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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地方党部中取得了领导权或支配地位，为前期北伐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
大贡献。但是，中共当时正处在幼年时期，还不能制订出正确的战略与策略，
在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的影响下，右的、“左”的错误都有。中国共产党的
成长，还需要历史的长期磨炼。
国共两党分裂后，国民党内部经历了宁汉对立与合流等一系列复杂的变
化。北方的张作霖集团也粉墨登场，建立安国军政府，成为北洋军阀的末代
王朝。1928年，国民党内部的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大派系获
得暂时妥协。同年4月，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北伐。日本帝国主义不愿中国顺
利统一，悍然出兵济南，蒋介石下令部队忍辱绕道，继续北进。此时，张作
霖集团已经成了孤军，被迫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解决办法”，退出关
外。1928年6月，日本侵华激烈分子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同月，
南京北伐军和平进入北京和天津。自1912年袁世凯上台开始，长达16年的
北洋军阀统治终于结束。自此，中国历史即进入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党治”
时期。
为了写好这一时期的历史，我们尽可能地收集、研究了这一时期各方面、
各种类型的公私档案和文献，中国的、日本的、美国的、英国的、前苏联的，
只要我们力所能及，都加以收集、利用。我们认为，历史学的任务是记述、
揭示历史的客观运动进程，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在此基础上，解释、分析
以至评价历史。真实是历史的生命。客观的史实只能有一个，解释、分析、
评价却可能多种多样。写历史要尽量减少主观性，力争最大限度地符合实际。
历史学家要为读者，特别是后代的读者、研究者作出正确结论提供必要的条
件。基于此，我们将清理、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作为第一任务。我们不指望
读者完全同意我们的观点，但是，我们希望本书所阐述的史实能经得起各个
时代、各种读者的推敲和质疑。我们的写法是以叙述为主，适当加以分析、
评论，有时则只叙事实，不作评论。
历史是复杂的，历史上的政派和人物尤为复杂。中国戏曲常常喜欢将人
物脸谱化，忠奸分明，美丑立判。社会生活里也往往有类似现象，扬之则上
九天，抑之则入九渊。历史学不能采取这样简单化的处理方法，而要从历史
真实出发，写出历史的全部复杂性和多姿多彩的特点。为尊者讳，为亲者讳，
为贤者讳，固不足取，对反面势力、反面派别、反面人物所做的好事，视而
不见，一概骂倒也不可取。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是
为正道。北洋内阁是为军阀处理内政外务、治民理财的机构，本书在指出它
的这一特质的同时，也充分肯定它在“修约外交”中的作用。对北洋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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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民族利益的言行，本书也如实作了叙述。爱而知其过，憎而知其善，仍
然是应该提倡的科学态度。
忠于历史，实事求是，言所当言，既不为权势所屈，利害所动，也不为
派别所囿，风向所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历史学家写的虽然大都是过去
的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下笔时总不能不有所避忌。距离现实愈近，这
种避忌也就愈多。例如：过去讲共产国际，只讲其正确，不讲其失误，所有
的板子都打在陈独秀等人身上。又如，对1927年的南京事件，只讲帝国主义
炮轰，不讲此前中国士兵（包括北伐军散兵）对外人在宁机构、人员的抢劫，
而在中国军民死伤人数上，又采用当时为了宣传而大大夸张了的数字。如此
等等，例子不少。这样的写法，自然很难成为信史。
忠于历史，不等于迷信史料。人有片面性，史料也有片面性。因而，我
们在写作中，力求参稽、比较各方面的史料，加以淘筛分析，以求其真。譬
如报刊，既读革命一方的，也读北洋一方的；既读广州、上海出版的，也读
北京、东北、四川、河南等地的；既读国民党的，也读共产党的；既读中国
的，也读外国的。总之，史料掌握得多一点，全面一点，片面性就可能少一
点。有些史料，真伪混杂，就更加细心地加以考订鉴别。1927年，张作霖集
团查抄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事后将所得文件汇编成书。其中有篇文件，被
海外的有些历史学家视为共产国际指使中共制造暴乱和排外事件的铁证，但
是，也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这篇文件可疑。在编写本书过程中，我们已经查明：
此文是根据张作霖的指示伪造的，其他文件的翻译虽不可靠，但并非赝品。
苏联政府当时否认全部文件的真实性，不过是一种姿态。
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人。文学是人学，历史学也是人学。两种“人学”有
共通点，也有相异点。其共通点是都要求“人”有性格，有血肉，其相异点
是：文学家可以集中，可以想像，可以夸张，使用典型化的艺术手法，即鲁
迅所说的“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只要生活中可能有，而不
必求其实有。历史学家则不能像文学家那样自由，他所写的一切，连细节在
内，都必须是历史上实有的。历史学家要把人写“活”，只能依靠历史人物
自身实有的思想和行为。本书努力这样做了，但远未能将人写“活”。比之
中国古代的某些史学名篇来，我们于惶愧之余也有一点困惑，在当时的条件
下，古代的历史学家是怎样掌握那些使人物“活”起来的资讯的？
“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中国古代的史书大都讲求文采。我们当然也
希望自己的书能写得生动一点、活泼一点。但是，我们主张无一事无来历，
而且必须是可靠的来历。我们决不做因文伤真，以文害意的事。我们不敢以
想像来填补史料的空白，不敢想当然地猜度人物的心理和行为动机，不敢编
造细节来塑造人物，渲染气氛，那种以牺牲真实性来换取可读性的作法，不
是严格的历史学的方法。科学和文学有别，不加区分，会造成历史学的灾难。
写战争，可以从军事学的角度写，也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写。前者着重
兵力配备、作战过程和战略战术的运用，后者着重战场内外错综复杂的政治
关系和战场上的人物活动。本书企图将这两种写法结合起来，在大的政治背
景中表现北伐战争的各次主要战役。是否有当，尚祈读者鉴定。
近代以来，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日益密切，国内政坛的风云变幻常常和国
