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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一枝烟，边抽边对自己说：这是测验；他们事先布置了对我的考察，这是明摆着的，我要做一项他们不曾做过的分析工作；我必须保护自己的生命，我要让他们明白，我会做他们不会做的事。而我确实能够做他们做不到的事。我之所以能在舒伦堡手下活下来，就是因为他们公认我有“清晰的头脑”我可以对旅队长感兴趣的问题作出清晰的解释；我先有一个设想，然后往这个设想里充实情报。许多分析人员的悲剧就在于，他们陷入源源不绝的情报而不能自拔，不由自主地被它牵着鼻子走；正确的做法正相反，应当把情报组织成观念，让它从属于自已；当然，任何一个真正的观念部必须是狂妄的，只有这样它才能使人感兴趣，没有才气的玩意儿无法激起任何人的热情；杰克博斯是个易于激动的人，这从他的言谈举止上，从他对回答的反应上，从他的动作和天生的幽默感上都可以感觉得到，这就像钱一样，不管你如何努力，如果你有它就总会有，如果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我要给他们具体的事实，我要把这些东西挖掘出来，这是困难的，但却是办得到的，百分之七十的重要情报是从公开来源中汲取的。然而，为了搞清楚哪些问题是他们感兴趣的，我必须为自己编一份大事记，在这几个月里我中断了天天进行的对发生的事情的分析，而正是这些大事决定了世界的面貌。政治家一旦丧失了情报．会比任何人都快地失去正常的工作节奏。
丘吉尔在富尔敦的讲话是悲剧性的，这是一个没有情报依据的构想，它完全是主观的，因而也对非职业人员具有诱惑力；真正的职业素质应以能估算冒险的代价和可能性为基础；感性的东西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它能带来留时的好处，但却会导致未来灾难性的后果。这种倾向性言论的后面一定有某种势力？是什么势力？银行？那些银行呢？
康采思？谁的呢？一些利益集团，他们有能力摆布某个人，对处于社会利益焦点上的个人加以支配；当你逐步了解这些集团隐秘的社会利益机制时，历史就显得人格化了。作家和艺术家生前可能不被承认，死后却荣耀加身；学者生前可能被同代人摈弃，但他的思想却将在他不复存在时显出光辉，于是世世代代都纪念他，抬高他的声望；难道像邱吉尔这样的政治家之所以追求最广泛的知名度仅仅是因为人们期待他讲话，致于这讲话是英明的还是荒谬的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所有的人都在听，都在议论？！
施季里茨在晚十一点结束了第一个工作日，公司大楼里已是空空荡荡，只有一个值班员坐在电话电报房里；他从施季里茨手里接过了钥匙，让他在出入簿上签了字，向他道了声夜安，就又一头扎到电视机前，电视里正在播放“列阿利”（马德盟）队与阿根廷国家队的足球比赛。
在住所里施季里茨脱下衣服，往澡盆里放满水。心想，我好久没在这样的洗澡间里泡上一泡啦，这简直是一种享受，不是吗？一个人能有多少奢求？他妈的！
他躺入绿色的水里，把手垫在脑后，身体松弛下来。
……施季里茨——尽管称为伊萨耶夫更准确一些，然而称作弗拉基米洛夫或许更确切——一生下来就是幸运的，在他受教育的环境中是以知识水平，思考能力和对民主、友爱、平等的信仰程度来决定一个人的价值、富有和份量。
那还是在苏黎世的时候，他的父亲，马尔托夫的朋友和追随者，在回俄国之前（他们是在“伊里奇派”之后回去的），问弗谢沃罗德（那时谁也想不到，在1921年捷尔任斯基是用这个化名来称呼他，这个化名一直用到1927年，然后是“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伊萨耶夫”，直到缅任斯基给他取名为“施季里茨”）：“你可曾思考过‘百科全书’这个词汇现象吗？”
“没有。”
“那我就算白说。”
“讲讲吧，爸爸。”
