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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第十八师团二千余人便于10月2日在山东黄县登陆。这样，袁世凯政府
便觉得“有助”于日本政府了，要求“放逐”、“引渡”孙中山等人的照会
正是在这一情况下提出的。
照会最后说：
以上三项内酌量实行，则于中政府此次助日，亦可表示日政府真诚互助之意。
这真是妙不可言的画龙点睛之笔。中国让出自己的一大片领土来任日军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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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厮杀，而日本政府则“逮捕”并“引渡”孙中山等“乱党”——这就是袁
世凯政府所指望的中日“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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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伪造
的孙中山“卖国协约”
袁世凯想当皇帝前后，曾经散布过几种宣传品，大肆攻击和诬蔑以孙中
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以笔者所知，有《孙文小史》、《黄兴小史》、《乱
党之真相》等几种。最近见到一种《中华革命党总理孙文与日本民党首领犬
养毅所结协约概略》，颇有点意思。
原件为毛边纸油印本，计20条。妙文难得，抄录部分条文如下：
一、中日两国，既属同洲、同文、同种，彼此自当互相提携，维持东亚和平。
二、中华革命党成功时，应与日本民党创制五权宪法，组织中日联邦。
三、中日联邦成立时，应尊日本国王为联邦皇帝。四、中日联邦成立时，中华应改民主为
君主，尊孙文氏 〈为〉中华国王。
五、中日联邦成立时，中日两国民党之劳绩卓著者，应由联邦皇帝叙爵赏勋。
六、中日两国与他国开战时，中华海陆军须受日本
政府之管辖，平时则否。
七、中华政府与他国有交涉时，须受日本外务省之指导。
八、中日联邦成立时，两国平时内政，彼此不得干涉。
以上8条，规定了两国的政体和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接着4条，规定“日
本民党”援助“中华民党”的义务，如：“凡中华民党，在日本者，日本民
党应请其政府格外优待”；“凡中华民党在中华有危险时，日本民党应请其
政府饬驻中领事妥为保护”；“中华民党当起事前后，日本民党应请其政府
接济军火及军费”；“中华民党当危急时，日本民党应请其政府助以兵力”
等等。其次6条，为“中华民党”应允给予日本的利权：
十三、中华民党成功时，应以满蒙一切特权让与日本。
十四、中华民党成功时，应割福建与日本。
十五、中华各行政机关，应聘日人若干名为顾问。
十六、中华路矿诸政，应许日人以投资之优先权。
十七、中华海陆军，应聘日人若干名为教员。
十八、中华各学校，应聘日人若干名为教员，并加日语科……
最后两条，规定中华民党不能成功时，日本民党，应请其政府位置中华民党
的重要人物，并说明协约发生效力的时间及修改的有关问题，不录。
笔者不想为孙中山作全面辩护。在还没有认识到必须“以俄为师”之前，
为寻找支援力量，孙中山确实对日本政府存在过幻想。但是，这份《协约》
却是地地道道的假货。
作伪者很费了一点心思。他知道孙中山和犬养毅关系密切，也读过孙中
山组织中华革命党时的《誓约》，因此懂得使用“创制五权宪法”一类的词
语。但是，作伪的痕迹仍然很明显，例证之一就是“组织中日联邦”。在中
国近代史上，康有为确实有过类似想法，但孙中山则从未有过。例证之二是
“中华应改民主为君主，尊孙文氏〈为〉中华国王”的条文。孙中山是坚定
的民主主义者，他怎么会想自己当“国王”呢！例证之三是所谓“应尊日本
国王为联邦皇帝”，日本只有“天皇”，没有“国王”，作伪者竟连这一点
常识都忽略了。
袁世凯为什么要制造这样一个伪件呢？大概是：自己想当皇帝，便说孙
中山想当国王，自己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便说孙中山与日本签订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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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这样就彼此彼此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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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对日 《秘密意见书》
在日本山口县文书馆所藏档案中，有一通段祺瑞致田中义一的函札，是
研究皖系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关系的重要资料。函称：
慨自庚申政纲失统，人怀异志，军权旁落，兵日加多，国困民穷，而曹、吴不悟，是以有
甲子戡乱之师。当时国人望予出扶危局，恳切推勉，至再至三，义不获已，始就临时执政。自
维国家多事之秋，民心厌乱之日，首宜安内以御外，节用以理财。是以从政之初，即召集善后
会议，用以解决一切善后事宜，同时即由该会议产出 《国民会议条例》。现正从事筹备，冀以
容纳多数政见，而收和平统一之效。其于临时期内建设者，有临时参政院、军事整理委员会、
财政整理委员会，而于裁兵、理财诸大端，皆国内老成优秀之士，无日不殚精竭虑，期底于成，
此亦予年来所抱安定内政之政策也。
贵国与我国唇齿相依，利害密切，允宜时时互相借助，以保极东和平。然亦宜亟谋两国经
济上之发展，速使商民得以及时恢复于灾惫之余，此为两国并立共存之机所不容缓者，想阁下
虑之熟矣。兹乘吉田总领事荣归之便，藉布区区，以慰远念，尚希时惠德音，以匡不逮。
末署“段祺瑞拜手，五月二十八日”。信中说：“从政之初，即召集善后会
议，用以解决一切善后事宜……现正从事筹备，冀以容纳多数政见，而收和
平统一之效。”据此，知此函作于1925年。
庚申，指1920年。当年5月，吴佩孚由湖南前线率兵北撤，同时联合奉
系军阀张作霖，向皖系挑战。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军大败，段祺瑞通电
下台。“政纲失统”，指此。甲子，指1924年。当年直奉战争中，冯玉祥的
国民军回师北京，推翻直系军阀的统治。11月，冯玉祥、张作霖达成妥协，
