究辛亥革命史的人都知道，徐锡麟和孙
中山有矛盾，始终不肯加入同盟会。安庆起义失败，他被捕后在供词中曾说：
“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亦不配使我行刺。”然而，此信中孙中山却说：“前
读大札，聆悉种切。阁下热心公益，怀雪前耻，抱推翻伪廷，驱逐胡虏之宗
旨，坚忍不移，可敬可羡。”可见二人函札往来，感情融洽。又说：“（阁
下）辗转设施，得安庆武备学堂之领袖，全体学生感阁下平日鼓舞演说，亦
令持报复宗旨。一旦事起，均受指麾云云。”可见徐锡麟在安庆的活动情况
是向孙中山作过汇报的。研究辛亥革命史的人也都知道，孙中山在很长一段
时期内，一直将起义重点放在广东、广西、云南三省，忽视长江流域，然而，
信中孙中山却说：“弟以为安徽一省实为南省之堂奥，而武昌为门户，若阁
下乘机起事，武昌响应，一举而得门户堂奥，则移兵九江、浦口等处，以窥
金陵，则长江一带可断而有也。”可见孙中山并未忽视长江流域。
但是，稍加分析，此信实在是一篇伪作。作伪的痕迹很明显：
其一，信末署名为“弟汶手肃”，孙中山名文，从来不写作“汶”。作
“汶”，在“文”字旁加上“三点水”，完全是清朝统治者的“恩典”。大
概也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吧，清朝统治者好在“乱党”的名字上加偏旁，以示
贬抑。例如，在北京正阳门炸五大臣的吴越，清朝统治者在“越”字旁加了
个“木”，成了吴樾。孙文呢，则加上“三点水”，以示其“海盗”身份。
这种情况，大量见于清朝统治者的官方文书中，也偶见于保皇党攻击孙中山
的宣传品中，孙中山自己是绝对不会自署为“汶”的。
其二，信中提到一位“宋卿”：“一面密遣心腹，与宋卿约定；一面先
歼恩抚 （指安徽巡抚恩铭——笔者），城中必乱；君率全体学生先占抚署，
发号施令，安慰军民，宋卿君谅亦由汉阳接济军械以为后劲。”“宋卿”者
谁？鼎鼎大名的黎元洪也，宋卿是他的字。当徐锡麟在安庆准备起义的时候，
这位“宋卿君”正在武昌当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忠心耿耿地为“大清”训
练新军。如果此信属实，那末，岂不是他早就暗通革命党，后来武昌起义时，
他怎么会手刃革命士兵，坚决拒绝出任都督，不吃不喝不开口，从而赢得了
“泥菩萨”的雅号呢！
其三，信中，孙中山要徐锡麟“严为之备，弗稍遗漏，是为切要”，但
是，这封信却将起义计划、关系人员等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孙中山是
个有经验的革命者，何以疏忽至此！
很明显，所谓孙中山致徐锡麟函乃是辛亥革命之后好事之徒的伪作，其
目的在于掩盖徐锡麟和孙中山的矛盾，好让徐锡麟的形象更完美些，所谓“为
贤者讳”也。编者不察，误以为真，实在是上了作伪者的当。
徐锡麟和孙中山有矛盾，对孙中山不满，这一点早已为徐锡麟的供词所
明白宣示，亦已为陶成章的《浙案纪略》和章炳麟的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所肯定。但是， 《年谱》编者却认为徐锡麟的供词是一种“权变的饰词”，
目的在于“转移和分散”清政府对孙中山的注意。编者并批评陶成章、章炳
… 25…
麟二人“误解”供词，“缺乏深刻思索”，“忽略”了徐锡麟的“命意”。
这是把真实可靠的历史结论推翻，“假作真时真亦假”了！
《孙中山致徐锡麟函》最早发表于安徽《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3期，
附于吴健吾等所作《徐锡麟事迹》后，多年来无人注意。去年浙江有的史学
工作者去安徽作过调查，得知此函由曾在安徽都督府工作过的吴健吾提供，
据说是从清朝安徽巡抚衙门档案里发现的。调查者查阅了有关档案，得不到
佐证。调查者怀疑此函的真实性，但又认为，“即使是伪作也不等于凭空捏
造。既然来自安徽巡抚衙门的档案，作伪者必然是清朝官吏，所据当来自清
朝官府密探的情报。这些情报虽大多是捕风捉影，不甚可信，但多少仍反映
了当时的情势。宋卿何许人，无从查考。”（见《浙江学刊》1981年第4期》）
其实，所谓来自清朝安徽巡抚衙门档案的说法也是靠不住的，其证据就在“宋
卿”二字上。武昌起义前，任何清吏都不会于伪造此类函件时，把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