“古希腊人把这个词定义为以缩略方式包容全部人类知识的咨询性著作——要特别注意，是以缩略的方式。为什么？因为要把人类提出的所有思想编成一部全面的参考书是不可能的。法国大革命为什么会与狄德罗，与这个百科全书之父联系在一起？就因为他是第一个总结了以往几千年的经验，把人类知识汇集成一种科学圣经的人。这是思想的火山喷发（在这次谈话过了40年之后，当施季里茨听到“信息爆炸”的说法之后，他想，父亲的话与这个说法是多么接近啊！……）要学会在阅读中思考，不要随声附和，要看到言外之意，补充作者的叙述，为一个词而赞叹，为一个含混不清的短语而义愤填膺……”
每当施季里茨坐到书籍、参考手册和报纸、杂志、文献档案前的时候，他总是想起父亲的话、因为正是父亲教会他与无言的读伴融为一体，倾听字里行间的声音，犹如听人谈话一样，想象着言外之意，在阅读的基础上大胆地提出自己的假设，不断地抛弃自己的假设和重新建立新的假设。
……次日，在品尝了一杯安赫尔君的咖啡之后，施季里茨就开始着手构造一幅世界蓝图，这是他失去重要信息的几个月期间的世界图景。
历史是一门复杂的科学；甚至几分钟以前发生的事已经成为历史；它是多么令人惊奇地将词汇、思想、事件、人物及利益都浓缩在一起啊！要从这世代沉默的声音里截取出决定事件高潮的因素——这高潮不是一年或一天，而只是一分钟，这是多么困难。须知正是在这一瞬间里有像列宁和爱迪生、克列孟梭和居里、劳合·乔治和高尔基、爱因斯坦和佐丽娅、苏里科夫和兴登堡、卓别林和斯克里亚宾、威廉二世和托马斯·曼、杰克·伦敦和安娜·巴甫洛娃、维特和夏里亚宾、孙中山和齐热夫斯基这样的巨人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思考，发表演说，签署文件、创作交响乐或构思公理体系。而假如允许光阴之箭去掉年与日的循环，那么决定历史同一瞬间的将是加皮察和尼尔斯·玻尔，罗斯福和加琳娜·乌兰诺娃，希特勒和奥本海默，邱吉尔和拉赫玛尼诺夫，斯大林和弗希特万格，希姆莱和艾迪特·比阿夫，帕斯捷尔纳克和普里斯特利，毛泽东和萨尔瓦多·达利，艾登和马列谢夫，毕加索和普罗柯菲耶夫，爱伦堡和戴高乐，柯罗廖夫和海明威，库尔恰托夫和索默斯特·毛姆……
当施季里茨从19455月1日，从他置身生活之外、被抛入八个月的死寂和黑暗的那一天开始分析历史现实的时候，他开始明白，那根联结历史的，连绵不断而又可知不可见的红线已经延伸到决定今天事件的那些日月，决定着世界的发展。
其中有一件事不仅影响了华盛顿和拉丁美洲的现状，而且也影响到这里．比利牛斯山脉南部的现状，这就是1945年2月在墨西哥首都附近的查普德庇克城堡召开的美洲国家组织会议。
施季里茨把与1946年事件有关的文献放在一边，转而研究战时的报刊并把所有在西班牙和北美出版物中能搜集到的材料都集中起来，《华盛顿邮报》记者吉伯·埃利斯顿的报道是对会议进展情况的最好说明，施季里茨在他提供材料的基础上作出了自己的分析。他尤其注意当他奔波于柏林和苏黎世之间，为破坏希姆莱与杜勒斯的单独解和而努力时在墨西哥所发生的事件，他越研究越感到忧虑，因为查普德庇克会议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与杜勒斯及他的幕后人的设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和他的助手纳尔逊．洛克菲勒及克莱顿所把持的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什么？
如果抛开辞令的外壳和外交上的造作，那么就可以明白地看出，华盛顿从拉美国家身上得到的主要收获如下：承认美国在南美大陆的主导作用（这对于华尔街反对伦敦金融大亨的斗争是必不可少的），美洲大陆各国军队建立统一的统帅部以及签署了该大陆各国不受侵犯的条约。
“谁会侵犯？”施季里茨马上反问自己。当时谁能进攻？希特勒败局已定，第三帝国的覆灭在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会战之后就已势态明朗。日本会进攻吗？这也是不可能的。失去了“三国轴心”它还能做什？一些国家虽然力量稍强，但若与全世界作对却也力不从心，它们还能进攻淮呢？
看来，可以看作法律——行政一体化的泛美组织已经被新建立的军政组织所代替，它与即将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的宪章是显然对立的。
谁是这个计划的幕后人？华盛顿操纵的南美大陆军政联盟对华尔街的哪些公司有利？是到墨西哥去的洛克菲勒吗？无疑有他在内。还有谁？
