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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杨杏佛并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同盟》一书叙述
了这一团体的历史和主要人物的生平，再现了它在中国现代历史舞台上所演
的有声有色的场面，既是一本研究专著，又是一本生动的历史读物。
研究近、现代史，有它的方便之处，也有其困难之点。方便处是，文献
资料留存得较多，有些当事人也还健在。但是，它的困难之点却也就在这里。
这是因为，材料虽多，却大都未经整理，而且不易见到；其次，当事人健在，
作者又必须在查阅文献之外，调查这些“活材料”。年代久了，各人的记忆
难免模糊讹误，作者又须下一番考核工夫。只有将文献资料和调查、访问结
合起来，才可能准确、全面地理清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揭示文献资料所无
法反映的内幕，展现真相。陈漱渝同志写作《同盟》一书不过花费了四个月
的业余时间，而收集资料却达六年之久：不仅“穷搜”一切可以找到的文献，
而且，以各种方式向当事人、知情人宋庆龄、陈翰笙、丁玲、楼适夷等人作
了调查。因此，本书对同盟历史的叙述既清晰、翔实、完整，而且又钩沉发
隐，提供了许多我们过去不知道的史实。例如，1933年，当陈赓被囚禁于上
海狱中时，宋庆龄曾为中共秘密地转交过一张纸条。这一情节，是宋庆龄本
人提供的。又如牛兰夫妇案，是当时轰动中外的新闻，但是，这一对在中国
土地上被捕的异国夫妇的真实身份，却很少为人所知。陈漱渝同志通过外文
局专家魏璐诗向路易·艾黎和马海德同志作了调查，函询了远在德国的王安
娜女士，又得到了安全部有关同志的帮助，终于弄清楚了他们的政治面目和
在华使命，有助于人们了解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中国的活动。其他如蔡元培为
保释邓演达，曾派陈翰笙向一度暗中赞助邓演达主张的陈诚递交过保释信。
这一情节，显然也是通过调查访问获悉的。它不仅对研究蔡元培，而且对研
究陈诚都具有一定意义。
历史是由人的活动形成的。写历史，当然离不开写人。但是，若干年来，
我们的某些历史著作却很少写人，有时写了，也往往只告诉读者，人物做了
什么，而不告诉读者，人物是怎样做的。这样的著作自然干巴巴，缺乏可读
性。陈漱渝同志的《同盟》一书注意写人，力图在可能条件下写出人物的性
格、气质和精神面貌来。例如，作者在叙述营救陈赓等人时有这样一段：
同年五月，轻易不出门的宋庆龄突然出现在辣斐坊七号（现复兴中路复兴坊七号）何香凝
寓所的客厅中。这种一向少有的举动使何香凝有些慌张。宋庆龄却表现得十分平静。她一面跟
何香凝寒暄，一面向廖承志眨了眨眼。何香凝意识到了，便托词拿糖果，回到了寝室。这时，
宋庆龄面色凝重地对廖承志说：“我今天不能待久。”又补充说：“我今天是代表最高方面来
的，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
廖承志回答说：“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廖
承志飞快地把叛徒姓名写在一条狭长的纸上。宋庆龄打开皮包，取出一根纸烟，把半截烟丝挑
出来，把纸条卷成卷，塞进这根香烟里，接着，泰然自若地走出了何香凝公寓的大门。
… 93…
这段叙述是根据廖承志的一篇回忆改写的。它既富于表现力，又富于戏剧性，
把宋庆龄沉稳、机智的性格写得栩栩如生。我想，如果将它改编为戏剧小品，
肯定可以为演员提供丰富的创造天地。
《同盟》一书除宋庆龄外，对邓演达、杨杏佛、鲁迅、胡适等也都写出
了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作者形容邓演达，“像一匹在革命征途上勇负重担
而不幸中途倒毙的驴子”；杨杏佛，如同以膏血换取光明的“燃烧的蜡烛”，
都是很精当的比喻。作者写肖伯纳访华，和鲁迅等人聚餐，一面学着用筷子
吃饭，一面幽默地说笑，虽然只有寥寥几行文字，但这位戏剧大师的性格却
已经跃然纸上。