段祺瑞被推为临时执政。1925年2月，段祺瑞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召
开以军阀、官僚为主要成分的“善后会议”。3月至4月，先后通过《军事
整理委员会条例》、《财政整理委员会条例草案》、《国民代表会议条例》
等议案。4月21日，善后会议结束。本函即作于此后。
段祺瑞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由来已久。从 1916年起，他就曾派曹汝
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向日本大量借款，其中仅西原龟三经办的款额就
达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1924年上台后，又再谋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
致田中义一函正是为了这一目的写作的。信末附有 《秘密意见书》，它是段
祺瑞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物证。 《意见书》共分三部分，其中重要的是
第一、第三两部分。第一部分为 《执政府对外之政纲》，共四条：
一、保持国家人格，尊重国信；
二、维持国际平等国交；
三、联合日本，以确立东亚永久之安宁，预防世界未来之战乱；
四、泯除国民对日之误解及偏见。
当时，全国人民普遍要求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
权。段祺瑞上台后，即表示“外崇国信”，尊重帝国主义在华的各种权益。
本函再次表示“尊重国信”，奴颜婢膝之态宛然可见。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长
期推行侵华政策，中国人民昂扬着强烈的反日情绪，这种情绪是正当的、爱
国的，然而段祺瑞却称之为“国民对日之误解及偏见”，表示要加以“泯除”，
这实际上是在向田中保证，他的政府要大力镇压人民的反日爱国运动。
《意见书》第三部分为《执政府对日本之希望》，共五条：
一、对于上项内外政策之实施，希望贵国朝野之谅解，并予以实际上之充分援助，以期达
到东亚永久安宁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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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国提携，应自泯除国民误解入手，希望贵国对于以前之中日悬案，放弃目前小利，
出以公正宽大之牺牲的态度，挽回中国国民之同情，而谋两国国家永久远大之共同利益。
三、对于西原借款，依上列尊重国信之精神，于中央政府巩固时，谋正当之整理，希望贵
国当局及舆论方面，暂持傍观态度，免招各方之误解。
四、希望临时垫款五千万元，以充收束军事及建设新政府之用，并继续周旋善后大借款四
万万元，以充整理内外各债及全国统一善后之用。
五、希望投资共营煤铁等矿业。
段祺瑞上台后，政权并不巩固。这五条，反映了他急于取得日本帝国主义政
治和经济支持的迫切心情，也反映了他对自身地位不稳的忧虑。日本帝国主
义的侵华政策往往是赤裸裸的、不加掩饰的，表现出极大的贪婪性。段祺瑞
要求日本政府“放弃目前小利，出以公正宽大之牺牲的态度”，正是要求田
中义一对这种侵华政策加以粉饰，使之带有欺骗性，从而“挽回中国国民之
同情”，维护中日两国反动统治者的“永久远大之共同利益”。由于西原借
款旨在独占中国主权，支持段祺瑞扩大内战，早已声名狼藉，但段祺瑞仍然
表示，“于中央政府巩固时，谋正当之整理”，不仅如此，段祺瑞并力谋通
过田中，获得四万万五千万元的新借款，其数量之大，令人惊愕。不过，大
概正因为数量大，皖系又已成了风前之烛，日本帝国主义不敢贸然投入这样
大的赌注。此函去，不见下文，大概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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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出宫、胡适抗议及其论辩
溥仪出宫本来是1912年制订的清室优待条件规定的。此项条件共八款。
其第一款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变。中华民国以待各国君
主之礼相待。”其第二款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百万两，俟改铸
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其第三款规定：“大清皇
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当时不
少革命党人就对这一优待条件表示不满，认为“存废帝之名，辱我民国；糜
四兆之款，吸我利源”，它“貌袭文明，实伏乱源”，要求修改或推翻。孙
中山虽同情这一主张，但因客观条件限制，无力改变。民国初年，清室曾经
有过按优待条件搬往颐和园的准备，但因感到袁世凯无相逼之意，也就在紫
禁城里住下来了。此后，经过张勋复辟，社会上不断有人呼吁废除溥仪尊号，
令其出宫，但历届北洋政府均意在优容，这就使得溥仪在“黄圈圈”里继续
做他的小皇帝。这种情况，直到1924年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后才得以改
变。当年11月4日，黄郛摄政内阁会议通过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其主要内容
为：“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权利”；“每年补助清
室家用50万元”；“清室按照原优待条件即日移出宫禁，自由选择住居，但
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次日，溥仪被迫出宫。有关情节，电视剧《末代
皇帝》有很多生动的表现。
废除溥仪尊号，令其出宫一事得到了社会舆论的普遍赞扬。章太炎致电
黄郛等人，誉为“第一功”。他认为，溥仪身在“五族共和”之中，而妄行
复辟，制造内乱，本应受刑事处分，现在饶他一命，令其出宫，“仍似过宽，
而要不失为优待”。孙中山也致电冯玉祥，认为“复辟祸根既除，共和基础
自固”。即使是溥仪本人，虽然满肚子不高兴，也不得不在对记者谈话时表
示：“余极愿为一自由之人，长此困守深宫，胥为礼法束缚，余甚难堪。此
次出宫，为余夙愿，今始克偿，故并无其他不便之感。”但是，出人意料的
是，被认为是“新文化领袖”和“新思想代表”的胡适却提出了抗议。11月
5日，胡适致函外交总长王正廷，内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