反对这个计划的又有谁呢？
施季里茨还弄清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美国已经准备好了一个顺从自己意志的集团，他们的表决权在联合国占绝对多数，利用这个多数就完全可以操纵那些企图在将来决定世界政治的国家的利益。
施季里茨还弄清了美国与阿根廷的关系这样的复杂问题，当时的阿根廷政权不可避免地要落到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的崇拜者，受过德国军事教育的庇隆上校手中，庇窿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对于美国政治家拉拢布宜诺斯文利斯的秘密活动不会没有充分的认识。国务院的专家们准确地抓住了上校敏锐的自尊心的同时，也没有忽视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的经济潜力和独特的民族性格，因此，在有关与布宜诺斯文利斯的关系的决议中（阿根廷是唯一没有派代表去墨西哥开会的美洲国家）委婉地表示，希望庇隆的追随者们在有关对轴心国作战的问题上使自己的对外政策与其它国家的政策相一致。决议的措辞克制而殷勤，尽管阿根廷是南美唯一继续与第三帝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希特勒的书照常在《ABC》商店发售，电影院的银幕上照常放映第三帝国的影片，戈培尔的《人民观察家》报与《华盛顿邮报》、《人道报》、《普韦布洛》报一起在书亭出售，而里宾特洛甫的大使也照常举行有阿根廷当局高级行政官员参加的招待会。
为什么要围着阿根廷大跳华尔兹呢？斯退丁纽斯解释说，没有这个共和国加入美洲的兄弟联盟，西半球一体化的设想就有可能遭到破坏。然而，事实上并非这个原因使各国在查普德庇克一致同意了这个决议案。事实上是智利、巴拉圭，乌拉圭这些国家害怕北方“兄弟”无限制的经济扩张，而正是阿根廷与大不列额的金融界保持最紧密的联系；像通常一样，数的法则发生了作用——多多益善，华盛顿与伦敦的矛盾（虽然用同一种语言，文化相近，但印制的货币却不同！）使南美各国可以在大国之间纵横裨阖。况且圣地亚哥、蒙得维多、亚松森当局知道，庇隆并不打算成为德国的牺牲品，因此，第三（金融）势力受到了保护，而且是更为情愿的，主子们忙着打仗，奴隶们就好歹还能活下去，总能找到个靠山。
1945年3月末布宜诺斯文利斯回答华盛顿说，阿根廷赞成泛美会议的决议，并且为了“一致反对任何国家对任何美洲国家的侵略行为之目的”宣布与大日本帝国处于战争状态，同时也对德国宣战——但不是作为敌人，不是作为第三帝国，也不是作为凶恶、恐怖的强国，而仅仅是作为美国在各大洋的主要敌人——日本的盟友而对之宣战。
这种手腕使华盛顿把阿根廷硬拉进联合国，达无疑是奉劝人们与公然声称对轴心国怀有好感的国家的代表同室共处，在一间大厅里会谈，也使国务院可以触动一下阿根廷，鉴于1946年是这个国家的大选年，而该国的大多数居民又都明确赞成与那些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决定性贡献的强国保持友好关系，布宜诺斯艾利斯就应与它认为有必要的国家确立外交关系。
由此，施季里茨懂得了，在1946年春季，政治海洋的表面出现的不过是小小的暗礁，而由巨大的山峰组成的火山岩确则被一望无际、寂静的波浪所掩盖着。
查普德庇克会议在美国的压力下没有讨论拉美国家与亲法西斯的西班牙的关系问题，鉴于这个特别的原因，施季里茨把这次会议作为他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随后他就转而研究纽伦堡审讯纳粹战犯的速记记录，试图从中找到使他更感兴趣的东西。
他的目光停留在苏联代表鲁登科对凯特尔元帅的审讯记录上，他特别注意到对话中有关战俘处理的段落。
鲁登科：卡纳里斯上将在1942年11月15日的报告中提出要大规模杀害苏军战俘并且说必须坚决执行这种意图。您对卡纳里斯致您的报告中的观点表示过赞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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