历史不同于文学，它绝对排斥虚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也排斥形象、
情节和细节。一个历史家不能写不曾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事情，不能用想像去
填补文献记载的空白，但是，他完全可以在叙述历史过程时，保留历史本身
所具有的多姿多彩的面貌，保留有助于表现人物性格的情节或细节。在这一
方面，《同盟》一书作了有益的探索。《营救被绑架的作家丁玲、潘梓年》
一节，作者首先从《申报》的一则消息——昆山路发现惨死的男尸写起，同
时叙述同一天，著名的女作家、左联党团书记丁玲失踪，上海市长吴铁城和
上海公安局矢口否认绑架，一时间，形成了一桩扑朔迷离的无头案。然后，
接着叙述丁玲被捕，特务潜伏在她的寓所张网以待，等候抓人：“下午四点
左右，一个身着灰色哔叽长衫，戴着眼镜的高个子男人大步跨入室内，他就
是左翼作家、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应修人”。在历史家的笔下，应修人的
衣着、眼镜、身材、步伐等纯属细节，可以省略，然而，本书却保留了。最
后，作者才说明，应修人和特务格斗，夺窗而走，从三楼跳下，壮烈牺牲。
《申报》报道的“无名男尸”即是应修人的遗体。这段叙述，有悬念，有人
物，有细节，因而，很能抓住读者，但是，一切又都是历史——真实而无任
何虚构、想像的历史。
很久以来，就有所谓文笔和史笔之争。一种说法是，文笔属于艺术，史
笔属于科学，二者间界限分明，不能混淆。这当然是正确的。然而，它们为
什么不可以贯通渗透、相辅相成呢？我看是可以的，只要不以文害史就是了。
《同盟》一书的另一特点是史论结合。一部好的历史著作，不仅要有丰
富的史料，而且要有深刻的思想和见解，即所谓史识。本书所涉及的“民权”
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理论问题，它要求作者进行必要的议论和分析，而又不能
离开历史，写成一般的政治读物。本书较好地解决了这一矛盾，它在叙述同
盟活动的同时，回顾了民权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孙中山、宋
庆龄、蔡元培等人的民权思想，批判了胡适的“人权观”，总结了同盟的历
史经验，不少地方，都闪耀着思想和理论的光彩，可以给予读者以智慧的启
迪。如果要寻求不足的话，它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权问题缺乏论述，令
人略感遗憾。但这也许不是本书的任务，我的意见大概近于苛求了。
陈漱渝同志正在写作《宋庆龄传》一书，期望它在文史贯通、寓文于史
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
… 94…
《百年潮》杂志发刊词
自鸦片战争以迄今日，时光流逝了一百五十余年，放到中华民族几千年
的文明史中去考察，不过是短短的一段。然而，这一段的内容却极为丰富多
彩。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在此期间发生的变化，至深至大，没有任何一个历
史时期可以与之相比。
中国历史有过辉煌的往昔，但是，一百五十多年前，却已经疲弱不振。
在和来自万里之外、所知甚少的敌人交手之后，中国人发现了自己的落伍，
于是，奋起图强，开始了振兴中华，建立现代文用社会的伟大努力。自此，
潮起潮落，一浪又一浪，一代又一代，无数志士仁人弄潮搏浪，前赴后继，
奋斗不已。本刊的创办，旨在记述百年来中华民族的灾难与奋斗，黑暗与光
明，失败与成功，用以纪念以往，激励现在，为民族和国家的振兴，为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贡献绵薄之力。
史学的主要职能是记事。本刊提倡记事史学，发展回忆录，口述史、人
物传、本末体等史学体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努力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