际舞台声息相关。为了深入地揭示这一时期列强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我们在
研读日本外务省文书、美国国务院档案、英国外交部机要文书和内阁档案上
下过较多功夫，因此，本书的相关论述也就多一点，希望它能帮助读者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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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许多重大外交机密。
唐人贾岛诗云：“十年磨一剑。”修史如同磨剑，不能急就。本书从准
备资料到定稿付印，已经超过十年。当然，其中插进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大
部分执笔者在完成初稿后也都离开了编写组，但是，我们用在这本书上的时
间仍然是不算很短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这样那样的遗憾，也一定会存
在某些疏漏的讹误。如果我们有机会读到台湾大溪和前苏联的档案，我们是
乐意进行一次大的修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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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访史录》序
历史和文学不同。文学可以虚构，表现生活中可能有、即将有或根本不
可能有的事物，需要充分展开想像的翅膀。一个想像力不发达的作家决不会
是一个好作家。历史则容不得想像。它表现已逝的过程，一切必须是曾经发
生过的，而且必须是信而有征的。一事不知，则一事缺如。没有可靠的根据，
历史家不能下笔叙述任何一个细节。有时，历史家也会作出某些推论，但是，
推论只是史家对历史可能性的一种分析，还有待于验证，不能视之为信史。
历史学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史料的特殊重要性。可以说，没有史料，就不会有
历史学。任何人，要写出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都必须下大功夫，花苦力气，
充分地掌握史料，单凭个人聪明，或单凭几条食而不化的理论原则，或者什
么新方法之类，都是无济于事的。
近十几年中，作者有几次赴海外访问的机会。所至之处，均以收集中国
近代史料为事。记得第一次去日本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时，对那里收藏的
大量日本近代名人档案发生强烈的兴趣，于是一意在其中淘筛有关中国的史
料，所获颇多。其后，又去日本外交史料馆和防卫厅研究所查阅，那两处的
有关史料之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古话，汗牛充栋了。我去美国访问时也有
同样的感受。由于韦慕庭（C。Martin Wirlbur）教授等人多年的辛勤工作，
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收藏有大量中国近代名人的口述历史及档
案。共中仅顾维钧一人，藏品就有9万余件。我原计划在哥大停留一个月，
一看情况，不得不设法延期。最后停留了三个多月，尽量减少其他活动，将
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都用来阅读，离去时还只能说略有涉猎。斯坦福大学的
胡佛档案馆收藏着宋子文、张嘉璈和许多美国来华人士的档案，其价值之高，
当不亚于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至于华盛顿D。C。的美国国家档案
馆和美国国防部、财政部等处，其收藏有关中国史料之富，当可与日本外交
史料馆相匹配。
国民党人在离开大陆时将大批重要档案移存台湾。国民党党史会系统的
藏于阳明山，原国民政府系统的藏于“国史馆”，还有若干档案分藏于“中
研院”近史所、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处。1996年，我应邀赴台访问，有机会在
上述单位阅读档案，发现那里的收藏相当丰富、完整，系统性强，史料价值
也高。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学人如果不能利用那里的档案，将是很大的缺憾。
近年来，台湾有关机构加强了历史档案的开放速度，国民党党史会的资料已
经开放到1961年，除了会议速记录之外，其他资料均可自由索阅，自己动手
复印。
近代中国和古代中国的不同点之一就是中国真正成了世界的中国，和世
界的联系空前地增加了、复杂化了。可以说，近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各种变化
无不与世界声息相关，互为因果。因此，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就必须认真收
集、研究海外的各种有关中国的史料，包括中国人散落、存放于海外的档案。
前些年，史学界曾经讨论过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从何处突破，我以为，认真收
集、研究海内外各种有关史料，应是造成突破的条件之一。如果有一天，日、
美、英、德、法等国的中国问题档案能充分利用，前苏联保存的中国问题档
案、共产国际档案、北京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中共档案、台湾保存的蒋中正档
案能充分开放的话，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面貌将焕然一新，许多扑朔迷离的历
史疑案将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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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许多国家或地区都把历史档案视为全民的共同财富，实行人人平等
的阅览利用原则，开放的程度都很高，利用也极为方便。有些档案，目前虽
不开放，但都有年限，到了年头，一定开放。那里的历史档案管理人员的职
责，就是为研究者提供最大的方便。日本外交史料馆和美国国家档案馆都设
有专人，为研究者详细地介绍馆藏状况，千方百计地为读者提供咨询服务。
有时候，在你离馆之后，他还会写信通知你，又新增加了什么与你的研究有
关的资料。我的一个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告诉我，为了保证所有的资
料都及时地、充分地为读者利用，美国国家档案馆甚至规定，馆内人员不得
利用馆藏档案写作 （有别的办法奖励那些精通业务，热诚为读者服务的专家
们）。我还听澳大利亚学者骆惠敏教授说过，他有一次去伦敦英国档案馆查
阅，工作人员告诉他，有关资料已被外交部借走。骆惠敏教授表示坚决要看，
结果，档案馆立即通知外交部，限期交还。我觉得，历史档案的开放程度可
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在这方面，我国似乎还有相当
的差距。
本书是作者海外访史的初步成果。有些文章，如《康有为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