记叙一百多年来中华大地上所发生的一切。本刊的原则是：实事求是；本刊
的追求是：“信史、实学、新知、美文”。真实是历史的生命。倘有虚饰，
即非本相；再加抑扬，更离科学。因此，本刊将真实视为最高准则。同时，
本刊也将力图再现历史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希望向读者奉献既新
颖真实而又斐然可读的作品。中国古代的史学杰作大都情节盎然，人物及其
语言高度性格化，这应该是我们努力继承的优良传统。当然，这一境界很不
容易达到，但是，我们“心向往之”。
生活是多样化的，历史作品的体裁也应该多样化。长篇宏议，固为繁荣
史学所必须，而札记、随笔、短论，亦为史学园地所不可少。因此，本刊体
裁不拘，风格不限，提倡量体裁衣，因材作文，能写短决不拉长，能轻松决
不故作严肃，希望既力避八股陈腔，而又不媚俗取宠，保持高雅的风格，示
人以清新活泼的面孔。
我们的老祖宗喜欢把历史比作镜子，说明中华民族很早就认识到历史的
重要作用。但是，历史的作用又不止是镜子。人人都生活在历史中，也都参
与历史的创造。了解历史，不仅有益于兴邦、兴业，而且也有益于立身处世，
提高作为现代文明人所必须具备的精神素质。因此，我们希望，历史能从史
学家的书斋中走向社会，走向民间。倘若本刊能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真实
性与生动性，使提高与普及相结合，发表的作品既对专家有研究之助，又对
一般读者有增长知识、智慧和道德、文化修养之效，则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唐朝的大诗人白居易作诗要使“老妪”都能明白，我们的史学作品能否做到
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呢？
… 95…
纪实，就不应虚构
近来，有一类书卖得很红火，就是所谓“纪实作品”。此类书，有的称
为“纪实文学”，有的简称“纪实”或“实录”，有的虽不标名号，但却以
各种方式暗示或明白地告诉读者，写的是真人真事，属于“纪实体”之列。
其内容，则以写中国近、现代史以至当代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
为主。有些题材，历史家还来不及涉足，但“纪实”作者们反应迅速，动作
敏捷，抛出了一本又一本著作。其题材之广泛，反映内幕之深入，发行面之
广，数量之大，都足以令人吃惊。
“纪实”热，反映出老百姓想了解历史的真相、现实的真相，这是一种
正常的愿望，正当的愿望。
“纪实”热，反映出我们的史学著作和新闻报道还不能满足老百姓的要
求。前者常常太枯燥，后者常常太简略，套话、空话太多。于是，“纪实作
品”或所谓“纪实文学”就应运而生了。
“纪实”好不好，当然好。它是新闻学和历史学的基础。不纪实，新闻
和历史从何而来！然而，既然称为“纪实”，就不应虚构：不应编造历史或
现实中没有的事件、情节，不应杜撰历史或现实中不曾有过的人物关系，不
应无中生有地添加人物对话，进行心态和场景描写。如果资料不够，想像来
凑，用虚构来填补历史或现实的空白，那怎么能称为“纪实”呢？
然而，现在的情况是，真实而不虚构的作品固然有，但虚构、半虚构、
部分虚构，真真假假，三分真七分假，或者七分真三分假的“纪实”作品也
不少。这类作品，大多标榜“史料翔实、丰富”，内容绝对真实，甚至比历
史学家的著作还要真实，有的还声称拥有独家掌握或鲜为人知的内幕资料，
写作上又比较生动。如此这般，不由你不信！不由你不掏钱去买！
这样，问题就大了。一般老百姓工作繁忙，又限于条件，如何有可能去
分辨真假？历史学家虽然条件较好，但是，当一种又一种“纪实”作品铺天
盖地卷来时，又如何能辨得过来！况且，许多“纪实”作品的作者又常常以
亲历者、知情人、访问者自居，你又怎样去一一核实？当代人搞不清，查不
明的问题，后人又如何搞得清，查得明？
于是，其结果就必然是：真假难分，误导读者；谬种流传，危害历史。
试看下列例子：
有一篇题为《邓小平七十年代的一次南巡》的作品，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